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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收容教育(2)
作者:何海波    文章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1期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5/5/14       ★★★
 三   收容教育整体上丧失了正当性
 
    收容教育实施中的种种问题,尽管不足以否定这项制度的正当性,却拷问着它的正当性。收容教育作为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管制措施,如果要为自己存在的正当性辩护,必须证明它符合公法上的比例原则。也就是说,它服务于正当目的,能够促进该目的的实现,而且它作为手段是必要的,与所追求的目的是相称的。[77]
 
    归纳中央文件和相关立法,对卖淫嫖娼人员实行收容教育的目的有下面四个方面:第一,取缔社会丑恶现象,纯洁社会道德风尚;[78]第二,教育、挽救卖淫嫖娼人员,使之改过自新、“改业从良”;[79]第三,更有效地禁止卖淫嫖娼,进而实现“天下无娼”;[80]第四,强制进行性病检查和性病治疗,制止性病蔓延。[81]在上述目的中,纯洁社会道德风尚属于意识形态的需要,教育、挽救卖淫嫖娼人员是直接和首要目的,打击、取缔卖淫嫖娼是最终目的,制止性病蔓延则是附带的目的。相应地,我们的讨论主要也围绕这几项目的进行。我们要问的就是:这些目的是否得到实现了呢?甚至,这些目的本身是否完全适当,实现这些目的的手段是否真的必要呢?
 
    需要说明的是,今天讨论收容教育的废除,不是讨论卖淫嫖娼的合法化。卖淫嫖娼合法化的问题更复杂,也需要更审慎地论证。我们讨论的是,在立法禁止卖淫嫖娼并且对卖淫嫖娼规定了罚款、拘留乃至刑事处罚的情况下,是否还有必要维持收容教育这种强制教育措施。
 
    (一)收容教育“教育”的是谁?
 
    人们对卖淫嫖娼现象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法律对卖淫嫖娼行为的态度。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经以悲悯的眼光,把卖淫看作“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最明显的直接肉体剥削”,把卖淫妇女称为“现存社会制度的牺牲品”。[82]当代中国打击卖淫嫖娼、实施收容教育,则建立在一个基本的事实判断上:“现在的卖淫妇女绝大多数是贪图物质享受,好逸恶劳,追求腐朽的寄生生活。”[83]据此,卖淫嫖娼是一种社会丑恶现象,应当予以打击,卖淫嫖娼人员应当予以收容。如果我们不想让简单的意识形态左右我们的判断,这里头有一个基本事实首先需要澄清:卖淫嫖娼的是些什么样的人?被收容教育的又是些什么样的人?
 
    对于卖淫嫖娼人员的情况,社会学者有些研究,后面还会提到。对于被收容教育人员的具体情况,公安部门没有披露,社会学者也缺乏调查,以至于它成为讨论中的一个盲区。[84]幸运的是,我从医学文献中发现了一些有用的信息。按照规定,卖淫嫖娼人员被查获后以及送交收容教育所后,卫生部门应当对他们进行性病检查。卫生部门在检查时,会附带调查被检查人员的人口学信息。从医学杂志公开发表的上百份性病检查报告中,我找出了检查对象明确为被收容教育人员、人口学信息比较完整的7份报告。这些报告虽然不具有统计抽样的科学性,但可以帮助我们大体了解被收容教育人员的身份情况。
 
    表一:被收容妇女的基本特征[85]
 

 
    1.被收容人员的性别比例
 
    由于卖淫嫖娼取证方式的特殊性,一般要求当场抓获。被抓获的人员中,男女比例大体相当,通常女略多于男。例如,昆明市1999年“扫黄”行动中,抓获的2000人中,男960人,女1010人。[86]但被收容教育的,总体上女方明显居多。沈阳市收容教育所2003年收容了约1400人,男女比1:2.5。[87]深圳市某收容教育所2005年收容1867人,男女比1:1.7。[88]还有一些收容教育所,学员全是“失足妇女”,没有“失足男子”。可见,收容教育的对象明显存在“重女轻男”的倾向。事实上,一些地方公安机关甚至“收女不收男”,对嫖娼只拘留、罚款,不收容。
 
    2. 被收容人员的年龄和婚姻状况
 
    根据对盐城(1993-01)、济南(2001-02)、珠海(2004)、 深圳(2005)四地收容教育所3448名女性的统计,20岁以下的占36%,20-30岁的占44%,30-40岁的占16%,40岁以上的仍有5%;在这些人中,35%是已婚。在个别地方(如南平2000-04),收容教育所里的已婚妇女可能高达68%。虽然卖淫是公认的“青春饭”,但这个行当也有显著比例的“大龄已婚妇女”。极端情况下,甚至有年高67岁的老妪。[89]
 
    相比之下,嫖娼人员普遍年龄更高,已婚人员更多。以深圳收教所2005年情况为例,20-30岁的占46%,30-40岁的占36%,40-50岁的占12%;已婚占48%。
 
    3. 被收容人员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
 
    统计中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是,卖淫人员文化程度明显偏低。对漳州(1995)、盐城(1993-01)、济南(2001-02)、 珠海(2004)、深圳(2005)五地收容教育所3881名女性的统计表明,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49%。而对漳州(1995)、广州(1996)、武汉(1998)、济南(2001-02)、珠海(2004)、深圳(2005)六地收容教育所3528名女性的统计表明,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8%。除了个别地区,高中以上的只占0.5%左右。这一数据与公安机关抓获后“送检”卖淫妇女的情况相比,没有显著差异(两者区别在于,送检的卖淫妇女不一定都被收容)。[90]但相比之下,被收容的嫖娼人员文化程度要高一些。以深圳收教所2005年情况为例,相应的比例分别为:小学及以下24%,初中及以下67%,高中以上10%。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报道就注意到,被收容卖淫妇女的文化素质偏低。广州市妇女教养所最早收容(1985-87)的1060名妓女中,文盲占4%,小学文化27%,初中文化多达53%,高中文化15%,中专以上的只有1%。[91]与之对比,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增加了4%,在统计上没有明显变化;但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从31%增加到49%,增长非常显著。这可能说明了卖淫产业的分化,大量没有多少文化的妇女随着民工潮进了城;但似乎也暗示,处于低端的卖淫妇女更有可能被公安机关查获和收容。
 
    被收容卖淫妇女的职业由于统计口径不一或者数据欠缺,难以精确量化。从零星的文献中可以看出,“农民”占据了较高比例:漳州(1995)为76%,广州(1996)为57%;其次是“待业”:漳州(1995)为15%,武汉(1998)为26%。
 
    上述统计数据所勾勒的被收容教育人员的特征,与法律和社会工作者的描述是吻合的。几位法律工作者对收容教育所的调查发现,学员大多数是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村妇女和底层的嫖客。[92]一位社会工作者的见闻,直观地印证了这一结论:“六个男学员个个显出一副穷形尽像,眼睛或拘谨地看着前面的桌子,或骨碌碌地四处乱看;十三个女学员并不像想象中地那般花枝招展、年轻漂亮,有的脸上长了一片暗记,有的头发枯黄、形容枯槁,有的显然很老了,身上堆满了赘肉。”[93]
 
    如果把被收容教育人员与整个性产业的从业人员做一个对比,情况就更清楚了。像任何一个行当,卖淫也是分三六九等的。潘绥铭教授根据他1990年代中期考察的情况,把卖淫分为7个层次,从高到低依次是:同居生活的“二奶”,一段时间内的“包娼”,歌舞厅里的“三陪女”,酒店里头的“叮咚小姐”,“发廊妹”或“按摩女”,娱乐场所门口的“站街女”,最底层的则是“下工棚”或“住工棚”的女人。[94]在“扫黄打非”等集中行动中,低档场所更有可能成为查处的对象。2008年一项针对北京348名女性性工作者的调查显示,62%的街头性工作者曾经被抓获,比在固定场所内的性工作者高2-4倍。[95]这就不难理解,被收容教育的妇女里边,九成是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如果说卖淫妇女相对而言处于社会下层,那么,被收容的卖淫妇女似乎是下层中的下层。
 
    与上述人员的处境形成强烈对照的是,各地最豪华的饭店、夜总会、洗浴中心,通常享受免查待遇,里边的人员更少被收容教育。“天上人间”等顶级豪华夜总会声名远播,但直到2010年5月,在北京警方空前的“强力扫黄”中才被关停。[96]以“炫富女”红极网络的郭美美,据说多次与人进行性交易,每次价码达数十万元;[97]如果不是别的事情,这一类卖淫者估计很难进入警方视野,更难想象她们会被收容教育。卖淫的另一头是买淫。一些官员养情人、包“二奶”已成公开的秘密,其普遍的程度更是令人吃惊。据统计,落马官员中大约九成都有类似“生活作风问题”,甚至“生活腐化”、“道德败坏”、“生活糜烂”。[98]他们的行为与卖淫嫖娼一样,都有权色交易、钱色交换的成分,但在法律上并不属于卖淫嫖娼,不用被罚款拘留,更不必被收容教育。
 
    前述的图景映照出一幅中国社会的怪现状:最高级的钱色交易、权色交易在法律上不被视为卖淫嫖娼,不受惩处;次高级的钱色交易,实际基本可以免于惩处;处于这个产业下端的,承受各种检查和处罚;而最底层的,却是最容易被收容教育。打击卖淫嫖娼、实施收容教育本来是为了纯洁社会风气,但实际上,它只不过是以对下层卖淫嫖娼的严厉惩处,来维系主流道德的体面。收容教育没有营造人们期待的社会风尚,反而映照着“罚贱不罚贵”的社会不公。
 
    (二)收容教育对卖淫嫖娼人员的教育挽救功能是有限的
 
    人们可能会说,被收容教育的是什么人说明不了什么,关键是能否对他们起到教育挽救作用。这确实是建立这个制度的最初的,也是最主要的目的。
 
    对卖淫嫖娼人员的“教育、挽救”,主要是针对卖淫人员“改业从良”。因为卖淫可以成为一项职业,嫖娼却不可能成为职业,所以对嫖娼人员谈不上“改业从良”。即使是宽泛意义的“教育、挽救”,对嫖娼者基本也不适合。事实上,《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草案起初没有规定对嫖娼人员实行收容教育。后来似乎是考虑“罚娼不罚嫖”不公平,或者为了遏制需方市场,《决定》才一并规定对嫖娼者收容教育。[99]这与对个别人员的教育挽救是两回事。
 
    经过收容教育的卖淫妇女有多少“改业从良”呢?这个问题没有可靠的统计。有一份内部资料称,解除收教人员的改好率平均为75%左右。[100]更有报道称,某个收教所改好率达95%以上。[101]但这些资料没有交代统计标准和统计方法。这么高的改好率实在超出常理,并不可信。倒是一些社会工作者的调查显示,卖淫人员“从良”很难。亚洲促进会在中国北方两个城市所做的访谈表明,30名低档场所的女性性工作者中,24名性工作者有过半年到一年的收容经历。[102]也就是说,她们中大多数人属于“重操旧业”。由于这一调查样本偏小,其比例不具有统计上的精确性,但大概反映了卖淫妇女被收容教育后重操旧业的普遍程度。卖淫妇女这么高重操旧业的比例,说明收容教育在教育挽救上并不成功。
 
    被收容教育人员“改业从良”难,跟这个群体的自身素质有很大关系。如前所述,被收容教育的卖淫人员总体上文化程度很低。她们没有一技之长,在劳动力市场上没有竞争优势,除了出卖身体找不到更好的挣钱途径。在某种意义上,她们或多或少是被迫沦入这一行当的。事实上,许多卖淫女就是从“打工妹”转变过来的:她们往往是在原来的环境中经历了挫败,才转向卖淫。[103]从收容教育所走出来后,她们并没有变得更有竞争能力,而是回到熟门熟路的行当。甚至,偿还交罚金和贿款所欠下的债务,也促使一些人迅速重操旧业。[104]
 
    收容教育所教育成效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也跟政府的投入不够有关。二十多年来,在中央推动下,各地建了数以百计的收容教育所。收容教育所的设施解决了,但管教人员“队伍建设”相对滞后,财政经费也相当有限。有调查反映,收容教育所面临警力不足,文化素质整体偏低,缺乏专业对口民警等问题。有一家收容教育所实际在岗的69人中,高中、中专文化占25%,大专文化占39%,初中文化1人;法律科班出身的民警只有2人,心理学专业的1人,没有专门的教育民警。[105]由于财政经费有限,被收容人员的生活甚至收容教育所的建设,还需要通过被收容人员参加生产劳动所获得的劳动收入来改善。[106]教育改造本来就十分不易,这样的管教队伍和管教水平,你更难指望他们能够“改好”多少人。
 
    在某种意义上,收容教育所的教育是与卖淫者重操旧业的诱惑竞争的。在这场“改业从良”与“重操旧业”的竞争中,收容教育几乎没有什么优势。虽然卖淫不是什么光彩的职业,而且伴随着暴虐、盘剥,但与许多低端产业相比,它不但收入高,其工作环境也还是不错的:“顾客”几乎从不欠钱,老板分成相对合理,从业人员有较多自由,而工作中受到的伤害也没有通常想象的那么多。[107]而收容教育所虽然占据着主流道德的高点,一些收容教育机构也想方设法改进教育方式,但如前面所分析的,收容教育所的管理总体上简单笨拙、刻板粗暴,教育培训也相当不足。一位受过收容教育的人在目睹种种黑幕后说,那些“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那些“依法、严格、科学、文明管理”的口号,在她看来就是一个笑话。[108]这很难说是学员的普遍想法,但至少反映了一部分学员的心态。
 
    公安部在推动收容教育制度的时候,曾经告诫,要“把收容教育所真正办成对卖淫嫖娼人员进行法制、道德、理想、前途教育和参加生产劳动、治疗性病的场所,而不要办成单纯的关押、收容场所”。[109]现在看来,这一目标基本上没有实现。社会学家李银河评论说:“由于被收容者在收容期间只做工(没有报酬的工作),没有受到什么教育,出去之后绝大多数人重操旧业,除了让他们损失一些钱和受一段身心折磨之外,几乎起不到任何值得一提的正面效用。”[110]
 
    (三)收容教育对于遏制卖淫嫖娼的作用也很有限
 
    取缔和遏制卖淫嫖娼,也是收容教育所要达到的目的。一开始,通过收容教育来遏制、取缔卖淫嫖娼,是设想通过“边教育、边劳动、边治疗性病”来实现的。在实践中,收容教育实际上蜕化为对卖淫嫖娼人员的一项严厉的惩罚措施。长达半年到两年的限制人身自由,不但是对被收容人员各种机会的剥夺,也是对其名誉和人格的贬损。如此严厉的惩罚,实际上超过一部分刑罚。它使卖淫嫖娼者有所忌惮,甚至望而却步。收容教育的这一层作用,虽然超出了建立该制度的初衷,却是很多人心里所考虑和认同的。
 
    然而,收容教育遏制卖淫嫖娼的作用,即使有,也是相当微弱的。
 
    首先,卖淫嫖娼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很难人为遏制。社会学家告诉人们,卖淫是“人类第二古老的职业”,它不可能被禁绝。[111]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杜绝卖淫嫖娼根本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带来了一个庞大的市场需求,人的高度流动则提供了性交易的可能。目前中国,卖淫嫖娼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地下“性产业”,[112]在个别地方甚至出现类似于ISO的标准化服务。[113]光是每年查获的卖淫嫖娼人员就在几十万,而实际的从业者可能是它的十倍以上。过去三十多年持续打击,也未使情况好转。先后几个官方文件的说法是:“早已绝迹的卖淫活动又重新出现,并逐年增多”;[114]“在相当多的地方尚未得到有效的控制,并有继续发展蔓延的趋势”;[115]“虽经不断打击和取缔,但发展蔓延的趋势仍未得到有效遏制”。[116]
 
    许多人怀念上个世纪50年代“天下无娼”的时代。其实,那个时代只是消灭了公开的娼妓,并没有消灭地下的卖淫。而能够禁绝娼妓,也完全是特定时代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结果,是不可复制的。有研究者认为,其中有四点非常重要:把被改造的妓女定位为“受剥削者”,鼓励“姐姐妹妹站起来”;收容教育期间的生活和性病检查治疗费用都是财政支付;做好妓女的文化培训和劳动技能培训,帮助安置;严厉打击嫖客,判以重刑乃至极刑。这些条件今天已经不具备了,有些措施在今天也难以实施。[117]
 
    那么,公安机关的打击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遏制卖淫嫖娼呢?这也是相当可疑的。东莞一次次“扫黄”,只是让当地色情行业从业人员一次次蛰伏,却从未杜绝“百万嫖客下东莞”。[118]北京最近一轮的严打,在短时期内可能造成“十万小姐离京”;但小姐们并没有像一些媒体所说的那样,失业回家务农,而更可能转向别的城市。[119]事实上,卖淫妇女退出这一行业,主要是因为她们组成了可以安身的家庭,或者由于年龄增长丧失了竞争优势。从长远来看,警察的打击从未真正遏制卖淫产业。卖淫产业真正的威胁不是警察的打击,而恰恰是社会的变化:“性解放”导致性需求更容易得到满足,从而减少了对卖淫的需求。
 
    退一步说,即使对卖淫嫖娼的打击能够多少起到些遏制作用,主要也不是因为收容教育。在收容教育之外,中国法律还规定了高达5000元的罚款和长达15天的拘留;而在很长时间内,劳动教养则是更严厉的手段。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以及明知自己患有梅毒、淋病等严重性病卖淫、嫖娼的,还将面临刑事处罚。这些措施,特别是其中最常用的罚款和拘留,已经是相当严厉的处罚,足以使卖淫嫖娼者有所忌惮。而在法律的惩罚之外,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也使卖淫嫖娼者不能不有所收敛。
 
    从被收容教育人员的人数和所占卖淫嫖娼人员的比例来看,收容教育对遏制卖淫嫖娼的作用也是微乎其微的。
 
    全国历年被收容教育的人有多少呢?这个数字没有正式公开[120],我们能够获知的只是一些零星的数据。根据现有资料,1987-2000年,全国累计收容卖淫嫖娼人员30多万人;2000年之后,目前只有2002年的数据,2.8万。[121]如果以2002年的数字作为过去13年的平均数,全国历年收容教育的总人数大约在60~70万。有媒体称,收容教育的人数超过百万人。[122]这一说法没有援引出处,数字似乎有些夸大。
 
    被收容人员占被查处人员多少比例呢?1991-1995年,全国公安机关共查获卖淫嫖娼人员153万人,收容17万人,占查获总数的11%。[123]1999年全国查处卖淫嫖娼案件22万起,查获45万人,收容4万,占查获总数的9%。[124]依此推测,被收容人员占被查获人员的十分之一左右。当然,不同年份、不同地区会有差异,这个数字仅供参考。尤其是2005年《治安管理处罚法》施行后,被收容人员似乎大幅减少,所占比例估计也大大缩水。
 
    被收容人员占整个卖淫嫖娼人员多少比例呢?全国卖淫妇女的人数很难调查,一般的估计是在几百万到上千万之间。世界卫生组织2002年曾透露,中国官方估计当时有600万娼妓。[125]每年嫖过娼的人数,估计也有几百万到几千万。[126]两者合起来,估计超过两千万。在如此庞大的涉事人口中,每年收容2~4万,所占比例大约也就百分之0.1~0.2%;最近10年估计更低,可能连0.1%都不到。
 
    被收容人员只占被查获人数的十分之一、占实际卖淫嫖娼人员的百分之零点几,应当属于一个很小很小的比例。这再次说明,收容教育对遏制卖淫嫖娼作用十分有限。反过来,即使取消收容教育,卖淫嫖娼也不会更加猖獗。
 
    表二:被查处的卖淫嫖娼人数和被收容的人数[127]
 

 
    (四)检查治疗性病的功能不必通过收容教育实现
 
    收容教育有检查、治疗性病的功能,但检查、治疗性病是不是实行收容教育的正当理由呢?
 
    医学检验报告一再显示,卖淫嫖娼人员(特别是卖淫人员)性病感染率是比较高的。除了个别报道未统计解脲支原体,感染人数基本在50%以上,相当比例的还是一身数病。各个单项中,解脲支原体所占比例最高,有检测报道的都在40%以上;其次是沙眼衣原体,个别地区个别时期可能占到20%以上。在两者之外主要是梅毒和淋病,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和不同人群中从3.8%(男)、5.4%(女)到67.4%不等。至于HIV呈阳性的,在我所收集到的4358个样本中有17个,占0.4%。
 
    表三:卖淫嫖娼人员性病检测结果[128]
 

 
    尽管卖淫嫖娼人员性病感染率较高,但不能夸大治疗的难度。除了对HIV目前尚无良策,大多数性病还是容易治好的。解脲支原体和沙眼衣原体是人体内很常见的微生物,普通人感染率也很高,但治疗容易,用四环素、红霉素等抗生素,一到两周即可治愈。治疗梅毒和淋病,分别用青霉素或者头孢,一至两周的疗程基本上也可以治愈。街头小广告所说的“一针见效”,虽然有夸大成分,但也不是毫无根据。尖锐湿疣和疱疹稍微麻烦,但也不是不可治疗。考虑到性病患者多有治疗意愿(不像吸毒),用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进行治疗,实无必要。
 
    不但如此,中国政府对性病、艾滋病的防治强调“预防为主”。相关部门和社会组织对高危人群采取积极但柔和的干预措施,例如性病知识教育、自愿咨询检测、在娱乐场所推广使用安全套等。这些措施被证明是有效的。同时,新的规章还要求卫生部门将性病防治工作逐步纳入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内容,并负责安排性病防治所需经费,至少部分地解决性病治疗费用。[129]这也将进一步推动性病防治。
 
    由此可见,对卖淫嫖娼人员强制进行性病检测和治疗也许是必要的,但以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进行治疗是不必要的。以性病检测和治疗为由,对卖淫嫖娼人员进行长达半年到两年的收容教育,更是不能成立的。
 
    (五)已经走在废除的路上
 
    一个制度有它的产生、变异和消亡;对卖淫嫖娼人员的收容教育从地方实验到立法肯定,在走向“正规化”的同时逐步蜕变为一项针对下层人群、不成比例的严厉惩罚。现在,它正在衰败。一方面,收容教育制度的实施遭遇困境,急剧萎缩;另一方面,公众对卖淫嫖娼也变得宽容,对收容教育丧失了认同。
 
    在过去十几年中,被收容教育人员实际上已经出现大幅萎缩。有资料称,1992年6月全国建有收容教育所111个,收容2万多人。1999年,收教所发展到183个,收容4万多人。到2002年,全国收容教育所增加到200个,但当年收容量只有2.8万多人,比1999年明显下降。随着收容量的减少,一些收容教育所因为收不到人而被关闭或者合并。到2007年7月,全国收容教育所不超过150个。目前,全国只有90来个收容教育所,而安徽、江西、青海、宁夏等多个省(区)未设收容教育所。一些保留下来的收容教育所,被收容人数也已经少得可怜,甚至出现管教干部多于收容对象的局面。[130]公安部监管局的一位领导称,“收容教育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劣”。[131]一位社会工作者则评论说,收容制度到今天已经演变成了“城市风月盛景中最后一块小得不能再小的遮羞布”。[132]
 
    被收容人员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施行后,一些地方停止或者限制了对卖淫嫖娼人员的收容教育。有些地方为了保护“投资环境”,对卖淫嫖娼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些公安机关为了“创收”,抓到卖淫嫖娼人员也不收容,而是继续放水养鱼。像北京市公安部门高调“扫黄”,查获卖淫嫖娼一律收容,早已不是常规的做法,更像是收容教育制度的一次回光返照。
 
    而在执法机关放纵的背后,是公众对卖淫嫖娼的态度总体上趋于宽容。
 
    在黄海波事件之前,公众对收容教育这一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几乎一无所知。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劳动教养那高大的靶子挡住了公众的视线。劳动教养废止后,收容教育的问题立刻凸显出来。长期关注卖淫嫖娼问题的社会学家李银河说:“我原来以为废除了劳教,性工作者就不会再被判处监禁了。闹半天,劳教是劳教,收容教育是收容教育。”[133]现在,收容教育不能再躲在劳教后面,而必须直面人们对其正当性的诘问了。
 
    黄海波事件正好给了公众一个认识收容教育的机会,也给了一个表达人民意见的机会。黄海波嫖娼被拘后,虽然他“国民女婿”的形象崩塌,但多数网民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宽容。腾讯网组织了一个网上调查,在参与调查的28万人中,85%认同“明星也是人,无所谓”,只有11%表示“很愤怒,不要脸”或者“无法理解,谴责他”。[134]在新浪网30万参与投票的网民中,61%认同“单身男人、可以理解”,只有10%认为“公众人物,应该检点”。[135]公众的宽容有一部分是投注给黄海波个人的,但从中也不难看出,公众对卖淫嫖娼也正变得更宽容。
 
    在黄海波被收容教育的消息传出后,舆论对黄海波表示了更多同情。当公共知识分子纷纷把矛头指向收容教育制度的合法性,多数网民的直觉是“太重了”。网友调侃说,黄海波一没花公款消费,二没用权力搞潜规则,三没结婚还是单身,凭什么要关半年?许多人也认识到,对于没有直接被害人的违法行为,不经过法院判决,就关押半年到两年,实在“过分”了。这些意见不一定经过深思熟虑,但它们所表达的公众情绪值得决策者注意。
 
    执法者意兴阑珊,公众心怀不满,这个制度还能长久吗?
 
    结论
 
    假如中国有一个宪法法院,在“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法治中国”建设不断推进的背景下,对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的措施有可能被宣告违宪,从而彻底失效。但目前,关于收容教育是否违宪的讨论只有学理上的意义,收容教育应改、应废主要是一个公共政策的问题。
 
    在实定法层面上,收容教育制度有全国人大常委会《严禁卖淫嫖娼问题的决定》做依据,这使得它避免了收容遣送、劳动教养那样严重的合法性瑕疵。指责收容教育制度没有法律依据,是不能成立的。但是,收容教育适用条件不够明确、实施程序缺乏保障、事后救济软弱无力、日常管理刻板粗暴,使它同样沦为中国法治和人权的一个幽暗角落。更为重要的是,收容教育在实践中蜕变为主要针对卖淫嫖娼下层人员的一项严厉惩罚,它的教育挽救功能不足,对遏制卖淫嫖娼的作用不明显,反而滋生出腐败,映照着社会的不公。这些事实使它从根本上丧失了正当性,所以应当予以废除。
 
    有人倡议改革收容教育制度,使之成为一项社会矫正措施,而不是废除。这种设想在理论上不是不可以,问题是它能被改成什么样子,能否满足当代社会的价值标准并达到教育改造的效果。只要收容教育的适用条件仍然宽泛无边,决定程序没有保障,司法救济仍然无力,它就难逃违反法治的责难;只要它不经法院裁定,就长期限制人身自由,它就难以摆脱侵犯人权的嫌疑;只要政府不准备投入经费,它的管理人员还是这样的水平,管理方式还是这样生硬,它就很难真正起到教育改造的作用。一句话,只要实质内容没有变化,收容教育就还是收容教育,就应当取消。
 
    本文的写作,对于我这样的法律人也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挑战。总的来说,我们更熟悉“法律保留”、“比例原则”之类的概念,更胜任法条、案例的检索和辨析,更擅长在此基础上进行合法性分析。这是法律人的看家本领,是我们的饭碗所系。但对于这些问题,法律人也需要谨慎分析,而不能满足于人云亦云的表态、没有根据的论说。否则,他的意见即使对于公共政策的讨论能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于公共理性的增进却没有实际的益处;甚至,一些试图参与公共事件讨论的知识分子,成为贺卫方教授所警示的那样,“只剩公共、没了知识”。[136]
 
    然而,一旦进入本文主题,我们面对的真正挑战不是阐述原理,而是获知真相,例如收容教育制度的历史渊源、实施状况和制度缺陷。原理只构筑了一个逻辑推论的大前提、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事实真相则是通往结论的道路上必须填充的小前提。没有对事实真相的追究,光从原理中是得不出让人信服的结论的。本文如果对收容教育的讨论还有所贡献,那可能是因为它挖掘了迄今为止所能获知的事实;本文的分析如果还不够让人信服,那主要也是因为对事实探知得还不够充分。有一点是确信的:在公共政策的讨论中,法律人如果不关注真实世界的具体情况,将很难发出真正有力的声音;法学如果只剩下法教义学上的一堆概念,法律人则有可能沦为公共政策讨论的局外人。

【作者简介】
何海波,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注释】
清华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姜丽梦、胡学东、严驰恒为我查找和统计了部分文献。沈岿、朱芒、朱新力、谢立斌、王贵松、郑春燕、张翔等师友对文章初稿提出了修改意见。文章曾在北京大学法学院的workshop上做过讨论,邓峰、姚海放、陈若英、强世功、刘正伟、车浩、陈一峰、于晓虹、傅郁林、凌斌、阎天等同仁提了很多批评意见。谨此感谢!
[1]亚洲促进会《收容教育:中国女性性工作者面临的任意拘禁》,
http://www.asiacatalyst.org/blog/cat-139/,2013-12-9;《人大代表呼吁废“另类劳教”》,搜狐新闻http://news.sohu.com/s2014/newsmaker265/,2014-3-11(全国人大代表朱列玉提交了《应尽快废除收容教育制度》议案);马丽红《朱征夫:应废除收容教育制度》,《民主与法制时报》2014年3月10日;李银河《收容教育制度应当尽快废除》,百度百家http://liyinhe.baijia.baidu.com/article/9823,2014-03-31;叶竹盛《“小劳教”还有哪些?》,《南风窗》2014年第9期(2014年4月29日)。
[2]张雷、王巍、张婷婷《拘留期满  黄海波被收容教育》,《法制晚报》2014年5月31日;卢国强《黄海波因卖淫嫖娼被依法收容教育》,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4-05/31/c_1110946541.htm.相关评论见殷国安《黄海波案能否撬动收容教育制度》,《大河报》2014年6月3日;周喜丰《黄海波案能否推动废除收容教育?》,《潇湘晨报》2014年6月13日。
[3]任重远《108名学者律师等联名建议废除收容教育》,财新网http://china.caixin.com/2014-05-05/100673246.html(有关收容教育的法律规定与《宪法》、《立法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等法律严重冲突);欧阳艳琴《江平等法学家联名建议废止收容教育》,财新网http://china.caixin.com/2014-06-08/100687500_all.html#page2(与《宪法》、《立法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基本法律不协调;不合时宜;惩罚过重)。
[4]参见彭泽虎《收容教育违法性研究》,《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1期(国务院无权制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李克杰《收容教育:还有多少正当性合理性》,《检察日报》2006年11月29日(《治安管理处罚法》已取消了收容教育,《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违背《立法法》的规定);杨涛《收容遣送寿终了,收容教育为何还活着?》,《东方早报》2009年1月9日(《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与《立法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冲突);赵运恒《北京对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六个月合法吗?》,搜狐博客http://zhaoyunheng.blog.sohu.com/260746311.html,2013-04-13(已被《治安管理处罚法》废止);田飞龙《将收容制度送进法治的“收容所”》,《财经》第387期(2014年3月10日)(《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违反《立法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陈有西《黃海波被收容教育六个月为什么是错误的:兼论国务院〈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的无效性》,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6b804b510101x93l.html,2014-06-03(《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随着对劳动教养的废除,已经完全丧失法律效力);袁裕来《黄海波被收容教育一事的法律分析》,财新博客http://blog.caijing.com.cn/expert_article-151592-70256.shtml,2014-06-04 (劳动教养废止,收容教育失效;《治安管理处罚法》无收容教育;收容教育制度抵触诸多上位法);芦苇《收容教育不应立即废止吗》,《南方周末》2014年6月6日(与《立法法》相抵触;劳动教养已经废除,收容教育也应废除;惩罚过重)。
媒体报道中提到的类似意见,还有张舟逸《“类劳教”待改革》,《财经》2013年第27期(2013年9月22日)(《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自《立法法》生效之日起失去法律效力);吴珊《废止收容教育行动》,《财经》第394期(2014年5月19日)(与上位法存在诸多抵触);肖荣《收容教育法律依据何在?》,《检察日报》2014年6月4日(《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与《立法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冲突);卢义杰、成萌、汪诗韵《三问〈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中国青年报》2014年6月6日(与上位法相冲突)。
少量的不同声音,见陈健《“收容教育办法”真的没有合法性?》,法律博客http://faxuemeili.fyfz.cn/b/810415,2014-06-04;金宏伟《收容教育文章》,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d86fbdb0101lqxc.html,2014-06-08;许志强《收容教育黄海波,法制有过,警方无错》,一号专案http://chuansongme.com/n/470983,2014-06-08;善泽《收容教育,陈有西律师错在哪儿?》,微思客http://wethinker.com/2014/06/12/1999/#more-1999.
[5]同前注1,任重远《108名学者律师等联名建议废除收容教育》。
[6]《公安部关于坚决制止卖淫活动的通知》,1981年6月10日。
[7]《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严历打击、坚决取缔卖淫活动和制止性病蔓延的报告〉的通知》,中办发[1987]15号,1987年10月26日。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民政部和全国妇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目前,部分城市已由民政、公安等部门联合建立了××处教育场所,有效地教育改造了部分恶习不深的卖淫妇女和嫖客,并强制治疗性病。”
[8]《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4条全文如下:
“卖淫、嫖娼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的规定处罚。
对卖淫、嫖娼的,可以由公安机关会同有关部门强制集中进行法律、道德教育和生产劳动,使之改掉恶习。期限为六个月至二年。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因卖淫、嫖娼被公安机关处理后又卖淫、嫖娼的,实行劳动教养,并由公安机关处5000元以下罚款。
对卖淫、嫖娼的,一律强制进行性病检查。对患有性病的,进行强制治疗。”
[9]《刑法》(1997年修订),第452条第3款及附件二。
[10]200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第91条规定:《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3、4条中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的规定处罚”,修改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处罚”。
[11]彭树球不服厦门市公安局湖里分局收容教育决定案,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7)厦门行终字第47号(同时处以治安拘留和收容教育不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杨惠强诉中山市公安局收容教育决定案,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3)中中法行终字第172号(收容教育制度在《立法法》实施后仍然保留适用,也不属于《行政处罚法》所禁止的“一事二罚”);王丹丹诉济南市公安局历下区分局收容教育决定案,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3)济行终字第238号(《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与《立法法》并不冲突,也没有被《治安管理处罚法》废止)。
[1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1987年)第16条第2款:“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的议案和修改法律的议案,法律委员会审议后,可以向本次常务委员会会议提出审议结果的报告,也可以向下次或者以后的常务委员会会议提出审议结果的报告。”2000年《立法法》没有涉及“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然而,全国人大常委会2009年修改《议事规则》时,保留了前述条款。
[13]参见顾昂然(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草案)的说明》,1991年6月21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顾明(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对〈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1991年8月29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
[14]1991年9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1991年9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51号公布。
[15]《立法法》第28条。
[1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法[2004]96号。
[17]江辉《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与法律的区别》,《人大研究》2012年第1期。作者强调说,在《立法法》已经明确了“法律”的制定程序后,如果允许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以“决定”形式来规定应当由“法律”规定的事项,那《立法法》关于法律制定程序的严格规定就没有实质意义。
[18]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2000年底《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就非常谨慎和克制,对于触犯该决定的行为都适用现有刑法或者治安管理处罚法处罚。又如,对国务院提出的《关于对在华外国中央银行财产给予司法强制措施豁免的决定(草案)》,考虑到它将被列入港澳基本法的附件三,采用法律的形式更为妥当,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了两次审议,并将其名称由“决定”改成“法”。这一事实值得注意。但也要认识到,这只是立法机关内部形成的惯例,并不代表确定的规则。
[19]《现行有效的法律(按年份统计)》,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npc/xinwen/lfgz/2008-03/26/content_1421575.htm;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有效法律》,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但要认识到,这些法规汇编不属于立法机关的立法,不具有法律约束力。
[20]《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2001年修正)第4条:“行政法规的名称一般称‘条例’,也可以称‘规定’、‘办法’等。国务院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授权决定制定的行政法规,称‘暂行条例’或者‘暂行规定’。”
[2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法发〔2007〕12号)第6条:“司法解释的形式分为‘解释’、‘规定’、‘批复’和‘决定’四种。对在审判工作中如何具体应用某一法律或者对某一类案件、某一类问题如何应用法律制定的司法解释,采用‘解释’的形式。根据立法精神对审判工作中需要制定的规范、意见等司法解释,采用‘规定’的形式。对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就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请示制定的司法解释,采用‘批复’的形式。修改或者废止司法解释,采用‘决定’的形式。”
[22]“国发”、“国办发”这样的红头文件不再属于行政法规,国务院的“决定”也不属于行政法规。根据《行政处罚法》规定,国务院“决定”不可以设立行政处罚;但依据《行政许可法》特别授权,国务院“决定”可以设立行政许可。
[23]江辉《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与法律的区别》,《人大研究》2012年第1期。
[24]《治安管理处罚法》第76条:“有本法第67条、第68条、第70条的行为,屡教不改的,可以按照国家规定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 第68条涉及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第70条涉及参与赌博或者为赌博提供条件。
[25]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法院就持这一观点。例如,在殷某诉上海市劳教委劳动教养决定案中,赣州市中级法院二审判决认为,在《治安管理处罚法》施行后,按照后法优于前法的法律适用原则,《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4条有关内容不再适用。被告对原告所作的劳动教养决定适用法律错误,应当予以撤销。江西省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0)赣中法行终字第1号。
[26]周坤仁(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2005年6月26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上,第十六点。
[27]公安部《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公通字[2006]12号,第7条。
[28]《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第2条:“本办法所称收容教育,是指对卖淫、嫖娼人员集中进行法律教育和道德教育、组织参加生产劳动以及进行性病检查、治疗的行政强制教育措施。”
[29]《行政强制法》第2条:“本法所称行政强制,包括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    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实施暂时性限制,或者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财物实施暂时性控制的行为。……”
[30]事后看来,这一规定也不是没有意义,它至少避免了收容教育措施的扩大化,成为一个替代劳动教养的大口袋。广东省人民政府1989年底发布的《广东省对卖淫嫖娼等七种违法人员实行收容教育的暂行规定》就表明,这样的可能性并不是没有。
[31]四种明文规定“可以不予收容教育”的情形是:(一)年龄不满14周岁的;(二)患有性病以外其他急性传染病的;(三)怀孕或者哺乳本人所生一周岁以内婴儿的;(四)被拐骗、强迫卖淫的。
[32]《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严历打击、坚决取缔卖淫活动和制止性病蔓延的报告〉的通知》,中办发[1987]15号。
[33]《公安部关于在全国开展扫除卖淫嫖娼等“六害”统一行动的方案》,[89]公发24号,1989年11月21日。
[34]《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4条第3款:“因卖淫、嫖娼被公安机关处理后又卖淫、嫖娼的,实行劳动教养,并由公安机关处5000元以下罚款。”
[35]公安部2011年1月18日关于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公告,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1/content_1913192.htm.
[36]《公安部关于对外国人、华侨、港澳台人员卖淫嫖娼实行收容教育问题的批复》,公复字[1992]7号(对外国人一般可不实行收容教育,对其他境外人员实行收容教育应从严掌握);《公安部关于对未成年卖淫嫖娼人员能否收容教育问题的批复》,公复字[2010]7号(对未成年人决定收容教育从严控制)。
[37]《公安部关于对以营利为目的的手淫、口淫等行为定性处理问题的批复》,公复字〔1995〕5号(不特定的男女之间以金钱、财物为媒介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行为,包括手淫、口淫、性交行为);《公安部对同性之间以钱财为媒介的性行为定性处理问题的批复》,公复字〔2001〕4号(不特定的异性之间或者同性之间以金钱、财物为媒介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行为,包括口淫、手淫、鸡奸等行为)。
[38]楼启军《金华市对卖淫嫖娼实行分类处理 杜绝民警执法中随意裁量和裁量不公》,《光明日报》2004年2月13日。
[39]辽宁省公安厅《辽宁省公安机关办理收容教育案件规定》,辽公治[2006]266号。相关报道参见,霍仕明、张国强《辽宁省公安厅为办理收容教育案件定规矩》,《法制日报》2006年11月15日;高凡《重感化轻处罚 辽宁14类卖淫嫖娼者不予收容教育》,中新网http://www.chinanews.com/gn/news/2006/11-14/820454.shtml.
[40]奚婉婷、钟言《男子嫖娼不服收容教育状告公安机关 二审胜诉》,中新网http://www.chinanews.com/fz/2013/09-04/5246696.shtml.
[41]吴虹飞《昆明少女疑似卖淫案的罗生门叙事》,《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27期(2009年7月13日);柴会群《警方首度详解昆明“小学生卖淫案”》,《南方周末》2009年7月23日;《“小学生卖淫”案开审 被收容教育女生提起行政诉讼》,凤凰网http://news.ifeng.com/society/1/200911/1110_343_1429074.shtml,2009-11-10;吴虹飞《少女陈艳的回家之路》,腾讯博客http://blog.qq.com/qzone/622009007/1263923577.htm,2010-1-20.
[42]陈静《上海公布法官夜总会娱乐处理结果  3法官被双开》,中新网http://www.chinanews.com/gn/2013/08-06/5130775.shtml;梁超《三法官嫖娼被提请开除公职》,《京华时报》2013年8月7日。
[43]社会工作者赵思乐通过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所获多个省份公安厅的答复,也印证了这个判断。见《90后女生申请行政复议追问收容教育现状》,网易女人http://lady.163.com/14/0613/21/9UL9PN9B002626I3.html,2014-6-13.
[44]余凌云主编《违法行为矫治措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138-140页。
[45]李光《收容的价码》,《凤凰周刊》2014年13期(2014年5月12日);吴珊《废止收容教育行动》,《财经》第394期(2014年5月19日)。
[46]《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第8条:“对卖淫、嫖娼人员实行收容教育,由县级公安机关决定。决定实行收容教育的,有关县级公安机关应当填写收容教育决定书。收容教育决定书副本应当交给被收容教育人员本人,并自决定之日起15日内通知其家属、所在单位和户口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
[47]《行政处罚法》第41条第1款规定了听证程序,第2款接着规定:“当事人对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有异议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有关规定执行。”实际上,无论该法制定当时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还是后来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都没有规定对拘留决定的听证程序。
[48]王蔷、安然《黄海波被收容教育  警方:昨天做出收容教育决定》,《北京晚报》2014年5月31日;张雷、王巍、张婷婷《拘留期满  黄海波被收容教育》,《法制晚报》2014年5月31日。
[49]《为什么还在执行收容教育》,天涯论坛http://bbs.tianya.cn/post-law-183436-1.shtml,2009-10-25.
[50]1993的《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第20条规定:“被收容教育人员对收容教育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复议条例》的规定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复议;对上一级公安机关的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条于2011年被修改为:“被收容教育人员对收容教育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主要的变化在于,当事人除了选择向上一级公安机关申请复议,还可以选择向本级人民政府申请复议。
[5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0]8号)第11条规定,“公民因被限制人身自由而不能提起诉讼的,其近亲属可以依其口头或者书面委托以该公民的名义提起诉讼。”
[52]《为什么还在执行收容教育》,天涯论坛http://bbs.tianya.cn/post-law-183436-1.shtml,2009-10-25.
[53]余凌云主编《违法行为矫治措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122、142页。
[54]《女子“卖淫”被收容教育二年 法院起诉告赢警方》,华商网http://news.hsw.cn/system/2011/08/30/051087780.shtml(当事人以春节前后往返家乡的实名火车票为据,证明自己没有卖淫);陈世菊诉莆田市公安局涵江分局收容教育案,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2)涵行初字第29号(当事人以住院患者的“家属”签名等为据,证明确实属于同居关系);邱莉诉永修县公安局收容教育案,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1993)行终字第19号(有案发前的住院治疗记录和案发后的司法鉴定为据,证明当事人患有精神分裂症)。
[55]王红梅诉陕西省渭南市公安局临渭分局收容教育及行政赔偿案,四川省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1999)南中法行终字第145号(事后查处,以“监视居住”为名先行关押,期间把已经怀孕的当事人强行“清宫”);薛民胜诉郾城县公安局治安处罚和收容教育案,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law/zhuanti/gpzn/2007-06/26/content_8443369.htm(根据事后举报作出认定和处理,在法院判决撤销罚款决定后,公安机关重作时增加了收容教育措施)。
[56]易某诉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收容教育案,载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编《行政审判精选案例评析》,海天出版社2003年。被告辩称,考虑到易某的卖淫时间不长、毒害不深的情节,对其作出收容教育一年的决定,体现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是非常适合的。
[57]《七旬老汉状告公安局》,西部经济报道http://www.xbjjbd.com/showNews.asp?D_ID=11097.二审迟迟未结。
[58]彭树球诉厦门市公安局湖里分局收容教育案,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7)厦门行终字第47号。
[59]被法院认为“违反法定程序”的,基本上是因为行政程序严重违法(如行政机关没有制作和送达收容教育决定),而且认定卖淫嫖娼的主要证据不足。参见肖铁锋诉攸县公安局收容教育、治安处罚决定案(不制作收容教育决定书,不告知复议和诉讼权利);曾杰诉邵阳市公安局双清区分局收容教育决定案,《人民法院案例选》第35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收容教育决定没有具体收教时间,也未书面送达当事人);邱莉诉永修县公安局收容教育案,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1993)行终字第19号(收容教育决定书没有写明收容教育的期限,没有送达给当事人,也没有把当事人送往指定的收容教育场所)。
[60][法]安克强《上海妓女:19-20世纪中国的卖淫与性》,袁燮铭、夏俊霞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372-383页。
[61]全国人大法工委起草的《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草案曾规定,对卖淫人员可以“由公安机关会同民政等有关部门”强制集中进行法律、道德教育和生产劳动,学习生产技术,使他们改掉恶习。参见顾昂然《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草案)的说明》,1991年6月21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
[62]《收容教育所 教育挽救工作社会化》,《人民公安报》2013年第6月13日。
[63]陈振国、李聪格《真心感化失足妇女:济南收容教育所里浓郁师生情》,中国山东网http://news.sdchina.com/show/1912104.html,2011-5-12;朱和风《宁波市公安局收容教育所:高墙内的心灵重塑》,中国宁波网http://news.cnnb.com.cn/system/2011/03/02/006859356_02.shtml.
[64]黄庆畅《全国一千三百多个拘留所收教所七月起向社会开放 被监管人员家属可参观监督》,《人民日报》2010年5月17日。另见《公安部:参观拘留所收容所者不得携带手机等》,中新网http://www.chinanews.com/gn/news/2010/05-17/2285149.shtml.
[65]亚洲促进会《收容教育:中国女性性工作者面临的任意拘禁》,http://www.asiacatalyst.org/blog/cat-139/,2013-12-9;吴珊《废止收容教育行动》,《财经》第394期(2014年5月19日)。
[66]《收容教育所惊人内幕》,天涯论坛http://bbs.tianya.cn/post-free-1658542-1.shtml,2009-08-18.
[67]《深圳收容所中队长授意学员行凶 群殴致一死14伤》,《南方都市报》2005年11月13日,转自东方网http://news.eastday.com/eastday/node81741/node81762/node99480/userobject1ai1638044.html;《深圳收容所原队长授意殴打学员致死 共15人领刑》,《南方都市报》2006年2月20日,转自中新网http://www.chinanews.com/news/2006/2006-02-21/8/692954.shtml.
[68]亚洲促进会《收容教育:中国女性性工作者面临的任意拘禁》,http://www.asiacatalyst.org/blog/cat-139/,2013-12-9;吴珊《废止收容教育行动》,《财经》第394期(2014年5月19日)。
[69]《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第10条:“收容教育所对入所的被收容教育人员,应当进行性病检查和治疗。检查和治疗性病的费用一般由本人或者家属负担。”第14条:“被收容教育人员在收容教育期间的生活费用一般由本人或者家属负担。”
[70]《卫生部、公安部关于对卖淫嫖娼人员强制进行性病检查治疗有关问题的通知》,1991年12月16日。
[71]亚洲促进会《收容教育:中国女性性工作者面临的任意拘禁》,http://www.asiacatalyst.org/blog/cat-139/,2013-12-9;吴珊《废止收容教育行动》,《财经》第394期(2014年5月19日)。
[72]天涯论坛http://bbs.tianya.cn/post-free-1658542-1.shtml,2009-08-18;腾讯新闻论坛http://bbs.news.qq.com/t-1079120-1.htm,2012-5-20.
[73]转载自搜狐博客http://wyq550730.blog.sohu.com/108654299.html,2009-01-16.
[74]法晚暗访组《进收容教育所探视 先交钱》,《法制晚报》2013年12月20日。
[75]李亚坤《送钱即可免遭收容教育?收教所医生敲诈“失足女”》,《南方都市报》2013年1月4日。
[76]例如,余凌云主编《违法行为矫治措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詹伟、李楠《新时期我国收容教育制度改革创新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黎昀《从收容教育到矫治:论中国收容教育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措施》,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77]关于比例原则的讨论,参见黄学贤《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研究》,《法律科学》2001年第1期;李燕《论比例原则》,《行政法学研究》2001年第2期;余凌云《论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法学家》2002年第2期;姜昕《比例原则研究:一个宪政的视角》,法律出版社2008年;蒋红珍《论比例原则:政府规制工具选择的司法评价》,法律出版社2010年。
[78]《公安部关于坚决制止卖淫活动的通知》,1981年6月10日(卖淫活动的增多,“败坏了社会道德风尚,腐蚀了人们的思想”);《国务院关于坚决取缔卖淫活动和制止性病蔓延的通知》,国发[1986]85号,1986年9月1日(有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顾昂然《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草案)的说明》,1991年6月21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卖淫嫖娼活动“严重败坏社会风气”)。
[79]《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严历打击、坚决取缔卖淫活动和制止性病蔓延的报告〉的通知》,中办发[1987]15号(收容教育所的建立“有效地教育改造了部分恶习不深的卖淫妇女和嫖客”);《公安部关于认真贯彻执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的通知》,1991年11月23日(对卖淫嫖娼人员进行收容教育,目的是通过组织他们边学习、边劳动、边治疗性病,使之认识卖淫嫖娼的危害,改掉恶习,重新做人)。此外,国务院《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一方面宣布了“教育、挽救卖淫、嫖娼人员”的立法目的,另一方面提出收容教育工作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
[80]《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严历打击、坚决取缔卖淫活动和制止性病蔓延的报告〉的通知》,中办发[1987]15号;《公安部印发〈进一步打击取缔卖淫嫖娼活动和做好收容教育工作座谈会纪要〉》,[88]公治字47号,1988年6月2日(“建立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所是查禁取卖淫嫖娼活动的一项有效措施”);顾昂然《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草案)的说明》,1991年6月21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设立收容教育等措施是“为了更有效地禁止卖淫嫖娼”)。
[81]《国务院关于坚决取缔卖淫活动和制止性病蔓延的通知》,国发[1986]85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严历打击、坚决取缔卖淫活动和制止性病蔓延的报告〉的通知》,中办发[1987]15号;国务院《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第1条(“为了教育、挽救卖淫、嫖娼人员,制止性病蔓延”)。
[82]恩格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664页(卖淫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最明显的直接肉体剥削);恩格斯《致倍倍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550-551页(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作为现存社会制度牺牲品的妓女本身的利益,并尽可能地使她们不致遭受贫困)。
[83]《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严历打击、坚决取缔卖淫活动和制止性病蔓延的报告〉的通知》,中办发[1987]15号(公安部等部门给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报告)。
[84]一些社会学者对卖淫妇女(包括被收容卖淫妇女)的调查,有助于说明情况。例如,邱仁宗主编《她们在黑暗中:中国大陆若干城市艾滋病与卖淫初步调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但由于这些调查样本数偏小,本文在统计时没有采用。
[85]相关数据分别来自:叶亚同、杨小梅《433名特殊人群性病调查报告》,《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1999年第1期;王志瑾等《广州市卖淫人员性病及乙型肝炎感染情况的流行病学调查》,《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1998年第3期;陈仲丹等《武汉地区卖淫妇女HIV、HBV、HCV及STD感染情况的流行病学调查》,《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1999年第6期;祁和珍《1313名卖淫女性传播疾病监测结果分析》,《疾病监测》2003年第2期;杜文莉等《443例性罪错妇女STD感染情况的调查分析》,《中国麻风皮肤病杂志》2003年第6期;任艳等《518名卖淫妇女STD感染状况调查分析》,《中国艾滋病性病》2005年第6期;罗斌等《1867例收教所收容人员性病感染情况调查分析》,《岭南皮肤性病科杂志》2006年第2期。
婚姻状况栏中的“其他”包括离异、丧偶和分居,但有的报道没有统计“其他”一项。
[86]于建华、程何荷《1999年昆明市卖淫嫖娼人员艾滋病病毒感染情况调查》,《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1年第2期。
[87]赵彤《收容教育所今天搬迁》,《沈阳今报》2003年10月30日。
[88]罗斌等《1867例收教所收容人员性病感染情况调查分析》,《岭南皮肤性病科杂志》2006年第2期。
[89]秦振林、许树强《你不知道的妇女收容教育所》,《齐鲁周刊》2011年5月21日。
[90]杭州(1998)、江苏太仓(2005)、上海金山(2008-11)三地“送检”卖淫妇女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93%.刘克敏等《583名卖淫妇女性病感染情况》,《浙江预防医学》2000年第3期;王燕《442名卖淫妇女性病检查结果》,《江苏卫生保健》2009年第1期;王红枫《2008-2011 年上海市金山区卖淫人员性传播疾病疫情分析》,《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2012年第12期。
[91]钮海津《广州卖淫扫黄纪实》,《文学天地》第17期(1989年),转引自武舟《中国妓女文化史》,东方出版社2006年,411、443页。
[92]余凌云主编《违法行为矫治措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138-140页。
[93]哥萨克骑兵《收容教育制度:中国风月盛景中的最后一块遮羞布》,西祠胡同http://www.xici.net/d27337142.htm,2005-05-10.
[94]潘绥铭《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群言出版社1999年,22-30页。
[95]吴珊《废止收容教育行动》,《财经》第394期(2014年5月19日)。
[96]于杰《警方突袭天上人间等4夜总会》,《京华时报》2010年5月13日;何春中《掀起一场不留死角的风暴》,《中国青年报》2011年2月17日;秦振林《“天上人间”周年祭》,《齐鲁周刊》2011年5月28日。当晚,4家豪华夜总会查出有偿陪侍小姐557人;一年之后,“天上人间”仅一个24岁的副总经理被起诉。
[97]张静雅《郭美美“商演”实为性交易》,《北京晨报》2014年8月4日。
[98]据婚姻法专家巫昌祯教授的说法,领导干部腐败60%以上都跟“包二奶”有关,而被查处的贪官95%都有“情妇”。张贵峰《公务员婚外生子不只是计划生育问题》,《中国青年报》2006年9月5日。中纪委研究室原副主任刘春锦的说法是,90%的厅局级落马官员包养情人,甚至多个贪官共用一个情人。张卫斌《贪腐官员缘何难过情人关?》,《法制晚报》2014年2月28日,A02版。另外有人统计了1998 -2008年期间落马的41名省部级高官,其中36名被曝拥有情妇,占88% .贵罗《高官“情妇门”报告》,《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第32期。对这些用语的解读,见王姝、范小洁、于嘉怿《官员啥问题算道德败坏》,《新京报》2014年4月16日,A19版。
[99]全国人大法工委起草的《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草案原文是,“对卖淫人员,可以由公安机关会同民政等有关部门强制集中进行法律、道德教育和生产劳动,学习生产技术,使他们改掉恶习。”在审议过程中,有些委员和公安部、妇联提出,对有些嫖娼人员也要进行强制集中教育。于是,这一款中的“卖淫人员”被修改为“卖淫、嫖娼的”。参见顾昂然《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草案)的说明》,1991年6月21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上;顾明《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对〈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1991年8月29日,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
[100]刘文彦《中国禁娼》,《内部资料》2000年版,489页,转引自黎昀《从收容教育到矫治:论中国收容教育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措施》,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101]陈振国、李聪格《真心感化失足妇女:济南收容教育所里浓郁师生情》,中国山东网http://news.sdchina.com/show/1912104.html,2011-5-12.报道称,济南市收容教育所自1996年成立以来,“使7000多名失足女性以健康的身心回归社会,改好率达95%以上”。
[102]亚洲促进会《收容教育:中国女性性工作者面临的任意拘禁》,http://www.asiacatalyst.org/blog/cat-139/,2013-12-9.
[103]张晓红《融入与隔离:从打工妹到卖淫女的角色转变》,《青年研究》2007年第1期。
[104]吴珊《废止收容教育行动》,《财经》第394期(2014年5月19日)。
[105]黎昀《从收容教育到矫治:论中国收容教育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措施》,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106]《卖淫嫖娼人员收容教育办法》第13条第2款:“被收容教育人员参加生产劳动所获得的劳动收入,用于改善被收容教育人员的生活和收容教育所的建设。对参加生产劳动的被收容教育人员,可以按照规定支付一定的劳动报酬。收容教育所对劳动收入和支出应当单独建帐,严格管理。”
[107]陈福平、李强成《性服务行业存在并兴盛的另类解读:以深圳收容教育所卖淫女性为例兼与工厂女工比较》,《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108]《收容教育所惊人内幕》,天涯论坛http://bbs.tianya.cn/post-free-1658542-1.shtml,2009-08-18.
[109]《公安部印发〈进一步打击取缔卖淫嫖娼活动和做好收容教育工作座谈会纪要〉》,[88]公治字47号,1988年6月2日。
[110]李银河《收容教育制度应当尽快废除》,百度百家http://liyinhe.baijia.baidu.com/article/9823,2014-03-31.
[111][美]约翰·盖格农《性社会学》,李银河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章“卖淫”。
[112]潘绥铭《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群言出版社1999年,12-18页。从1980年代初到1997年底,中国累计查获的卖淫嫖娼人员大约210万人次。
[113]周觐等《莞式色情业服务“ISO”》,《南都周刊》2009年第46期(2009年12月4日)。
[114]《国务院关于坚决取缔卖淫活动和制止性病蔓延的通知》,国发[1986]85号。
[115]《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关于严历打击、坚决取缔卖淫活动和制止性病蔓延的报告〉的通知》,中办发[1987]15号。
[116]《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关于加强党政军机关所属旅馆管理严禁卖淫嫖娼活动的通知》,1992年6月15日。
[117]曲广娣《色情问题的根源和规范思路探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251-260页。
[118]周觐《东莞扫黄,吹风还是整风》,《南都周刊》2009年第46期(2009年12月4日)。
[119]张小摩《扫黄后北京一夜》,《南都周刊》2010年第20期(2010年6月1日)。
[120]有报道称,“收容教育人数属于警务工作秘密”,因而不予公开。见《90后女生申请行政复议追问收容教育现状》,网易女人http://lady.163.com/14/0613/21/9UL9PN9B002626I3.html,2014-6-13.
[121]黎昀《从收容教育到矫治:论中国收容教育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措施》,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122]《人大代表呼吁废“另类劳教”》,搜狐新闻http://news.sohu.com/s2014/newsmaker265/index.shtml,2014-3-11.
[123]佟建鸣(公安部治安局处长)《死灰复燃为哪般》,《人民公安》2000年第18期。
[124]辛华《中国卖淫嫖娼人员15年增长75倍》,《南方都市报》2000年7月8日。
[125]张菲菲《妓女合法化:两难的选择》,《财经文摘》2012年4月10日。
[126]社会学家潘绥铭估计,在2005年,全国嫖娼人员为2400万左右。潘绥铭等《呈现与标定:中国“小姐”深研究》,万有出版社2005年,295页。
[127]资料来源:《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关于加强党政军机关所属旅馆管理严禁卖淫嫖娼活动的通知》,1992年6月15日;公安部副部长牟新生在“查禁取缔卖淫嫖娼、色情活动,加强公共娱乐、服务场所管理专项治理行动电话会议”上的讲话,1995年7月21日;佟建鸣《死灰复燃为哪般》,《人民公安》2000年第18期;黎昀《从收容教育到矫治:论中国收容教育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措施》,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对历年情况比较详细的整理,见潘绥铭《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群言出版社1999年,12-13页;武舟《中国妓女文化史》,东方出版社2006年,397-431页。
[128]数据来源:叶亚同、杨小梅《433名特殊人群性病调查报告》,《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1999年第1期;祁和珍《1313名卖淫女性传播疾病监测结果分析》,《疾病监测》2003年第2期;祖庆《南平市卖淫妇女STD调查分析及预防探讨》,《中国麻风皮肤病杂志》2005年第5期;李东亮等《2517例卖淫嫖娼人员性传播感染流行病学调查分析》,《中国艾滋病性病》2006年第4期;杜文莉等《443例性罪错妇女STD感染情况的调查分析》,《中国麻风皮肤病杂志》2003年第6期;曾义斌等《上海市金山区卖淫嫖娼人员892人性病状况分析》,《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2009年第4期;王红枫等《2008-2011年上海市金山区卖淫人员性传播疾病疫情分析》,《中国皮肤性病学杂志》2012年第12期。
“其它”包括滴虫、非淋菌性尿道炎、线索细胞等,不一一列出。部分栏目的数据根据文献报告做了重新统计。百分比一律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
[129]卫生部2012年制定的《性病防治管理办法》第27条第3款:“性病治疗基本用药纳入基本药物目录并逐步提高报销比例,性病基本诊疗服务费用纳入报销范围。”
[130]黎昀《从收容教育到矫治:论中国收容教育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措施》,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王星《收教三十年》,《南方都市报》2014年7月2日。另据公安部监所管理局统计,全国有116个收容教育所。有人分析,导致数据差异的原因可能是,部分地区收教所已经不再实际运转,但也没有正式取消。王星《公安部答复信息公开申请  全国现有116个收容教育所》,《南方都市报》2014年8月1日。
[131]黎昀《从收容教育到矫治:论中国收容教育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措施》,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132]哥萨克骑兵《收容教育制度:中国风月盛景中的最后一块遮羞布》,西祠胡同http://www.xici.net/d27337142.htm,2005-05-10.
[133]李银河《收容教育制度应当尽快废除》,百度百家http://liyinhe.baijia.baidu.com/article/9823,2014-03-31.
[134]《调查:黄海波嫖娼被抓 你怎么看?》,腾讯娱乐http://ent.qq.com/a/20140516/035862.htm,2014-05-16,6-18.
[135]《黄海波被曝嫖娼被拘留,你怎么看》,新浪娱乐http://survey.ent.sina.com.cn/result/94556.html,2014-05-16.
[136]贺卫方《不能只剩“公共”没了知识》,《新京报》2013年12月19日。
文章录入:舒洪水    责任编辑:舒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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