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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新刑事古典主义在英美国家的兴起
作者:冀莹    文章来源:刑事法评论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7/6/21       ★★★
 对于英美法系国家尤其是美国与英国近年来刑事政策的发展,我国学者多认为其呈现出“轻轻重重”的两极化趋势,并且总体偏重。[1]不过,多数文章仍停留在对相关法律法规的总结与陈述层面,并未深入探讨该刑事政策形成的社会背景、理论演变、社会影响和经验教训,导致我们认识上的单一化与平面化。本文拟以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英国以及加拿大的刑事政策发展为线索,立体地展现此趋重式的两极化模式。趋重式刑事政策的产生伴随着英美国家现代新刑事古典主义(以下简称“现代新古典主义”)的兴起,是刑事客观主义的胜利,是功利主义一般预防论的回归,是对过往刑罚轻缓化的修正。“轻轻”与“重重”也并不是简单的累加与并列关系,而是在普遍趋重模式主导下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互补与平衡,这其中所折射出的制度博弈、法律问题以及现实危机一直是近年来西方学者探讨与批判的关键所在,能够给我们的刑事司法实践以参考。
  本文第一部分对美国与英国刑事政策的趋重化进行概述,并阐释其产生理论背景“现代新古典主义”的基本理念及核心内容。现代新古典主义是对早期古典主义的延续,坚持刑事客观主义与“应得惩罚”论。但由于其“生成于犯罪形势日益严峻的社会背景”,并经历了实证主义在犯罪控制上的失利,与早期古典主义相比,现代新古典主义更“侧重于保护社会的刑事价值理念”
[2],尤为关注刑法的社会控制作用。因此,现代新古典主义还同时强调刑法的一般预防功能,并认为责任是一种法的非难,以进一步适应社会的功利性发展需要。第二部分将详细解析现代新古典主义产生的社会背景,包括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社会形态的转型,以及在此环境下实证主义的相对衰落地位。现代新古典主义的产生是在安全保障需求推动下对四五十年代实证主义垄断地位的修正,不仅在某种程度上化解了当时的社会危机,满足了民意需要,使得西方国家90年代犯罪率均出现了下降趋势,还进一步维护了刑事客观主义在刑事责任配置原则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并促成了趋重式“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但是,在此影响下,社会控制的日益趋重与严密也存在严重的负面效应,本文第三部分就将剖析这一转变在实践操作中的合法性危机:刑法刑事政策化与刑事政策刑法化不仅导致了公民自由空间的限缩,并可能进一步加剧社会不公。最后阐释英美法系国家趋重式刑事司法的发展历程对我国可能的现实启示。
  一、现代新古典主义的兴起
  现代新古典主义的兴起是英美国家刑事政策趋重的理论基础。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英美国家在刑事司法领域开始重新回归古典主义的基本思想,并在政治右翼现实主义的影响下,主张采取直接、现实且科学的方法来认识与控制犯罪现象
[3]现代新古典主义整合了古典主义报应论与一般预防论的核心观点,一方面认为实证主义对犯罪原因寻求终极解释、以人身危险性的大小为标准对犯罪人进行矫正复原是不合理且不现实的,应回归正义模式恪守责任原则,因此坚持客观主义和报应论。一方面提出应进一步强化刑法的一般预防效果,吸收了主观主义的合理因素,在不法层面关注行为人的主观因素,并在责任论上主张行为责任与法的责任论。
  在内容上,现代新古典主义具体体现为刑事客观主义回归,刑罚的对象是对法益的侵害而非单纯的人身危险性,且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作为刑罚设定的主要标准,犯罪人人格对定罪量刑的影响被大大弱化;刑法的一般预防作用进一步取得独立地位,并与报应论相互补充,使得刑罚加重且使用范围扩张,监禁刑的震慑作用被得到重新重视;以及摒弃实证主义的社会责任论,践行行为责任论与法的责任论。
  (一)刑事客观主义的回归
  现代新古典主义的理论内核是刑事客观主义的回归。刑事客观主义(或行为主义)的回归终结了矫治复原理念的黄金时代。
[4]此时的刑事审判不再理想化地矫正行为人、试图改造社会,而是现实的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以有效实现犯罪控制;不再以人身危险性作为刑罚处罚对象,而认为避免法益侵害才是刑法规范的客观目的;不再主张对犯罪动机、犯罪人人格进行挖掘,而是坚持行为刑法,以犯罪行为的严重性为标准直接进行定罪量刑;不再倾向不定期、个别化的治疗手段,而是转向有计划的确定性的刑罚、监禁与隔离。
  早期的刑事古典学派又称为客观主义、行为主义,重视“行为”本身的定型化、类型化,认为对于犯罪的处罚,应该与抽象人的抽象行为所引起的实害大小相对称,并坚持通过法律的稳定性、确定性维系法治的基本原则。但在19世纪后半期随着古典学派所构建的自由国家观被福利国家所取代,刑事客观主义受到主观主义的挑战和冲击。刑事实证学派的主观主义围绕“行为人”展开,主张考虑犯罪人独特的危险人格以及将来复归社会的可能性,对不同犯罪人分别实施个别化的处遇措施,并根据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构建出一系列超规范、多元化的治理机制。
[5]虽然主观主义并未能在犯罪论上撼动客观主义的地位,但在刑罚论上,主观主义思想是刑罚社会化的理论基础,推动了刑罚轻缓化的进程,并成就了英美国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矫正机构、治疗中心和复归计划的盛行。
  如果说实证学派的主观主义实现了从行为向行为人、从外在向内在、从结果到原因的转变,在70年代晚期重新兴起的刑事客观主义则是又回到了外在的、作为结果的“行为”。
[6]首先,现代新古典主义下的客观主义坚持人的自由意志论,反对决定论,认为犯罪人应当遵守社会的游戏规则,为自己的自由选择负责,得到应有的处罚(just deserts)。并且犯罪行为是一种恶,而非心理偏差,犯罪行为的性质和严重程度与相对轻缓的矫正治疗措施并不相协调。其次,回归客观主义的正义模式,认为刑罚处罚的对象应是法益实害或实害的可能性,法益侵害而非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是不法的基础,以防止主观主义所可能导致的法治风险,如进行量刑规范化改革,制定量刑指南,放弃绝对不定期刑,主张对监禁的确实执行以限制司法肆意,并同时明确刑罚的执行幅度保持法官裁判上的弹性等。再次,重新关注犯罪人的外在行为。由于实证学派的实践证明转变犯罪人的态度与人格不仅容易造成司法不公,且在操作上存在障碍,最终效果也难以评估,客观主义明确了其现实主义立场,开始减弱对犯意、动机、心理等意识的深度考量,终止对犯罪人犯罪心理形成过程的追溯,要求直接根据客观的犯罪事实定罪量刑。最后,“行为”不仅是法官审判、批准减刑假释的主要标准,在矫正机构也成为采取矫正复归措施的关键性依据。专业人员也不再去探究弗洛伊德式的犯罪人的“本我”与“超我”等理论问题,而是直接根据客观行为进行精算统计,制定矫正计划。[7]可见,此时的刑事司法一方面坚持客观主义、行为刑法,通过恪守法益侵害论来限制刑罚的使用范围,体现了刑事客观主义对主观主义的胜利,一方面也充满了浓郁的功利主义色彩,控制目的明确,采取更为实用的惩罚措施来替代矫正复原项目,甚至会仅仅为了监控、隔离而将监禁合法化。
  (二)一般预防功能的强化
  现代新古典主义的重要标志在于刑法一般预防的地位日益提升,在坚持报应论的基础上,将一般预防与报应论结合起来。“国家通过刑罚将痛苦和损害施加于犯罪人作为一种回报,以实现法律的正义和恢复被破坏了的秩序。”
[8]同时,现代新古典主义认为刑法更具有一般预防的威慑功能,不仅出台了一系列以一般预防为首要目的的刑事法律法规,普遍提高了刑罚的严厉程度,在不法层面也更多地以行为人的主观意思作为判断标准,在潜在上扩大了刑罚的处罚范围。
  第一,刑罚的使用范围扩张,监禁刑等刑罚处罚加重。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英美一反五六十年代以矫正复原理念为核心的轻缓化司法理念,刑事政策趋向强硬、排斥与隔离,以增强威慑效果。
  在美国,针对毒品、暴力、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犯罪等,政府采取了严厉的刑事政策。以《1968年综合犯罪控制和街道安全法》的实施为标志,立法的价值取向由保护犯罪人权益向保护受害人倾斜。之后的1970年《控制有组织犯罪法案》和《预防与控制毒品滥用综合法案》,以及1994年颁布的《暴力犯罪控制及执行法》都加重了刑罚处罚,极力扩大监禁刑的使用范围。
[9]2001年“9·11事件”以后,小布什政府签署了以《爱国者法案》为代表的诸多反恐法律,更是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继续扩张国家权力。英国虽国情与美国不同,但也实施了众多法律政策以“重塑法治”、维护秩序。[10]如《1982年刑事司法法》倡导将更多罪犯送人军事化的拘留中心进行短期监禁,同时要求地方法官在处理部分少年犯案件时也采取强硬立场。《1988年刑事司法法》一方面赋予检察官在认定法院量刑过轻时的上诉权利,一方面剥夺了辩护方对陪审员的无因回避权。[11]《2007年预防严重犯罪法》规定了“预防严重犯罪法令”,对于意图实施、教唆实施或协助实施拐卖人口、卖淫、抢劫、诈骗、贪污腐败等严重犯罪的犯罪嫌疑人,适用最高不超过5年的刑事处罚及无限额罚金。
  第二,功利性一般预防取代特殊预防成为刑法的功能之一,行为的危险性落实到刑事法规范之中成为归责根据,不法越来越多地通过行为人的主观意思进行判断。但此时的不法并不是将刑事责任的基础建立在单纯的人身危险性或法敌对态度之上,而是在坚持主客观相统一的立场上,更为强调主观要素对于不法的独立价值。例如英国的《反社会行为令》(Anti-social behavior order)、《重罪预防令》(Serious crime prevention order),分别对实施了反社会行为、或准备实施、帮助、教唆实施恐怖组织犯罪的行为人规定了不同的量刑幅度,主观的犯罪目的成为定罪的关键性要件。
[12]再如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都设立了针对危险行为人的预防性监禁制度,如果存在证据证明恐怖分子、有性犯罪记录的行为人有可能要实施犯罪,法庭可以判决对其进行一段时期的拘留并决定是否予以监禁。可见为了犯罪预防的需要,行为人行为的主观方面在决定不法中的地位日渐重要,具有增强社会防卫的性质,扩大了刑罚处罚范围。并且,不法层面的主观化与客观主义的回归并不相矛盾,其并没有放弃客观主义与行为责任原则,而是在坚持法益侵害论的范畴内,整合主观主义的部分观点,凸显行为人的行为无价值。同时,主观不法虽然强调故意、过失等主观面,但并不是通过科学、实证的手段对犯罪人的动机、心理进行挖掘,因此与实证主义所坚持的主观主义也大相径庭。
  第三,一般预防还作为公共政策制定与执行的核心内容,重塑了英美国家公众的日常生活。预防理念通过家庭、社区以及国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目的在于重建道德、秩序以及社会规训。尤其在美国,与刑法的公共政策化同时发生的还体现为公共政策出现了刑法化趋势,就有学者激进地指出,美国政府是通过犯罪预防与控制这一手段进行综合社会管理的。
[13]“三振出局”(Three-strikes laws)[14]、破窗理论(Broken windows theory)[15]及“零容忍”政策(Zero-tolerance policy)[16]实施以后,越来越多的社会事务通过安全保障诉求来证成,防范理念影响到家庭、学校、社区、工作场所等各个领域:如在犯罪多发区的学校不断加强校园警戒,实行零容忍政策以及校内监禁措施,满足学生以及家长的安全需要。在工作场所,雇主通过强化犯罪预防目标来增强对员工的控制,禁止暴力、毒品和性别歧视,并通过与雇员签订合同明确规定监控措施和惩罚手段以远离犯罪威胁等。[17]
  20世纪90年代由“风险社会”理论衍生而来的“风险控制”思想更是进一步促进了犯罪预防理念的盛行。虽然此时仍然采取针对危险人群如累犯、暴力犯罪人、性犯罪人的特殊处遇,但已不再是对其进行治疗、矫正与感化,而是将其视为风险来源,施以不同程度的盘查、监控甚至拘禁。[18]政府更是积极运用各种精算工具和风险侧写技术确定风险源和风险程度,以在事先采取风险防范措施,预防未来犯罪。
  (三)刑事责任论的转变
  现代新古典主义的另一表现是在责任论上回归早期古典主义,在责任非难的对象上,坚持行为责任论(又称意思责任论);在责任成立的根据上,倾向法的可非难性,类似于大陆法系的规范责任论,并以符合公众正义观念的原则对立法与司法进行修正。
[19]客观上讲,英美法系刑法与大陆法系不同,并无系统的刑事责任理论。在犯罪构成上一般采用双层结构模式,将犯罪成立分为本体要件(行为和心态)和责任充足要件,以合法辩护的形式来充实刑事责任条件。[20]但是从其近年来的刑事司法实践,我们仍然可以归纳出责任认定中的现实转变。
  首先,现代新古典主义认为责任非难的对象应当是犯罪行为而非行为人,社会性危险性格与人格不是刑法谴责的对象。性格责任论中的责任是一种基于危险性格而必须承受社会防卫处置的地位,事实上承认了或正当化了超过责任范围的保安刑或保安处分。
[21]人格责任论将人格要素及其背后的人格形成过程视为责任非难对象,可人格要素不仅难以确认,也可能造成过度的刑罚干涉,同样存在过分侵犯个人权利与自由之嫌。[22]因此,现代新古典主义坚持行为责任论,这与其客观主义的主张一脉相承。
  其次,刑事责任成立的根据不是实证主义所主张的社会责任论,而是法的责任论,以提高法律的规训作用,增强刑法的社会控制效果。第一,个人存在意志自由,刑事责任是犯罪行为人的应得处罚。犯罪人承担责任的依据在于其犯罪行为所体现出的主观可谴责性,即非难的根据在于形成各类行为之主观意思。例如在美国,法学会采用了“应得惩罚”观念作为模范刑法典的支配性刑事责任配置原则:新修正后的模范刑法典将“实现公正”作为量刑的首要标准。并且,在多个案件中,法院也将犯罪人主观应受谴责性的轻重作为基本的量刑依据。
[23]在英国,《2003年刑事司法法令》把报应论作为五个量刑原则之一,但在第143条第1款中将犯罪人的可谴责性作为量刑的主要标准,并明确提出坚持比例原则。英国审判理事会于2004年出台的量刑准则在“犯罪行为的严重性”一章,也特别强调“行为人在特定案件特定情境下的可谴责性应是判断犯罪行为严重性的首要因素”。[24]第二,责任是违反命令或禁止而为行为时,就该行为对行为人加以法的非难。非难,应是规范上之非难,而非道义之非难,但主张法律规范同时应考虑普通公民的道德标准和正义理念。这样不仅明确地回应了社会大众对于法秩序确认的需求,诉诸一般人规范意识的觉醒,也符合公众的价值判断,与认为“刑罚的轻重与反映在报应观念上的应当受到的惩罚的轻重相适应”的观念刑存在相似之处[25],重新彰显了刑法的道德权威性。第三,虽然在英美法系中并未存在期待可能性理论,但在英美刑法犯罪构成的本体要件之外的责任充足要件中同样体现了期待可能性理论的旨趣。合法性辩护理由可以阻却犯罪构成要件,如行为人患有精神病,或者受胁迫,或者非自愿醉态,则不具有期待其为合法行为的可能性。[26]因此,刑事责任的认定不仅需要考量主观要素,对于客观要素(实质的期待可能性)也需一并进行规范性考量,与单纯的心理责任论存在差距,与目前大陆法系的通说规范责任论则较为类似。
  文章的第二部分将对现代新古典主义产生的深层社会原因进行全面解读。现代新古典主义的出现是为了解决西方晚期现代化阶段的社会危机,迎合了日益高涨的公共安全诉求与社会控制需要,同时也因刑事实证主义自身理论的不足与主导地位的衰落,促成了趋重式“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以及一个更为多元化的刑事责任配置体系。
  二、晚期现代化社会的现实危机与刑事实证主义的衰落
  现代新古典主义的兴起主要基于两大社会原因,一是20世纪70年代后期西方社会进入晚期现代化(later-modernity)阶段,犯罪率大幅度提升,民众的安全诉求与日俱增。对犯罪控制效果的追求成为推动这一变革的关键性力量;一是刑事实证主义的地位相对衰落,五六十年代的实践证明其自身问题重重,且难以有效化解当时的社会危机,使得法治的意义被重新强调,刑事法领域在短时间内重新回归客观主义的正义模式。
  (一)晚期现代化社会的现实危机
  晚期现代化社会独特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模式,带来了不安、风险等社会问题,成为现代新古典主义兴起的时代背景。以大卫·加兰德(David Garland)为代表,英美学者认为处于转型时期的西方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经济由福特主义向后福特主义过渡,劳动力市场结构调整,失业人数增加,收入差距拉大;网络电视等大众媒体对公众的引导力扩大,专家知识受到质疑,权威自上而下的决策越来越难以维系。再加上城市生态系统的改变,造就了更多的犯罪机会以及更多的潜在受害者群体,社会动荡不安且控制力度减弱
[27],民众强烈要求强化社会控制,增强责任承担,回归规训的、安全有序的社会。[28]这一诉求直接作用到刑事政策的制定层面,使得英美政府转向更为强硬的刑事政策,导致控制与预防犯罪这一目标在更广范围上影响了政治决策与法律生活。例如在美国,民众尤其是中产阶级对犯罪的恐惧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公共政策的走向,前文所提到的“零容忍”政策、三振出局法,以及同时期的《梅根法》《性侵罪犯危险性法案》[29]等都不同程度地加重了对严重暴力犯罪的犯罪处罚力度,以平息公众不满并证明政府惩治犯罪保护公众的决心与能力。[30]可见,社会转型阶段,适应新时期的有效社会政策还处于摸索之中,但基于解决社会问题的迫切需要,英美国家社会政策的制定愈来愈政治化、民意化,使得控制、谴责与排斥成为刑罚思想主流,刑法的作用也主要体现为通过惩罚与监禁去及时回应公众对报应式刑罚的需要、通过确定的刑罚来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由此导致刑事司法体系以及刑事责任配置原则发生相应变革,出现了客观主义的转变,现代新古典主义应运而生。
  但是单纯的报应刑并不能满足犯罪预防的客观需要,因此以应得惩罚为基础,现代新古典主义同时吸收了目的刑论的部分思想,不仅提升刑罚的严厉程度以增强一般威慑效果,还开始更多地以行为的主观要素为标准来判断不法,对于主观目的犯罪意图的规定日益增加。另外,20世纪90年代以来,风险社会思想所描述的社会风险形态以及风险控制理念在英美国家深入人心。
[31]特别是本世纪以来为了打击恐怖主义犯罪与严重刑事犯罪的需要,刑法一般预防功能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导致社会危害性的内涵扩张,刑罚处罚前置化,刑事法网更为严密。
  (二)刑事实证主义的衰落
  在西方晚期现代化的社会背景下,刑事实证主义的地位不断衰落。“二战”以后70年代之前被称为是以“矫正”和“复归”为核心的福利型刑罚思想(Penal welfarism)的黄金时期。
[32]福利型刑罚体系是在刑事实证学派的影响下产生的,坚持实证学派所倡导的科学化、个别化、轻缓化的矫正手段,认为行为失范者是应当而且可以通过专业方法矫正并复归社会的。英美的福利型刑罚体系与战后欧洲大陆兴起的新社会防卫运动有异曲同工之处,其核心理念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社会改革经济繁荣可以最终减少犯罪;第二,政府不仅应监管犯罪人,还应对其生活和教育负责;第三,犯罪人和其他越轨者并不是人格上罪恶,而是不幸的存在心理偏差,应得到专家的辅导和矫治,以尽快融入社会。在政党和专家学者自上而下的推动下,以行刑社会化为核心的刑罚轻缓化成为英美五六十年代刑事政策的主要基调。
  但是,70年代后期以来,福利型刑罚思想不断受到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抨击,其核心地位开始衰落并逐步被惩罚性刑事政策所替代。人们甚至认为矫正复原的时代已经结束。
[33]现实需要的紧迫性是导致刑事实证主义地位下降的首要原因,社会控制的客观要求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使得公共政策对刑事立法与司法的渗透作用与日俱增。安全保障形势的严重性,民意预防诉求的推动,以及矫正措施在实践操作中的不足都严重影响到实证主义存在的根基:教育、治疗等措施耗时较长,效果甚微且难以评估[34],既然犯罪的深层个人原因和社会原因不容易根除,不如立即进行监禁隔离以及时解决社会危机。并且刑罚报应强调对事物给予同等报偿的立场,符合一般的社会心理,也更容易获得人们的认同。[35]同时还有学者指出,“矫正措施的成功导致了其最后的失败”,存在问题包括矫正机构参差不齐,资金不到位,人员培训不足等。[36]
  另外,实证主义所主张的刑法主观主义自身的危机是造成其地位下降的另一大原因。主观主义是实证主义哲学思潮影响下的实证主义方法的具体运用,在刑法学“方法论”确定惩罚方面,多有创新之处。[37]但是,主观主义根据人身危险性对行为人分别处以保安处分会导致司法肆意,“行为人主义”“人身危险性”“刑罚个别论”都是不明确的概念,容易形成对自由的更大侵害,这一点已经屡遭诟病。主观主义利用“科学”方法因人而异、灵活多变地对付、处置“危险个人”,缺乏对法律的确定性、可预测性的考量。[38]导致法院及矫正机构程序上缺少约束,自由裁量权过大。[39]与相对明确的定罪量刑相比,不仅更为严重地侵犯犯罪人的正当权益,还同时造成法院判决的不确定性。再加上70年代以来在经济领域兴起的新自由主义影响扩及政治与法律领域,新自由主义坚持“最小化国家”理念,提倡减少国家干预,增强公民个人责任承担,犯罪人应得到应有的惩罚。此时犯罪人不再被认为是道德上出现偏差人格上需要矫正,而是一个意志不坚定并可以进行理性选择的正常人,当出现了作案机会时便有可能做出犯罪行为,应被归咎于其自由意志并依法承担相应责任,而社会此时并没有责任改造教育犯罪人,并履行对其实施拯救的责任使之复归社会。
  因此,现代新刑事古典主义的兴起,是英美社会环境转变、实证主义主观论地位衰落所引发的刑罚理念的整体变革,在此背景下,刑事处罚趋重,刑法一般预防的地位提升,监禁刑等刑罚处罚被广泛采用,由此形成了趋重式“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行刑轻缓化、社会化措施的重要性被大大边缘化。
  当然,主观主义所倡导的非犯罪化、非刑罚化与非监禁化措施并没有被摒弃,只是轻缓化、社会化的处罚方法在打击高犯罪率上杯水车薪,不再像五六十年代时期被极力推崇而已。“轻轻”不再是刑事政策的侧重点,却依然广泛存在,在宏观层面促成了一个综合报应、威慑、矫正、复原以及剥夺犯罪能力的多元化刑事责任根据体系。
[40]一方面客观上不可能对所有失范行为都适用严刑峻法,必须有所轻重,否则就成了不折不扣的警察国家;一方面英美国家也确实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重刑重罚予以平衡,分流案件,以缓解监狱的过分拥挤状况,使国家更好地利用有限的刑事司法资源对付更为严重的犯罪。[41]因此,此时的“轻轻”一是作为五六十年代福利型刑罚政策的延续,一是作为重刑重罚手段的补充与修正而存在,与70年代以前的盛况不可同日而语,实证主义的地位被大大边缘化。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英国与美国新刑事古典主义兴起、刑事政策趋重是对两国刑事政策整体走向的概括,不能掩盖英国与美国国情的差异以及具体刑事政策的不同,也不能完全代表英美法系其他国家的发展状况。“尽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部分发达国家在社会监管机制上经历着类似的转变,各国转变的原因与程度还不尽相同。”
[42]还有学者特别提出加拿大是这一“全球性”惩罚性浪潮的特例,指出加拿大的刑事政策并未趋重而是保持稳定态势。[43]因此,对于具体国家具体政策还应进行具体分析。另外,英美刑事政策的变革仍处于过渡时期,惩罚、矫正、复归、预防、剥夺再犯罪能力等刑罚目的交织在一起[44],可客观主义的回归以及刑罚处罚的趋重这一转变已经得到大部分学者的肯定。尽管90年代以来英国与美国的犯罪率都出现了下降趋势,这一趋势仍未被完全逆转,尚处于进行之中。
  但是,虽然现代新古典主义满足了西方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并弥补了刑法主观主义的不足,实施不当却也会对自由、公平等刑法基本原则造成严重威胁。本文的下一部分将集中分析现代新古典主义理论在实践操作中的负面影响:刑罚趋重不仅会对自由造成过分限制,对公平原则形成挑战,还会加剧社会环境的隔离与排斥色彩,导致刑事政策的进一步趋重。
  三、现代新古典主义的隐忧
  现代新古典主义的兴起虽然部分是为了纠正实证主义在人权保护上的偏差,明确正当程序的法治意义,但在现实中也直接导致了英美国家刑事政策的趋重,公众的权利保障同样受到严重威胁,成为西方刑事法学者近几十年来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安全保障及风险控制需求与刑法的政治性、工具性导向相吻合
[45],使得刑法出现了刑事政策化倾向。刑法的功利性色彩更为突出,秩序保护功能成为主导,人权保障功能被逐步弱化。
  首先,为了保障安全便提高刑期以进行一般预防,实用主义转变背后的正当性令人质疑。中外研究数据均显示,一般预防效果的实现要建立在多种前提条件均同时满足的基础之上,即“威慑只有在有限的情况下才可能有效”。
[46]由此严厉刑罚的作用便大打折扣:有时犯罪率能否降低并不在于刑罚是否苛刻,惩罚确定性的威慑力要大于惩罚的严厉性。[47]并且大卫·加兰德就指出,在很多情形下,加重刑罚与其说是为了增强刑罚的震慑作用,不如说是为了满足民众的安全诉求。[48]严厉措施虽然使得西方国家的犯罪率到八九十年代开始下降,再犯率却一直居高不下。犯罪率的降低是否只是因为被监禁人数增加?如果仅仅为了解决社会危机而存在,现代新古典主义自身的合理性问题值得全面探究。
  其次,刑事法网的严密导致公民的自由空间不断限缩。前置的刑罚使得犯罪人受到更为强硬的处遇与排斥,为了增强社会控制,未造成实害的抽象危险行为也被纳入刑罚处罚范围,使得刑事处罚范围扩大。并且,犯罪人在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的同时,还可能继续因为自身的人身危险性遭到额外的盘查与监禁,个体自由受到更多威胁。即便不是犯罪人,为了强化社会控制,普通公众在日常生活中也被各种监控系统持续地监控、审查和评估,公共空间内监控系统控制下的个体隐私权受到挑战就是实例。
[49]在此之外,学者斯坦利·科恩(Stanley Cohen)认为,虽然政府仍广泛采用假释、缓刑以及其他刑罚替代措施,似乎在刑罚轻缓化方向继续前进,却也在无形中扩大了刑事司法的覆盖范围,使得私人式隔离与公共式隔离一起限制了更多人的权利。与犯罪率提升、安全环境的恶化相比,公众自由的萎缩更让人担忧。采取强硬措施扩张刑事法网即使能暂时打击犯罪,却严重侵蚀自由权利,进而危及民主国家的成立基础。“民主国家害怕犯罪,但他们更恐惧极权主义。”[50]“民主国家与极权国家的最主要区别是行使国家权力进行安全保障能否最终通过对自由的追求而得以正当化。”[51]特别在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及英国的“77”爆炸案以后,所谓的“社会风险增加”继续给国家在常规时期使用非常措施提供了正当化理由,使得民众在无形中放弃了部分自由,默许了更多国家权力的介入。在当今情势下,理论关注的重点被逐渐转移到如何维系自由民主的程序及实体原则上来,如学者卢西亚·泽德纳(Lucia Zedner)便明确指出,与自由、民主等其他价值相比,安全只是一种手段,是实现其他价值的途径,应当通过刑法的必要性、比例性与合法性等原则进行限制。[52]
  另外,现代新古典主义在现实操作中除了危及自由原则,同样给公平原则带来挑战。惩罚性国家的复兴,首当其冲的便是社会底层人群。在英美国家,越来越多的贫穷人被罪犯化,使得社会不平等性加剧,社会阶层分化愈加明显。
  第一,风险的划定呈现出阶层性、种族性。
[53]底层人群被评估认定为具有更大的风险性,成为盘查与监禁的主要对象,是趋重式刑事司法政策的首要受害者。在美国,1/9的20—34岁的黑人都在监狱之中,25—39岁的黑人妇女被监禁比例是1/100,但同年龄段的白人妇女被监禁比例却是1/355。[54]在英国,黑种人被监禁率也是白种人的10倍,1/20的成年黑人都处于监禁中,与黑人人口的比例严重失调。[55]米歇尔·亚历山大(Michelle Alexander)的《新式种族隔离法》(The New Jim Crow Law)一书就对此进行了深刻批判。[56]第二,从某种角度来说,刑事政策中的“轻轻重重”逐渐演变为司法体系对社会不同阶层的区别对待,形成了一个界限分明的两分化系统:一端是轻缓的“非刑事化”处理方式,一端是强硬的刑罚处罚。[57]操作时就如运行一个过滤机制,中产阶级被排除在外,底层人群被控制在一定区域并予以严格监视:如果实施了违法行为,首先会被施与较为轻缓的矫正措施;一旦被认定为行为性质严重,人格危险性大,则会受到更为严厉的隔离与监禁。
  刑罚加重、刑事法网严密所防治的大多都是以枪支犯罪、毒品犯罪、街头犯罪为实施主体的底层人群,但这并不代表底层人群就是上述犯罪的真正实施者。就如英美社会一直认为街头犯罪是黑人犯罪,但也许只是因为黑人由于贫穷和地位低下无处可去,经常性聚集在街头容易被警察分辨,或是街头文化本来便是黑人文化的一部分。其背后的真实原因需要厘清。但无论如何,现实中所形成的便是这样一个设防型的、分层化的社会管理模式。以安全维护为由,底层群体被进一步的边缘化,权利被“合法化地”不断削减。
  由此可见,现代新古典主义所蕴藏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其过度追求一般预防功能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理论上讲,报应论与一般预防论分别隶属于早期刑事古典主义的两大派系,并不相容,因为报应论的根据是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而预防论则是为了应对将来可能发生的实害及其可能性。但是现代新古典主义将二者整合起来,一方面希望通过回归正义模式来防止出现主观主义的危险,一方面意图满足增强社会控制的客观诉求,于是在不法以及责任论上便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内在冲突,尤其是一般预防论的地位日渐提升,使得趋重、前置性刑法的合法性引来更多争议。为了弥合这一不足,制约性方法即是以客观主义为基础,通过行为责任论来限制预防性目的的达成欲望。虽然行为责任论本身也并不明确,但至少比犯罪预防要明确的多
[58],问题的关键在于限制的标准如何划定以及如何通过程序性保障来确保该标准在实践中的切实实施,以达到行为责任论与犯罪预防目的之间的调和。在英美国家,趋重式刑事司法对自由以及公平原则造成的威胁说明未能成功解决这一问题,使得刑事政策过分入侵刑法领域,虽然取得了预防与惩处犯罪的社会效果,但也影响到了刑法存在的根基,比主观主义曾经造成的危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并且,与相对轻缓的“包容性”矫正复原计划相比,其所表达出来的排斥与差异机制,也终究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图景。
  最后,英美国家刑事司法领域兴起的现代新古典主义可以给我们的司法实践以启示,社会背景迥异,但我国也正需应对英美国家历史上以及目前所面临的诸多类似问题:对于刑事政策的设计,安全保障的实现,以及国家权力的取舍,我国应该何去何从?
  四、现代新古典主义的启示
  从前文的叙述可以看出,现代新古典主义是基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晚期现代化社会的现实危机而产生的,其在刑事司法领域的影响至今仍在继续。“变动的社会政治语境势必重塑刑法的基本目的,迫使后者调整自身的任务观来迎合社会的现实需要。”
[59]90年代风险社会理论又将风险控制等概念带入刑事司法领域之中,目前“风险”与“风险控制”概念尚未形成对整个领域的重构,但确也进一步推动了一般预防理念的发展。英美国家这一变革与其他国家在近年来以客观主义为主流、适当融合主观主义思想的转变不谋而合。日本在战后回归罪刑法定思想,特别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修正前期古典学派的客观主义开始盛行并逐渐有力化。一方面在犯罪论中试图寻求刑事政策的实现[60],一方面根据应得报应观点作为限制来实现罪刑平衡,以限制刑罚机能的扩张。在法国,虽然新社会防卫理论盛行,但也并未放弃非难与报应观念,认为报应刑对民众的教育教化价值以及古典主义更能保障个人自由。在德国,同样在加强客观主义的犯罪论,并通过行为责任论来限制刑罚的上限。可见,现代刑法理论中客观主义的基本面貌保留下来了。“从刑法客观主义的基本立场出发来解释和运用刑法,是刑法理论和司法实务中占支配地位的倾向。”[61]这在东西方已是一种共同的发展趋势。客观主义理论自身的优势在其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近年来社会风险日增、安全保障需求高涨的共同压力也不容忽视。
  但是,虽然现代新古典主义兴起的部分原因是为了解决实证主义的法治危机,体现出自由主义的侧面,可在西方晚期现代化社会安全保障诉求高涨的牵扯下,刑法的政策化、民意化色彩更为浓重,刑事司法关心的重点更多在于如何在法律框架下更有效地实现刑法的社会规制功能,对于如何在此背景下继续实现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这一问题同样未能赋予应有的重视。因此坚持客观主义,应注意通过刑法客观主义来限制司法权威和国家能力,捍卫刑法基本原则,防止国家权力无限膨胀的趋势。
[62]在我国,近年来公众风险意识增强,通过重刑化、犯罪化来打击预防犯罪的呼声也更加强烈。《刑法修正案(八)》中将醉驾入刑,对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等暴力性犯罪死缓减刑进行限制,降低销售假药、环境污染等人罪门槛,正是应对公众生命财产安全需求的直接体现。而在此背景下,更应时刻对刑罚的严厉化与前置化保持警惕,防止因为安全保障的需要将刑法的威慑性和功利性发挥至极致,否则不仅起不到控制犯罪的作用,反而会使刑法成为政策的傀儡。“它(刑事政策)的强烈的应时性与政治性,容易诱使人们以国家利益或社会利益为名而力图摆脱各式制约,任刑事政策如脱缰的野马,肆无忌惮地凌驾于刑法之上”[63],使刑法丧失了自身的独立和价值,危及社会最基本的公平与自由。
  另外,从世界发展趋势来看,实证派主观主义虽被逐渐边缘化,其合理的部分却也被吸取、充实到刑法客观主义理论中,以克服刑法客观主义在犯罪对策上的捉襟见肘。
[64]主观主义所倡导的行刑轻缓化、社会化正是丰富了当代的刑事处罚方式,也更符合人类关于更具包容性、更为人性化的未来社会的设想。当然,一方面,复原矫正措施自身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不可以作为唯一的刑事责任配置原则,其一般只适用于罪行相对轻微的犯罪,一方面行刑社会化同样“不可以是毫无限制、毫无节制的,它必须受到社会正义和公正观念的限制,否则,其发展就会偏离正常的轨道,丧失其本来的意义。[65]”在我国,非犯罪化、非刑罚化以及非监禁化等行刑社会化措施才刚刚开始施行,《刑法修正案(八)》虽将社区矫正纳入刑法,并扩大了缓刑的适用范围,完善了缓刑与假释的执行方式,推动了行刑社会化和轻刑化进程,也只能说我国刚刚打开了刑罚轻缓化的冰山一角,开始了有益的尝试,必需对其制度框架和实践操作进行严格设计和规范才能真正彰显其自身价值。因此,刑事司法应理性认识和把握刑罚轻缓化、社会化的内涵与地位,不可过分夸大其作用与适用范围,同时审慎规范其使用条件及程序约束,以避免英美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实践中所出现的各类问题。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为了防止国家权力的过分扩张,英美政府在打击犯罪与保障安全的过程中,除了提高刑期增加监狱人数,还逐步采取了其他一系列措施以改变犯罪控制思路,以减轻对报应刑、威慑刑的盲目依赖。不仅施行情境预防措施,通过减少犯罪机会来预防犯罪,也努力提高政府的组织能力,向民间社会分担犯罪预防义务,具体包括社区警务、警务行为市场化等措施。
[66]以情境预防理论为例,情境预防即是吸收了理性选择、日常活动理论及控制理论,关注社会交往的方式、环境的设置以及以此为基础上的社会控制,主张重塑社会环境及修正日常行为方式,如通过目标加固(Target hardening),创建防卫空间,以及使用监控设施等情境预防方法来增加犯罪风险、降低犯罪收益。[67]例如美国在70年代以后,即发生了“通过环境设置来预防犯罪”(CPTED)的革命,倡导运用空间设计形成一种所有权感,凭借控制物理环境来减少犯罪,为被害人提供更多支持。[68]这些措施适应了社会发展的新需要,对刑事处罚起到了辅助和补充作用,同时也从另一角度避免了国家权力的过分入侵。
  在我国,对刑法社会控制手段的过分依赖是对国家权力的肓目崇拜。八部刑法修正案不仅不断增设各种新罪名,还继续扩张已有罪名的适用范围,使得犯罪圈逐步扩大。“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如果无法较为理想地实现政治经济与社会的改革以最大化地减少社会矛盾,那也不应该在政治、经济、行政的手段不济之时频繁求助于刑法。
[69]因此在坚持惩罚威慑性的同时,政府应认识到单纯提高刑法严苛性的不足,并在刑法之外寻求多样的犯罪预防与安全保障方法,使得对犯罪的反应方式多样化、人道化、经济化。刑法的控制效果是不足的且可能有害的,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且是有严格范围的。将可能分担的安全防卫责任与市场、民间一同分享,坚持国家权力的为与不为,不仅能够恪守刑法的底线,提高刑法的社会控制水平,还有助于形成一个多元理念、多元主体、多元方法的安全保障体系,促进新时期国家与民间权力的平衡与良性互动。
注释:
  [
1]参见李哓明:《欧美“轻轻重重”刑事政策及其借鉴》,载《法学评论》2009年第5期,第107—117页;张亚飞:《二战后美、英、法、日刑事政策対中国的启示》,载《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1年第7期,第136-145页;高丽蓉:《近现代西方国家刑事政策的演变与刑法改革》,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第104—111页。   [2]张小虎:《宽严相济政策与轻轻重重政策的特征比较》,载《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第123页。   [3]右翼现实主义犯罪学从政治保守主义的视角来理解犯罪现象,主张更为现实的来解决犯罪与失范问题,具体包括社会控制理论,自我控制理论,遏制理论以及情境预防理论等。(Frank E. Hagan, Introduction to Criminology: Theories, Methods, and Criminal Behavior, Wadsworth Publishing,2001, p.111.)   [4]Stanley Cohen, Visions of Social Control, Polity Press,1985, p.140.   [5]参见周光权:《法治视野中的刑法客观主义》,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2—126页。   [6]Stanley Cohen, Visions of Social Control, Polity Press,1985,p.143.   [7]Stanley Cohen, Visions of Social Control, Polity Press,1985, p.153.   [8]王钧:《论刑法中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0年秋季号,第124页。   [9]Jonathan Simon, Governing Through Crime: How the War on Crime Transformed American Democracy and Created a Climate of Fea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p.103.   [10]David Downes &Rod Morgan,“No turning back: The Politics of Law and Order into the millennium”,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rimin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p.204.   [11]Marie Gottschalk, The Prison And the Gallows: The Politics of Mass Incarceration in Americ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 p.105.   [12]在必要情形下,法院对虽不足以处以刑事处罚、却足以引发公众不满、困扰或惊恐的反社会行为颁发限制令,限制骚扰、盗窃、乞讨、张贴广告等行为,并要求行为人承担不超过5年的刑事处罚,以维护社会秩序。   [13]Stanley Cohen, Visions of Social Control, Polity Press,1985,p.140.   [14]三振出局法,又称三振法,是美国州政府制定的法令,在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极为盛行。该法令要求州法院增加已实施三次以上暴力或严重犯罪行为的累犯的服刑时间。暴力犯罪包括故意杀人,持武器抢劫及强奸等犯罪。严重犯罪在以上罪名之外,还包括入室盗窃,及因预谋抢劫或杀人而进行骚扰等犯罪行为。“三振出局”来自于棒球术语,即一名击球手只允许击打不超过3次,否则将被判出局。目前24个州已经通过该法令,但各州的具体执行情况有所不同。   [15]破窗理论是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威尔逊(James Q. Wilson)与乔治·凯林(George L. Kelling)在1982年提出的犯罪学理论。实验证明,微小事件以破窗口为例,如果不能得到及时修缮,会引发更多人缺少行为约束,走向犯罪。因此应清理社会环境、打击轻微罪行与失范行为以预防严重犯罪的发生。该理论虽饱受争议,却促成了刑事政策领域中多项改革措施的施行,20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的纽约州、新墨西哥州、马萨诸塞州等均出台了相应政策以打击犯罪,并取得较大成效。   [16]“零容忍”一词最早出现于1972年的美国政治领域,在美国20世纪80年代控制毒品犯罪的活动中被公开提出来。零容忍政策建立在破窗理论的基础之上,主张打击轻微犯罪如醉驾行为,改造工作与公共场所,加强学校纪律管理等。   [17]Stanley Cohen, Visions of Social Control, Polity Press,1985, p.140.   [18]See Robert Reiner, The Politics of the Pol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0; Lucia Zedner, “Pre-crime and Pre-punishment: A Health Warning”,81 Criminal Justice Matters (2010),24-25,   [19]参见保罗·罗宾逊:《进行中的刑罚理论革命:犯罪控制意义上的公正追求》,王志远译,载《当代法学》2012年第2期,第57-66页。   [20]参见储槐植:《美国刑法》(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33—34页。   [21]参见李茂生:《刑法总则讲义纲要》,2007年修订版,第293页。   [22]参见李茂生:《刑法总则讲义纲要》,2007年修订版,第292页。   [23]Paul H. Robinson,“Competing Conceptions of Modem Desert:Vengeful, Deontological, and Empirical”,67 Cambridge Law Journal (2008),145—175.   [24]Sentencing Guideline Council, Overarching Principles: Seriousness,2004.   [25]参见王联合:《观念刑论纲》,载《现代法学》2013年第1期,第34页。   [26]参见章惠萍:《期待可能性理论与我国刑法的借鉴》,载《政治与法律》2006年第3期,第109页。   [27]David Garland, The Culture of Contro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1,pp.77—88.   [28]Mark Neocleous,“Against Security”,100 Radical Philosophy (2000),7.   [29]在《梅根法》中,美国政府要求执法机构在公共媒体上公布注册在案的性犯罪人的相关信息,由各州具体决定公开信息的类型和公开方式。《性侵罪犯危险性法案》授权中央或地方政府对服刑结束却仍存在精神异常或人格障碍的性犯罪人实行限制性措施,如强制其进入精神医疗机构治疗或严格依法定期上报基本情况等。   [30]Stanley Cohen, Visions of Social Control, Polity Press,1985, p.140.   [31]Pat O’Maliey, “Introduction”, in Pat O’Malley ed.,Crime and the Risk Society, AldershotAshgate,1998, pp. xi-xxv.   [32]David Garland, The Culture of Contro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1, p.34.   [33]David Garland, The Culture of Contro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1, p.140.   [34]Pat O’Malley & Steven Hutchinson, “Reinventing Prevention: Why Did ‘CrimePrevention’ Develop So Late?”,47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2007),373-389.   [35]周光权:《刑事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融合》,载《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第152页。.   [36]Garland, D.&Sparks, R.,“Criminology, Social Theory and the Challenge of Our Times”,40 The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2000),200.   [37]参见周光权:《刑事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融合》,载《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第150页。   [38]参见周光权:《刑事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融合》,载《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第153页。   [39]参见储槐植:《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版,第169-176页。   [40]参见储槐植:《美国刑法》(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第29页;李哓明:《欧美“轻轻重重”刑事政策及其借鉴》,载《法学评论》2009年第5期,第107—117页;梁根林:《非刑罚化——当代刑法改革的主题》,载《现代法学》2000年第22卷第6期,第49页。   [41]参见储槐植:《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版,第169—176页。   [42]Jones, T.&Newbum, T.,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licing? Understanding Current Trends in Policing Systems”,42(1) British Journal of Criminology (2002),129-146.   [43]Jeffrey Meyer &Pat O’Malley,“Missing the Punitive Turn? Canadian Criminal Justice,‘ Balance’ and Penal Modernism”,in Pratt J. et al.,eds, The New Punitiveness: Trends, Theories, Perspectives, Willan Publishing,2005, pp.205-207。   [44]Pat O'Malley,“Criminologies of Catastrophe? Understanding Criminal Justice on the Edge of the New Millennium”,33 Australian &New Zealand Journal of Criminology (2000),153.   [45]参见劳东燕:《公共政策与风险社会的刑法》,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第128页。   [46]参见保罗·罗宾逊:《进行中的刑罚理论革命:犯罪控制意义上的公正追求》,王志远译,载《当代法学》2012年第2期,第61页。   [47]参见陈屹立、张卫国:《惩罚对犯罪的威慑效应: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载《南方经济》2010年第8期,第50页。   [48]David Garland, The Culture of Contro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1, pp.77-88.   [49]Ben Goold, “Rivacy Rights and Public Spaces: CCTV and the Problem of the ‘ Unobservable Observer’”,21 Criminal Justice Ethics (2002),21-27.   [50]David H. Bayley & Clifford D. Shearing, “The Future of Policing”,30 Law &Society Review (1996),600.   [51]Ben Goold & Liora Lazarus, Security and Human Rights, Hart Publishing,2007, p.2.   [52]Lucia Zedner, Security, Routledge,2009, pp.143-174.   [53]Davis, M, City of Quartz: Excavating the Future of Los Angeles, Verso, p.1990.   [54]有学者曾写道,美国监狱系统目前被专门用来对付经济调整和社会动荡中的弱势劳工阶级和黑人。(参见〔法〕卢瓦克·瓦关:《从福利国家到‘监狱国家’:美国将穷人关进监狱》,辛建译,载《外交世界》1998年第7期。)   [55]Martin Bright, “One in 100 black adults now in jail”,The Observer(2003).   [56]Michelle Alexander, The New Jim Crow: Mass Incarceration in the Age of Colorblindness, New Press, The Reprint edition,2012.   [57]Stanley Cohen, Visions of Social Control, Polity Press,1985,p.154.   [58]参见李茂生:《刑法总则讲义纲要》,2007年修订版,第296页。   [59]劳东燕:《罪责的社会化与规范责任论的重构》,载《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19页。   [60]参见李茂生:《刑法总则讲义第一册》,2012年修订版,第30页。   [61]〔日〕藤木英雄:《刑法中的学派对立》,载藤木英雄、板仓宏编:《刑法的争点》,有斐阁1987年版,第8页,转引自周光权:《刑事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融合》,载《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第151页。   [62]参见周光权:《刑事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融合》,载《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第152页。   [63]劳东燕:《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关系之考察》,载《比较法研究》2012年第2期,第92页。   [64]参见周光权:《刑事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的融合》,载《江苏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第151页。   [65]柳忠卫:《美国行刑社会化的历史解读与现实启示》,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04年第17卷第4期,第123页。   [66]Gordon Hughes, Understanding Crime Prevention: Social Control, Risk and Late Modernity, Open Univ. Press,1998.   [67]David Carland, The Culture of Contro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1, p.16.   [68]David Garland, The Culture of Contro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1,pp.63—70.   [69]刘艳红:《我国应该停止犯罪化的刑事立法》,载《法学》2011年第11期,第11页。
文章录入:舒洪水    责任编辑:舒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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