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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法的精神——读《论法的精神》之写在前面的话(1)
作者:左明    文章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7/4/19       ★★★

 《论法的精神》,作者:孟德斯鸠(1689—1755,法国)。译者:张雁深。商务印书馆出版,1961年11月第1版,1987年6月北京第4次印刷。

  向商务印书馆致敬!

  向张雁深先生致敬!

  该书在“版本说明”部分,有这样的表述:“根据法国巴黎加尔涅兄弟出版社1949年版原文本译出。原书分二册,中译本亦分上、下册。”

  该书在“内容提要”部分,有这样的表述:“他(即孟德斯鸠——笔者注)认为法的基础是人的理性;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是理想的政治制度。”并得出“孟德斯鸠是资产阶级法的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的结论。

  孟氏到底是不是“杰出的启蒙思想家”?该书到底能不能“对我国(即中国——笔者注)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有重大影响”?让我们拭目以待。

  孟德斯鸠和他的著作

  张雁深

  “在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时期,进步的资产阶极是首先以思想斗争的形式向腐朽的封建主义进攻的。这时期的进步思想是推动其后的政治、革命斗争的重要动力。孟德斯鸠是这个时期杰出的先进思想家之一;他的著作是人类进步传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类文化的宝贵遗产。为便利读者了解孟德斯鸠和他的著作,在译文前面写了这篇短文,仅供参考。”

  至于到底何谓“启蒙”,也许不必深究其字词的确切含义,其大意可能就是:将人从迷蒙中唤醒。也许中国读者更加关心的是:二十一世纪的今日中国,是否进入到了“启蒙时期”?其前置问题就是:今日之中国人是否处于迷蒙之中?在今日之中国,资产阶级是不是进步的阶级?是否还存在腐朽的封建主义?

  如何启蒙?答案很清晰——“以思想斗争的形式”。千万注意:绝对不是以武力斗争的形式。谁与谁进行斗争?当然是——思想先进者与思想落后者。

  纵观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任何时期的进步思想都必定是牵引其后的不限于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领域变革的最最重要的动力。人类进步的终极决定因素,非进步思想莫属!

  人类文明几乎在任何一个发展阶段都会涌现出数量不等、质量各异的“杰出的先进思想家”。这些高贵、高尚、高雅的头颅通过他们的作品所产生的思想,就好像漫漫长夜中那一盏盏指路明灯。他们是茫茫人海、芸芸众生中的佼佼者,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优秀基因、奇异禀赋的承载者,他们没有辜负自然的恩赐和社会的垂青,他们以不由自主、不可遏制的激情彰显了天生之才、缔造了惊世奇迹。人类就是因为有了他们才能够被称之为文化的动物或文明的动物。宝贵的精神遗产,绝不仅仅是用来享用的,不能完成超越的后人,就不配被称之为他们的子孙。

  一、家庭出身

  “1689年1月18日,孟德斯鸠出生在法国波尔多(Bordeaux)附近拉柏烈德庄园(Chateau de la Brede)。那时候他的名字是查理·路易·德·色贡达(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色贡达这个家族是贵族世家,历代服务于纳瓦尔(Navarre)朝廷。纳瓦尔这个王国在九世纪建国,到十七世纪初年已完全成为法国的一部分。孟德斯鸠的高祖父购买了‘孟德斯鸠领地’。纳瓦尔王国的亨利三世,也就是后来的法国王亨利四世,把这块领地升为‘伯爵辖地’,以酬其先祖服务朝廷的功劳。孟德斯鸠祖父任波尔多议会议长——这是一个可以买卖的世袭职位,后由他的伯父继承。他的父亲拒绝了当教士的机会,选择了军人的职业。”

  孟氏年长我整整二百八十岁。孟氏出生在贵族的奢华庄园里,而我则出生在平民(在当时还不能被称为“贫民”)的集体宿舍中。

  我的祖父离休前(已经去世多年)曾任沈阳市一所中专学校的校长(因为是“老革命”,所以享受“高干”待遇——行政十三级)。我的父亲生长在农村,自幼生活清苦(我的祖母在我的父亲只有几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我的祖父在再婚之后与我父亲的关系就日益疏远了,我的父亲几乎是在无父无母养育的情况下由其他亲属照料长大的),经艰苦求学,后来也只能报考师范类院校(师范,因为可以免费吃饭,民间俗称“吃饭”),所以选择了教师的职业。

  “1713年父亲死;1716年他继承伯父任波尔多议会议长的职务,并依遗嘱承袭了伯父‘孟德斯鸠男爵’的尊号,所以他的名字成为‘查理·路易·德·色贡达,拉柏烈德和孟德斯鸠男爵’(Charles-Louis de Secondat,baron de la Brede et deMontesquieu)。这个称号就标记着他的贵族世家的出身。”

  值得庆幸的是:我年近五旬,我的父亲依然健在。我从我的父亲那里能够继承的没有职务、没有尊号,甚至也不会有很多财产,而主要是先天生理基因和后天人格特质。子承父业,我也选择了教师的职业。我日益清晰的感觉到:我就是我的父亲的再版。但同时我也会格外强烈的意识到:我一定而且必须能够远远超越我的父亲。如果平民出身者所取得的成就丝毫也不逊色于贵族出身者,那么就更值得引以为傲!

  “他和加尔文教派的一位有钱的女子结婚;她带来了十万镑嫁资。后来他因为不喜欢议长职务,又因一时需要钱,就把该职务卖掉。这个职务是一笔巨大财产,可卖到七八十万镑。孟德斯鸠卖了多少钱,今已无考;但据估讨约在六十万镑左右。他每年从卖金得到的利息收入达二万九千镑之多。这就使他的家庭经济生活过得十分富裕。”

  二百八十年前的十万镑,绝对可以算是天文数字!!!我(我父母的家在北京市区)和北京郊区的一位“差钱儿”(即和我一样——家境不富裕)的女子结婚,她带来了十万元“嫁资”(根本就在我的预料之外)。相距二百八十年的十万英镑与十万元人民币之间,至少相差二千八百倍!换言之:二百八十年前的十万英镑,约相当于现在的二点八亿元人民币。

  如果真的是“不差钱儿”的话,还有谁会去留恋、热爱什么狗屁官职(其实,官员就是奴才的同义词)呢???尽管狗屁官职是能够大捞其钱的。既然已经实现了目的,谁还会去珍视手段呢?狗屁官职,居然可以公开买卖,真的是既合情、又合理,如果还能够合法的话,那可就更好了——更尊重客观事实了!什么叫“巨大财产”?二百八十年前的六十万英镑,约相当于现在的一百六十八亿元人民币。什么是“十分富裕”?二百八十年前的二万九千英镑,约相当于现在的八千一百二十万元人民币。拥有如此财产和收入之人,当然有理由、有必要视狗屁官职如浮云、如粪土。

  物质富裕之人,不仅可以、而且应该去追求精神富足。

  “他年轻时代专攻法律,也当过律师,又有政治经验,但他也很喜欢历史、哲学、自然科学等多种学问。他既好学,又有经济力量和充裕的时间去周游列国,吸收经验和知识,从事著述,终于完成了《论法的精神》这样重要的著作。”

  我也是接受过法学专业教育之人(取得了中国著名高校的法学学士和法学硕士学位),也在名义上“当过律师”,又有在行政机关工作八年的宝贵经验。我“也很喜欢历史、哲学、自然科学等多种学问”,但均涉猎较浅。我既没有经济力量也没有充裕的时间去周游列国,但是,二十一世纪已经不是只有通过身临其境才能“吸收经验和知识”的时代了。我潜心从事著述已经有十余年了,业已完成了数百万字的作品。

  《论法的精神》,但愿不仅有相当的重量,还一定会有极高的质量。

  “他在1755年2月10日死去。”

  享年六十六岁。如果包括《论法的精神》在内的作品不死(值得后人去不断的阅读)的话,那么孟氏就将永生!!!

  二、时代背景

  “孟德斯鸠生活在法国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前半期,值法国腐朽的封建主义和君主专制发展到最高峰正要急剧转向没落的时代,也就是1789年法国资产阶极大革命风暴席卷法国的前几十年。当时法国的统治阶级是封建主阶级,它包括贵族和高极僧侣两大社会集团;专制的国王政府就是这个阶级的专政机关。其余则是‘第三等级’,包括各阶层的居民,其中除了资产阶级和农民之外,还有手工业者和尚未形成为独立阶级的手工工厂工人。”

  左明生活在中国二十世纪后半期至二十一世纪前半期,正值中国腐朽的官僚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峰正要急剧转向没落的时代,也就是中国资产阶极大变革席卷中国的前几十年。中国正处于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度的阶段,封建残余实力还十分强大,具体表现就是:国家权力被极少数人所操纵、所掌控。但是,经过艰难的百余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废除了独裁制、世袭制和终身制,取而代之的是:寡头制、接班制(或曰:亲传制、指定制)和退休制。目前的中国,既不是封建帝制,也不是民主共和制,而是二者的混合体。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在不太遥远的未来发生的资产阶级变革应该不同于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应该不会出现大规模的流血牺牲。中国的资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正是脱胎于中国的官僚阶层,他们通过权力私用聚敛原始资本,然后自己或者通过自己的近亲属完成向资产阶级的转变。换言之:从整体来看,中国的资产阶级与官僚阶层不是敌对、矛盾关系,而是合作、交融关系。

  如果不能认清中国现实社会的本质,怎么可能正确预见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呢?

  今日中国的统治阶级是官僚阶层,它包括官员和准官员(广泛存在于由国家举办或掌控的各种非国家机关的社会组织)两大社会集团;各种国家机关就是这个阶层的专政工具。

  当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划分较为复杂,大致可以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每个等级又可细分为若干层次。为了不自我重复,更为细致的讨论请参阅拙作《漫谈中国社会阶层划分》(发表于北大法律信息网)。

  “这时法国封建主阶级和专制政府对广大人民的压迫是无所不用其极。宫廷和贵族的奢侈生活就建筑在苛捐杂税和残酷剥削之上。加上长期的战争、饥馑、疫疠,真是民不聊生。受到封建榨取的农民和受到重税压迫、饱受创伤的资产阶级,尤感切肤之痛。农民的起义,此起彼伏,说明政治、经济危机已非常尖锐。那位说‘朕就是国家’的专制主义代表者路易十四(1638—1715)也已预见到,在他之后就是‘洪水’!”

  如今中国官僚阶层和任性政府对广大人民的压迫是半遮半掩、羞羞答答的,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欺骗性。高官和富豪的奢侈生活就建筑在敲诈勒索和巧取豪夺之上。

  近四十年来,战争和内乱渐行渐远,已经不是制约中国发展的主要原因。在经济保持较高增速的同时,中国依然还有数千万的绝对贫困人口,他们还挣扎在温饱线之下。

  凡是不能够或不愿意与官僚阶层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的社会其他各个阶层,无不感到官僚阶层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威逼压迫的切肤之痛。

  暴力的反抗,还仅仅是零星的或偶发的。但这却绝对不意味着政治、经济等等各方面的危机没有达到非常尖锐的程度。

  那位被亿万中国国民尊为“万岁”和“万寿无疆”的伟大领袖,也许没有预见到,在他之后“洪水”就不再滔天了。

  “但是这个时期,起义农民没有力量单独推翻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以重利盘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资产阶级在专制主义之下虽被压迫,但仍有发财的机会,所以它不能是激进的革命者。”

  在任何历史时期,作为弱者的被压迫阶级都不可能也不应该有力量单独推翻原有社会制度。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各个发展阶段中,资产阶级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以重利盘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剥削的首要目的显然是——扩大再生产。恰恰是专制主义成为了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最大障碍。封建主义和封建阶级就是资产阶级的头号敌人。

  “这就是孟德斯鸠所处的时代。”

  这就是左明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

  “到了十八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在法国逐渐展开,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和专制主义愈加势不两立,革命时机才进一步成熟。”

  到了二十一世纪初叶,工业化进程已经在中国逐渐展开、逐步实现。由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极不均衡。时至今日,中国仍然有约半数的非城市人口。就整体而言,中国还不能被称为工业化国家。尽管有极少数重要城市的经济指标已经达到了中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中国自由生长的资产阶级尽管数量庞大,但还十分稚嫩,而那些具有相当实力和规模的资产阶级则几乎都是依靠、依赖官僚阶层的扶助、庇护而发展起来的。中国自由生长的资产阶级与专制主义矛盾重重,但他们的能量实在有限,远未达到能够推动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程度。

  “我们在下面将看到,这个历史形势给孟德斯鸠提出了反封建、反暴政、反教会的时代任务和思想主题,同时也规定了他的思想的‘妥协的’、‘温和的’、‘谨慎的’性格。”

  读者诸君在下面将看到(其实,在左明的在此之前的几乎所有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左明的思想试图超越(或曰:跳出)他所置身的时空条件,左明的事业兴趣绝不在于他所处的历史形势所提出的反封建、反暴政、反神权(人为神话某种世俗力量)的时代任务和思想主题,因此,左明的思想是尽力去克服时代的和立场的局限性的。我不是某个时代或某个阶级的代言人,我是这个世界的旁观者,我意欲去探求、去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其次,从意识形态来说,这个时期有三种情况值得注意。第一是某些先驱哲学思想的存在,尤其是英国培根(F.Bacon,1561—1626)的实验主义和法国笛卡尔(R. Descartes,1596—1650)的理性主义。第二是同时代的进步思想家的活动。这时期站在新兴资产阶级的立场的进步历史家、科学家、哲学家、作家、进步人士等,都先后出头来抨击封建主义的腐败社会秩序,或提出新的初期资产阶级的社会理想。——这些活动都是在专制主义容许的范围内进行的。第三是作为人类近代史的开端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的传布。这个革命产生了新的社会形态,在那里取得了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思想便自然地传布到毗邻的法国。这些情况,作为意识形态方面的时代背景,对孟德斯鸠的思想产生了特别显著的影响。”

  其中的“意识形态”、“实验主义”和“理性主义”,都是一些对我而言高深莫测、不知所云的词汇,只有“先驱哲学思想”一词还是可以理解的。要想理解某人的思想,最好的办法就是仔细、认真去拜读他的大作。

  令左明不无慨叹的是:与左明同时代的中国的进步思想家何在?也许应该对“进步”二字进行进一步界定:至少要与左明同步。今日中国,站在新兴资产阶级的立场的进步历史家、科学家、哲学家、作家、进步人士等等可能大有人在,至于他们是否能够都先后出头来抨击封建主义的腐败社会秩序,或提出新的初期资产阶级的社会理想,则完全取决于专制主义容许的范围。被称为“任大炮”的任志强先生倒是很愿意发声,但是却被官方禁言了。

  也许,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真的可以享有“人类近代史的开端”的殊荣。因为,英国在那个时候真的走在了全人类的最前沿。任何国家包括英国在内的先进必定是以思想先进为核心支撑的。个人的思想先进,可以无边无界、无拘无束;而群体的思想先进则必定是多数的共识。少数人传播先进思想是一回事,多数人接受先进思想则是另外一回事。只有被多数人接受的先进思想,才能将思想转化为社会行动、社会实践。如果非要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新的社会形态,那么其实与中国的辛亥革命创立了中华民国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请问:在成立之初的中华民国,资产阶级思想取得了统治地位吗?难道先进思想就是“作为意识形态方面的时代背景”吗?

  我也渴求接受先进思想的洗礼,但我却从不认为这与“意识形态方面的时代背景”有任何关联。我的头脑在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定也是空空如也的,时至今日其中所储藏的思想一定是经过我的“过滤”而留存的。也许,这里所谓的“过滤”就是人的最奇妙也最莫名其妙的思维活动的表现。

  只有思想输出,才是终极强大的明证。

  三、主要著述及理论影响

  “孟德斯鸠是时代的产儿,也是时代的改造者。”

  所有的人都注定是时代的产儿,但是,却很少有人是时代的改造者。改造者,不能改变规律,可以改变物质世界,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变人心——在形成自己的思想的同时去改变其他人的思想。改变他人的思想,有的可以立竿见影,那是因为改造者的思想只比被改造者的思想领先一小步;而有的则要来日方长、历时久远之后才会见效,那是因为改造者的思想远远领先于被改造者的思想。改造者凭什么能够去改变物质世界和人心?无他,就是凭借自己奇异的思想。那么奇异的思想又是如何产生的?无他,就是凭借自己奇异的大脑。那么奇异的大脑又是如何形成的?无他,就是凭借自然奇异的造化。一切都来自于自然,也都回归自然。

  “他站在他的时代进步的前锋,用他的热情、智慧、渊博的知识和犀利的文笔,坚决地勇敢地攻击封建主义,为新兴的资产阶级提出进步的社会理论,对促使旧社会的死亡和新社会的产生,起了重要的作用。”

  毫无疑问,孟氏的思想是领先的、超前的,绝不仅仅是相对于“他的时代”而言,甚至远远超越于几百年后的很多今人。热情和智慧,是一个人的优秀品质;而渊博的知识和犀利的文笔,则仅仅是优秀品质的具体表现,而且仅仅是不太重要的表现。真知灼见、奇思妙想,这些才是一个伟大的思想者的卓越表现。创见、洞见,而不是文献综述、资料汇编,这才是思想者的真正价值所在。

  思想的战斗,这也许是最重要的闪耀思想光芒的方式。战斗的对象,既可以是具体的,也可以是抽象的;既可以是出于利益,更应该是基于理性;既可以是针对近忧,更应该是瞄准远虑。思想及其作品的适用时间的长短,最终决定其价值的大小。能够亲眼看到自己辛勤耕作之后收获的果实,这的确足以令人欣慰;但是,在天堂之上俯瞰世间众生在按照自己所发现的规律的支配下长期运行,难道这不是一种更大的快慰吗?

  有无数的后来人向先行的思想者的姓名和作品致敬,难道这不是人生最高的荣耀吗?在思想者的面前,让那些高官和富豪自惭形秽、无地自容去吧!!!

  甲、三本代表作的出版

  “他的进步的社会学说主要集中在三本代表性的著作里”。

  可以肯定的是:孟氏的写作与业绩无关、与晋升无关、与收益无关,甚至也与所谓的自欺欺人的学术规范无关。

  I、《波斯人信札》

  “这是他在1721年化名‘彼尔·马多’(Pierre Marteau)出版的。这时他已经离开学校进入社会十三年了,已当过律师,又在波尔多议会工作了七年,并在议会中当了议长三年;他对法国的政治、社会的腐败已有了具体的认识,并深感不满;所以他在这本书里假托了两个周游欧洲的波斯贵族的彼此通信,以及他们和朋友、爱人、仆人等的通信,从不同地位与角度,对法国当时的社会进行抨击。”

  孟氏完成该书之时,时年三十二岁。根据以上信息推测,孟氏接受的学校教育(离校时年仅十九岁)应该不会超过现在的大学本科水平,显然不是“学位控”——贪恋硕士或博士学位(也不知道那时、那地是否有学位这回事儿)。主修的专业很可能就是法学。律师是自由的民间职业,而议会职位(很可能是议员)则是典型的国家公职,而且还曾担任过高级“领导干部”——议长。

  我于大学本科(法学专业)毕业后(时年二十三岁),在北京市某区的一家政府所属工作部门工作近八年,对中国的政治、社会的腐败已有了具体的鲜活的和比较深刻的认识,并深感不满。但是,我在辞去公职之后,在从教的初期(大约五年),根本就丝毫也没有著书立说的意识,还一直认为那一定是“高上”人士的专利或特权。写作(论著而非小说,因为十几岁甚至几岁的孩子也可以写小说),那得是多么缥缈遥远的事情呀!一个人,如果能够拿起笔来的话,就足以令人敬佩,尽管没有创见的写作的价值是微乎其微的。

  在抛开了功利之外的写作,才更有可能具有较高价值。这样的写作是不需要迎合什么、符合什么、配合什么、遵守什么、服从什么、听命什么的。挣脱一切束缚,我写我心、我书我思,这就是写作的最高境界。

  战斗,还需讲究策略;抨击,还要乔装改扮。

  “《波斯人信札》出版后大为流行;孟德斯鸠由一个省的人物一跃而为全国注目的人物了。但是这本书却引起了统治阶级的不满。国王路易十五(1710—1774)依据佛洛里(A.H.Fleury)(1654—1743)红衣主教的报告,曾一度无理地拒绝批准孟德斯鸠为法国科学院院士,就是明证。”

  可以想见(抱歉,我并未阅读过该书),该书一定是一部通俗读物,否则绝对不可能“大为流行”。孟氏是否因此而大赚其钱,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孟氏因此而声名远播。对于象孟氏这样的贵族而言,名利皆如浮云,他更看重、更在乎的一定是自我实现——成就自己的意愿。

  难道一部信札体的通俗读物,就可以为作者赢得当时的“法国科学院院士”的殊荣吗?也许,作品的外在形式或语言表达真的不是问题,只要内容足够精彩就“欧科”(即OK——可以了、行了、通过了的意思)了。

  正当的合理的评价标准,十分重要!

  II、《罗马盛衰原因论》

  “上书出版后,孟德斯鸠就继续研究政治、法律问题。1726年连议长也不当了;旋即到各国旅行考察,回国后自 1731年起三年闭门不出,整理所搜集的资料,专事著述,1734年就出版《罗马盛衰原因论》。”

  请注意:“研究”,这明显就是学术活动的样态。看来,虽然不是专业学术工作者,但是,孟氏却有一颗无法遏制的原始质朴的诚意向学之心。

  弃官帽如敝履,这是何等的胸襟和气度。令今日中国全体官场之徒目瞪口呆、哑口无言。

  左氏曰:伟大的实践,有可能产生伟大的理论。在那个历史年代,周游世界、“旅行考察”,应该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实践活动。但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其价值就大打折扣了。

  整理资料,似乎应该是自己所搜集的第一手资料。否则,必将沦为资料汇编的不堪境地。

  “这本书虽然不象《波斯人信札》那样风行,但却是一本更严肃的著作。它是《论法的精神》的前奏,并且在思想上和后者有紧密的联系。”

  请看:“更严肃的著作”注定不会风行。但是,“更严肃的著作”很有可能在递增文明成果方面价值更高。思想者的积淀和准备,是产生新思想的必要条件。

  今日左明的一举一动,很可能就是明日左明突破创新的积淀和准备。

  III、《论法的精神》

  “这本书是 1748年出版的;是孟德斯鸠一生辛勤研究的最后成果;是他的理论的总结。比其前两部菩作,内容更为丰富,体系更为完整、严密,是他著作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一本;是亚里士多德以后第一本综合性的政治学著作;是到他的时代为止最进步的政治理论书。”

  该书出版之时,孟氏已经五十九岁了。与其说是“最后成果”,还不如说——最全成果。既然是“总结”,就一定包含他的理论的全部内容。“内容更为丰富,体系更为完整、严密”,这是一种学术研究方式、方法的价值追求,但是,这已经不是学术成果价值的评判标准了。大而全,这更象是一部百科全书,而非学术专著。至于“最重要、影响最大”,恐怕不是因为篇幅最长、字数最多(该书的中文译本全书字数超过六十五万字),而是因为其中富含真知灼见的内容。“综合性的政治学著作”,其中的“综合性”本身的价值十分有限,至少我更看重的是其中是否有创建性。“最进步”,这无疑是极富价值的。

  学术作品,看质量,而不要重数量。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1.法律的定义、法律和政体的关系、政体的种类和它们各自的原则。(1—10章)

  2.政治自由和分权学说、英国的范例。(11—13章)

  3.地理与政法关系的学说及各种推论。(14—19章)

  4.工业、商业、人口、宗教等问题。(20—25章)

  5.罗马和法国法律的变革、关于封建法律的学说。(27—28,30—31章)

  6.一般性结论。(26和 29章)”

  打眼一看,我心里就已经有数了。我先来放一个马前炮:该书的绝大部分内容都属于资料汇编和文献综述。当然,应该不会仅限于此吧!应该还会有一些个人原创吧!我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对该书抱有过高期望。但是,这并不是暗示读者诸君对本文也不应该抱有一定期望。

  “这本书出版后,轰动一时,不到两年印行了二十二版,又有许多外文译本。但是这本书却引起了反动统治阶级,尤其是教会的异常嫉恨;耶稣会士反对它;詹森会士对它进行野蛮的攻击;政府注意它;罗马检查它;巴黎大学和主教会议要把它列为禁书。孟德斯鸠为回答这些攻击,在1750年匿名发表了《为〈论法的精神〉辩护与解释》一文,再版时又增加了一些‘解释’。这在我们的译本里可以看到。”

  该书难道仅仅是“轰动一时”吗?仅仅是一现昙花吗?在二百多年后的今天,是否还有阅读的价值?除了历史价值,是否还会有现实价值?我必须声明:能够完整阅读该书的每一位读者都令我敬佩!当然,如果仅仅是购买者、收藏者,那就免了吧。

  如果不能说清楚某些人有多么热爱、钟情、拥护,但能够讲明白另有人有多么憎恨、惧怕、反对的话,这也是一个考量作品质量的重要指标。

  该书既然能够公开出版,也不知道是该书的进攻力量不足,还是当时、当地的反对力量有限。

  为自己的作品辩护与解释,居然还要匿名发表,似无必要,除非那是进一步的新生成的高论。

  乙、新科学方法的尝试

  “社会、历史领域的真正科学理论是由十九世纪的无产阶级理论家完成的。但是,在‘前科学’的时期,孟德斯鸠对这部门科学的形成、发展,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其中的“真正科学理论”,需要由该文作者张雁深先生清晰界定,至少要说明白判断是否“真正”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同时,“无产阶级理论家”这一标签,也需交代清楚,到底是理论是无产阶级的,还是理论家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和理论家应该具有阶级属性吗?具有阶级属性的理论,能够算是“真正科学理论”吗?所谓的“前科学”的界限,也许应该重新考量、重新划分了吧。

  “孟德斯鸠为着和当时神学的上帝创造人类历史的迷信主义、愚民政策作斗争,就需要有科学的武器。这是推动他的新科学方法产生的原因。”

  上帝,早已经成为被质疑的对象了。神学的体系受到来自现实的一次又一次的冲击,至少令世人(也许也包括那些所谓的神职人员)尴尬和难堪的是:上帝怎么总是失灵?在无数次的失望之后,世人不得不仰天长叹:上帝死了。效果的不灵光,就决定了理论的不好使。迷信与愚民,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

  什么是科学?科学,在相当程度和意义上就是指——真相——事物的本来面目。求真,就可以近似的被认为是科学活动。科学精神是起点,科学结论是终点。科学,既可以是手段、工具,也可以是目的、意义。科学方法,也是科学的一种具体表现。

  “在《罗马盛衰原因论》和《论法的精神》这两本书里,他企图以丰富的历史事实为根据,建立起国家与法的一般性的规律与原则,寻找出历史演进的规律。”

  历史事实,应该是足够丰富的。但是,历史事实本身却不是创见。只有用深邃的目光穿透历史事实的现象去发现隐藏在其中的社会发展规律,才是价值连城的科学结论。阻碍人们发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发现者的立场和利益的局限性。

  “在法律科学方面,孟德斯鸠在方法上的贡献也是巨大的。孟德斯鸠以前的法律学者主要满足于法律条文的解释。孟德斯鸠则在法律之外,从历史、生活、风俗习惯种种方面去研究法律的‘精神’,从社会的演进去探求这种力量在政制、法律方面所起的作用和一般的规律;这是一个伟大的尝试;它在社会理论的‘前科学’时期,使法学向科学前进了一大步。”

  方法,是在明确目标之后的第二重要因素。科学的结论,可以有不计其数,但是,科学的方法,却通常会数量有限。

  那些主要满足于法律条文的解释的法律学者,真的把法律条文都解释清楚、解释明白了吗?换言之:法律条文本身都写清楚、写明白了吗?

  中国古训:功夫在诗外(注意:不是——功夫在室外)。孟氏研究的哪里是什么“法的精神”,依我看,他所研究的分明是社会的精神和人类的精神,法律,不过就是他研究的载体或切入点罢了。孟氏不是在解读法律,而是在解读人生和人类社会。

  发展、演进而非静止、僵死,是我们看待一切问题的基本的科学方法。放宽视野、开放胸襟,这也许也可以被称为一种方法的调整和尝试。

  该书到底是法学著作,还是其他科学著作?该书到底是提升了法学的科学含量,还是提升了以往科学的科学含量?也许,这些问题及其回答都是不重要的。

  丙、主要的理论及其时代意义

  “孟德斯鸠企图根据他对世界古今事实的观察,广泛地解决人类社会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他俨然以全人类的利益代表者自居,但是他的学说是时代的产物,不能不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我们研究孟德斯鸠的学说必须联系当时的历史条件,才能更好地理解它,才能掌握它的精神和实质。”

  如果“不差钱儿”的话,对国内、国外的现实事实,自然可以直接观察,但是,对国内、国外的历史事实,却无法直接观察,只能间接观察。当然,间接观察也会受制于经费条件。解决问题与发现规律,此二者可是截然不同,尽管发现规律会极大的有助于解决问题。仅仅通过观察(当然还要加上思维),可能完成的也就仅限于——发现规律,而绝对不可能是——解决问题。有太多的人误把发现规律等同于解决问题,误以为:只要发现了规律,问题自然也就解决了。岂不知:此二者之间还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更重要的是:有太多的人其实并没有发现真正的规律,他们所发现的往往不过就是一时、一地、个别主体、个别事务的利益原则罢了。

  “广泛地解决人类社会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这显然只是一种梦境和幻想。须知:社会问题能且只能由社会自身来解决,而绝对不是由少数几个天才来解决的。天才的使命是——去发现规律。群体在“游戏”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必须由群体自己来解决。群体的每一个成员(不论大小和强弱)都既是制造问题同时也是解决问题的主体。无数历史事实反复证明:天才主导的解决问题的活动,往往以惨烈的悲剧而告终。无他,就是因为天才的思想远远超越于众生的思想。二者相安无事,也就罢了;如果天才的思想一定要“强奸”众生的思想,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请看:“他俨然以全人类的利益代表者自居”,孟氏已经深深的陷入了利益的漩涡。尽管这一次是“全人类的利益”,而不是哪个人或哪些人的利益。利益阻却理性,利益障目,必失理性。左明既不代表任何其他人,更是把利益抛到了九霄云外,眼中和心理只有理性二字——唯理是求。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就根本与发现规律毫不相干了。

  规律,最冰冷,也最无情。

  “时代的产物”也好,“时代的烙印”也罢,这些不过就是没有能够挣脱利益纠缠的托词罢了。请问:牛顿先生的经典力学定律是“时代的产物”吗?有“时代的烙印”吗?

  如果特定的时空条件决定了某种学说的精神和实质的话,那么这种学说的局限性、局促性也就显而易见了,其保质期和有效期也就不言自明了。

  “孟德斯鸠的理论主要是要摧毁当时已经腐烂透顶的封建主义和狂暴的君主专制政体,但由于教会是它们的堡垒,所以又必须首先向教会进攻。孟德斯鸠是资本主义的代言人,他所维护的是新兴的、即将登上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孟德斯鸠的思想牵涉的范围很广,不可能一一加以讨论;现在仅仅选择其中较重要、较突出的一部分理论与思想,分为几类,略加说明。”

  请看:一种理论意欲“摧毁”的对象不是另一种或另一些理论,而是某个主义和某种政体,这恐怕就是传说中的“风马牛不相及”或者“关公战秦琼”吧?原本应该是一位谦谦君子,那又为什么不仅动了口,还非要动手呢?一介书生又能“摧毁”什么呢?

  “腐烂透顶”或“狂暴”,这些都是客观事实的程度问题,都不是由某人的一张嘴可以轻言是否存在的。到底烂还是没烂,是由主客观、内外因共同决定的。

  能够预见未来,是一位智者最直观、最突出的表现。所有人都可以拿这一把尺子来测度自己。

  “教会是它们的堡垒”,似应改为:政权是它们的堡垒,教会是它们的后盾。

  请看:孟氏在“全人类的利益代表者”与“资本主义的代言人”之间,那是相当的纠结。总而言之,无论何者,孟氏都没有能够逃出利益的羁绊和束缚。

  学者,当然应该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应然状态,当然不应该虚掷于实然结果。

  现实中的所谓的社会科学,可能还远远因不能摆脱利益的纠缠而无法成为真正的科学。

  学者,分明应该去论说道理,而当然不该去维护利益。能够说清何者为新、何者为旧,就足矣了。至于到底新的能否以及如何战胜——“摧毁”——旧的,就完全与学者无关了。

  我无意贬低政论家或者革命家(即实干家)的作用,只是想要划清思想家与他们之间的界限。

  I.基本理论

  1.社会演变论

  “孟德斯鸠以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对社会的观念是纯粹形而上学的、不变的。例如斯宾诺莎(B. Spinoza,1632—1677)就认为社会是不变的,因为人性是不变的,所以只要追求一种适应人性的政制就行了。霍布士(T. Hobbes,1588—1679)的国家论是纯理论的,是从原始自然状态的观念演绎出来的。但是孟德斯鸠却是以历史事实和世界古今各国的政治社会制度为根据,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人类社会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在演进的。虽然他并没有真正发现社会发展规律,但却把进步的社会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所有可以睁眼看世界的人,谁能够得出“社会是不变的”这一结论?这不是睁眼说胡话吗!至于“人性是不变的”这一结论,倒是很符合、至少很接近事实。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后(至今约有几千年的历史),除了人性(或曰:人的本质)之外,这个星球上的几乎所有一切事物都发生了因人的作用而产生的变化,也包括人类自身的生理现象。唯一几乎没有改变的就是人的头脑,而其他所有改变又几乎都是源自于人的头脑的思维活动。更多人的物欲因人类创造活动产生的更多物质财富而得到不同程度的满足,令人遗憾的是:人类的智慧能力和精神财富却没有因物欲的满足而有相应程度的提升。我们很难证明今人比古人更智慧,也很难验证现今的精神作品比早年的精神作品的含金量更高。人类在近现代以来所取得的爆发式的丰硕的科学技术成就,只不过就是思维对象和思想内容有了较大幅度的扩展的结果罢了。

  人类改变了一切客观,唯独没有改变主观。这可不是什么所谓的“形而上学”的结论,而是客观事实的写照。

  说一句冷酷无情的话:也许,在茫茫人海、芸芸众生中有百分之九十九的部分都是没有资格被称为人的!!!他们都只是求生的动物,或者悲苦的生存、或者愉悦的生活。没有丰富的精神世界的动物,的确没有资格被称为人!!!

  关键的问题是:在历经几千年的演进之后,在当今世界里,又有几人的精神世界是丰富的呢?又有几人是以追求思想丰富为人生意趣的呢?在这个意义上来看,人性改变了吗?

  政治体制应该适应以实力做后盾的普遍而非个别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政治体制也应该适应人性。管理动物,当然应该使用强权,而无需运用真理。从物欲载体转变为精神圣徒,就意味着从动物进化到人。人性当然不是凭空发生转变的,是缓慢进化的结果,是按照物种进化的节奏而实现的。社会是逐渐演变的,普遍而非个别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逐渐演变的,尽管在相同的时期内人性的演变与上述两种演变相比较而言是微不足道的,这些都促使政治体制必然也发生相应的演变。

  也不知道从原始自然状态的观念演绎出来的国家论到底是什么内容。根据什么演绎?演绎的支撑条件是什么?演绎的规律、规则、原则又是什么?

  历史科学(如果还能够被称为科学的话),到底应该是干什么用的?是帮助人类展望未来用的,而不是供某些人从中捞取名利用的。可以不知道明天,但应该知道昨天和今天。只要是看清了昨天和今天,明天就不会太糊涂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社会(当然包括政治体制)到底是否发生了演变?难道这一问题还需要讨论吗?还需要争论吗?

  演变与演进,也许会有不同。演进,似乎具有方向性;而演变,则方向性不明确。也许,真正需要讨论甚至争论的恰恰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问题。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其实是暗中契合、互为表里的,既没有无规律的方向,也没有无方向的规律。

  可以肯定的是:个人不死与人类不灭,这些都只是美好的幻想。但是,仅仅明确了终极归宿,还远远不能算是完成了对方向和规律的探寻。有无数的个人已经逝去,但是,人类还从来不曾终结过。人类社会以及人本身的发展还会有无数的谜题等待破解,最重要的就是方向和规律。至少到目前为止,人类对这一问题的答卷还十分不能令人满意。

  全世界的有志且有智的青年们,请把你们的激情和热血倾注在这一光荣而神圣的事业上来。也许,我们并不需要那么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因为我们人类可能把其他很多事情都搞清楚了,但是,真的还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去向何方。

  “孟德斯鸠关于社会演变的论点首先体现在《罗马盛衰原因论》里。他认为:第一,社会结构的一个因素的改变,便引起整个结构的改变。第二,历史的演变的力量有时是人的意志所不能控制的。政治家犯的错误并不总是可以避免的,而常常是历史局势发展的必然结果。第三,一般的精神、心理因素的改变也能引起社会机构的变化。”

  孟氏关于社会演变的论点充满智慧,也令人深思:1、并非社会结构的每一个因素或者任一个因素的改变,便都会引起整个结构的改变。牵一发而动全身,但转眼珠却不会动全身。社会结构的某些变量,因能量不足,也只能产生局部影响;2、历史演变的力量几乎肯定不是个人或少数人的意志所能控制的。历史演变的力量是全体社会成员合力作用的结果。当然,人力(不仅指体力,主要指智力)之外的客观力量(是指宏观的自然的力量,而不是指微观的其他生物的力量)就更不可能是人的意志所能控制的。人类(也包括任何生命体)来到这个世界,肯定不是人力(也包括任何生命体的力量)作用的结果,但是,人类离开这个世界,却很有可能是人力作用的结果。人类不能产生人类(也包括其他生命体,请不要拿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或杂交水稻等等来抬杠),但是人类却可以毁灭人类(其实早就已经毁灭了太多的其他生命体)。请不要太高看、高估所谓的政治家的能量和作用,是政治家的地位(具体表现就是其掌控的权力)而不是政治家的能力使政治家能够产生某种程度的能量和作用。开个玩笑:就是让一条狗去作美国总统,美国依然可以兴旺发达。美国的命运不掌握在美国总统的手中,而掌握在美国国民的手中。政治家的正确或错误,往往就是以是否顺乎潮流、合乎民意为判断标准的。政治家当然也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产物,在特定时空条件幅度范围内的表现,当然也就应该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让秦始皇去搞议会民主,那一定是在开历史玩笑。但是,政治家超出特定时空条件幅度范围外的表现,特别是恶劣的表现而非优异的表现,恐怕就难辞其咎、难逃罪责了吧。政治家的轻度罪恶是由于和表现为追求满足私欲,通常他们的私欲都会通过以牺牲他人利益为手段而得到充分满足;政治家的中度罪恶是由于和表现为败德,因为败德对国家、社会和国民的打击和伤害毕竟还是有限的、可以计量的;政治家的重度罪恶是由于和表现为理智不足,以自以为正确的方式把国家甚至世界带入无尽灾难的深渊。原始的生物本能可以为轻度罪恶开脱,人性的不完善能够替中度罪恶辩护,历史局限性往往就会成为重度罪恶的挡箭牌。政治家所犯的错误根本就是不可避免的,政治家就注定是罪恶的!!!恐怕已经没有人会指望政治家在特定时空条件下能够做到最好,但是还要拜托:烦请各位政治家在同等条件下不要做到最差,至少不要差到跌破时空条件下限的程度,可以吗?3、一种现象的改变能够引起另一种现象的变化,司空见惯。至于精神、心理因素的改变是否能够引起社会机构的变化,此种表述语焉不详:谁的精神、心理因素?什么社会机构?换言之:主观因素的改变是否能够引起客观情况的变化。答案通常都是肯定的。

  “其后在《论法的精神》里,便更广泛地提出了宇宙是物质运动的结果这一看法。其中许多论点也是建筑在社会演变的理论上。”

  愚以为:物质运动是宇宙的存在方式。令我困惑的是:精神活动与物质运动到底是何关系?也许,有人会说:精神活动是物质运动的一种表现方式。但是这一答案显然不能令我满意。至少我不认为:物质可以包括精神,精神是物质的表现。太阳,确实很伟大!但是,太阳却不会思考。上帝,可能很神圣。但是,上帝却从来也不现身,更没有展示过他的思考。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可是,又有谁听到了上帝的笑声?与那些不计其数的或大或小的天体相比,人的精神,可能就是无边无际、无始无终的宇宙中最亮丽的奇葩!至少也一定是奇葩之一。因为,精神的确与物质不同。

  “社会演变的理论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具有重大的意义。既然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摧毁了过时的政治机器,发生了改变,那么法国资产阶级的成长,已不为封建政治机构所能包容,改变也就是必然的。”

  诸君请看:社会演变的理论远远早于达尔文先生(1809—1882)所发现的生物进化理论。孩子的身体通常长得很快,用不了多久,衣服和鞋子就显得短了、小了。总不该让孩子的脚趾头跑到鞋子外边去吧。因变而变,这就是自然和社会的基本法则之一。

  2.理性论

  “这是孟德斯鸠政治法律哲学中最基本的理论。在《论法的精神》的开头,孟德斯鸠明确地提出这一理论,并以它为基础建立了他的整个国家和法的哲学体系。他认为,一般的法律是人类的理性,各国的法律是人类理性在特殊场合的适用;因此,法律和地理、地质、气候、人种、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人口、商业等等都有关系,而这些关系就是法的精神。”

  理性,是相对于感性而言的,是人类高级智能活动的具体表现,是人类脱离低级动物的直接体现。最合乎逻辑的表述:科学是理性的,科学活动和科学成果是理性的化身。如果所谓的政治法律哲学也属于科学的话,那么政治法律哲学也当然就应该是理性的。但这只是政治法律哲学的自身属性,而不可能是其“最基本的理论”。理性当然可以成为建立某个科学体系(如“国家和法的哲学体系”)的基础,但是,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表现或体现的法律,却完全有可能与理性没有必然联系。可以有理性的法律,但是,可能有更多的法律则是非理性的。人类的绝大多数行为,可能都是非理性的,而是逆反理性的感性的。

  相对于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可感知的“各国的法律”而言,真不知道所谓的“一般的法律”到底是指什么?到底是以什么样态存在着的?有一般理性与特殊理性之分吗?场合对于理性而言,具有特别意义吗?

  普遍联系的观点,具有普适的合理性和正确性,法律也不会例外。但是,法律的普遍联系性,并不能成为法律必然具有理性的保证或注脚。

  关系,就是精神。进而,法律基于普遍联系而与其他诸多现象产生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就是法的精神。这样的高论实在是高深莫测,令我等鼠辈莫名其妙。中国的关系“学术”和关系实践的发达程度绝对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各国,也许,在中国的法律中就蕴含着体现为千丝万缕关系的博大精深的精神。

  “这个理性论在当时神学统制一切的时代,是一枚烈性的炸弹;它摇撼了封建主义和专制暴政的堡垒——教会的统治。笛卡尔是先驱;他把上帝和人分开。笛卡尔把理性当做一切知识的最后标准,把神学驱逐出科学的领域。这对孟德斯鸠的影响是巨大的。孟德斯鸠进了一步,他不但把科学和神学分开;而且把上帝和人分开。这样,就上帝有上帝的法律,人有人的法律。所以在他辽阔的、包罗万象的、建立在人类自然知识基础上的国家和法的理论领域里,是完全没有上帝和神学的地位的。怪不得《论法的精神》出版后,引起了教会剧烈的反对。但由此我们看到这个理论的战斗性,和它在历史上所负的、把欧洲从神学的愚昧主义和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伟大使命。”

  由此观之,神学肯定不奉行理性原则。神学肯定是建立在非理性基础之上的,神学是经不住理性的追问的。普天之下的善男信女们,他们可能更愿意信奉神明,而不屑于追求理性。也许,他们并不是没有意愿、没有欲求,而是没有条件、没有能力走近、走进理性。理性,可是名副其实的奢侈品。中国古诗有云:“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是人类的进化阶段不同,使理性的普及和深化程度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皇权(或曰:封建权力)的统治基础也是非理性,是被统治者的普遍的非理性,而不是统治者的非理性。臣民都在沉睡,自然易于统治。一定不能让臣民觉醒,这就是封建统治阶级最大的心愿和直接的目的。

  封建主义和专制暴政的本质,就是人为制造并保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实力差距。如果大家都觉醒了、都明白了,进而都崛起了、都强大了,封建主义和专制暴政也就必然不复存在了。

  人的成长,是以心智成熟的程度为判断标准的。人类的进化,亦然。

  难道在笛卡尔之前,上帝和人一直是连接(而不是联系)在一起的吗?

  理性也许是衡量一切知识是否为真正知识的最后标准。理性,一定是一切知识的坚强内核。

  神学,虽然也挂着一个科学的“学”字,但是却徒有其名,神学的本质与科学背道而驰。神,是不容置疑的。仅此一点,神学就已经与科学无缘了。

  上帝,到底是个“神马”?这恐怕需要先搞搞清楚。否则的话,“上帝的法律”又是什么玩意儿呢?但愿,孟氏能够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与其说孟氏是足够智慧的,不如说他是足够狡猾的,他只是主张在世俗的世界里是没有上帝和神学的地位的,但这丝毫也不会贬损上帝和神学在神界的神圣地位。

  不限于国家和法的理论,所有的理论当然都应该建立在人类已有知识(也不知在此处使用“自然知识”一词,有何奥妙深意)的基础上。

  一部没有反对、甚至没有反应的作品,要么是伟大的作品,要么就是卑微的作品。有很多伟大,是需要由时间来证明的。

  与其说“理论的战斗性”,不如说战斗性的理论。理论本身并不具有战斗的属性,但是,某些理论的内容却具有战斗的功能。

  神学是愚昧的吗?愚昧,似乎就是非理性的伴生物。只有那些超越神学、俯视神学的人才能给出肯定的答案。至于到底孰是孰非、孰高孰低,恐怕还需要经过漫长的拉锯战才能见分晓。

  “孟德斯鸠反对宗教;反对神人同形论;反对灵魂不灭说;反对迷信。但孟德斯鸠并不是无神论者。当时新教也是反对旧教,反对封建主义的,所以孟德斯鸠比较同情新教,说新教国家经济、工商业较为发达,天主教国家破坏文化和工商业,使人贫穷。由此也可以看出孟德斯鸠反对教会的资本主义立场。”

  反对宗教与反对愚昧,也许就是同义语。仅仅反对,应该是无效的、无益的。至少愚昧绝对不会仅仅因为反对就不存在了。

  好一个“神人同形论”,难不成神与人是相同体态、相同相貌吗?真不知这是在抬高人,还是在贬低神?

  我当然反对迷信,但我却对“灵魂不灭”的观点持有某种程度的好感。我坚持认为:肉身短暂,精神永存。所谓的“精神”,当然是指那些可以超越时空的人类的伟大思想。所谓的“永存”,当然是以人类的存在为前提条件的。如果说灵魂与精神具有某种程度的交集的话,那么“灵魂不灭”就有合理之处。

  有神论者却去反对宗教,我很好奇:如何自圆其说呀?一种宗教去反对另一种宗教,这可不能被认为是反对宗教。吃牛肉的去反对吃猪肉的,并不能因此而证明自己就是素食主义者。

  至于“反对教会的资本主义立场”,就是持资本主义立场的孟氏去反对不持资本主义立场的教会。双方的分歧在于是否持资本主义立场,而不在于是否反对宗教。

  孟氏的理论终究没有能够跳出功利主义的窠臼。这可能就是以往所有所谓的社会科学学者的通病。

  II.政治理论

  “孟德斯鸠的著名的政治理论有以下三个方面”。

  左明至今还没有自己“著名的政治理论”,但是却一直在努力争取去发现什么。

  1.关于政体分类的学说

  “《论法的精神》把政体分为共和、君主、专制三种。这并不是‘从月亮看地球’所获得的结论。他对良好的政体极力褒扬,对专制政体和教会则作无情的抨击。法国的暴政和教会的联盟就是他攻击的对象。他认为当时所存在的腐烂不堪的封建主义和‘猛于虎’的暴政必须消灭,这是他的理论所追求的现实目标。”

  政体,就是政权的组织形式。区分政体,既可以从形式上、也可以从实质上着手进行。在实质意义上,君主政体与专制政体并不是并列关系,此二者并不存在本质差异。除非此处的君主政体是指君主立宪政体——介于共和政体与专制政体之间的过渡政体。

  自从有了国家和与国家相对应的政体之后,政体一共只出现过且存在着专制、君主立宪和共和三种大的类型。因世界各地区、各国家发展的极度不平衡,致使此三种政体并存于今世。根本就无需对此三种政体进行过于学术化的界定,还是让我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对它们进行一番解说:所谓的专制政体,就是由一个人或极少数几个人执掌政权的体制;所谓的君主立宪政体,就是由较多的人执掌政权的体制;所谓的共和政体,就是由更多的人执掌政权的体制。请注意:此处所谓的“更多的人”,绝对不是某些天真的人所幻想的那样多的人,肯定达不到全体国民的过半数,甚至也根本就达不到全体国民的十分之一,也许就连全体国民的百分之一也达不到。不过,可以十分肯定的是:此三种政体的执掌政权的人数是在逐级递增的。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结果?无他,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果之一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外在差异逐步递减。但是,不论人类社会发展到何年何月,人与人之间的内在差异都始终会客观存在,甚至都有可能没有日益递减的趋势。

  我很想知道:“从月亮看地球”会获得什么结论。说实话:在地球上根本就无法看到地球的全貌。

  所谓的“良好的政体”,这绝对是以科学标准来衡量的最大的荒谬。政体,绝对没有优劣之分!小孩穿大人的鞋,或者大人穿小孩的鞋,都是不合适的。但是,从此却绝对不能得出大人的鞋或者小孩的鞋孰优孰劣的结论。青春期后的男生会遗精,更年期后的女性会绝经,这些都是人生的不同发展阶段使然,何来什么好与坏!当然,违背规律、倒行逆施是为坏!都已经娶媳妇儿了,还总是尿炕,这可能就是毛病了。

  不合时宜,可能就是最大的不好!

  对于经常尿炕的成年人,仅仅进行攻击、抨击,起作用吗?有意义吗?

  理论当然不同于行动,骂一万句,远不如捅一刀子。理论的价值不在于仅有的褒贬和利益的取舍,而在于对理论的阐释和对规律的揭示。

  封建主义和暴政,不必然应该被消灭。只有不合时宜的封建主义和暴政,才应该被消灭。论证完为什么不合时宜,理论工作者的任务到此就应该宣告结束了,至于如何去消灭,那已经是实践工作者的工作了。

  凡是有现实欲求或世俗目的的理论,就已经可能不是理论了,最多也就是办法或主意。

  必须把所谓的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从功利的漩涡中打捞出来。否则,就只有社会或人文,而没有科学。

  科学的基础是理性,而不是利益。

  “孟德斯鸠又提出各种政体的原则或动力,他说共和政体的原则是品德,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惧。尽管他的说法有显著的缺点,但是我们不要忘掉,他的论说中有许多精辟的、富有启发性的论断,同时他用绝妙的笔法对专制政体和封建性罪恶进行猛烈的攻击,这对埋葬当时的封建主义和专制暴政,都是极有价值的。”

  政体的原则或动力,这也许是一种可以成立的说法。但是,孟氏所给出的三种政体的不同原则,实在是过于概括抽象。要命的是:我们很难能够按图索骥、对号入座。品德,谁的品德?荣誉,谁的荣誉?恐惧,谁的恐惧?

  有些所谓的科学工作者,总不愿意把话说清楚了,总担心会因此而失了身份。岂不知:清晰,是科学的基本要素。故弄玄虚、故作高深,都是科学的大敌。

  科学的表现形式,一定是简单明快的、朴实无华的。

  精辟的、富有启发性的论断,这就是作品最可宝贵的灵魂!如果还有许多的话,那简直就是精品了。

  至于绝妙的笔法,那倒是评判作品优劣的次要因素。那最多也就是作品的肌肤。

  “《罗马盛衰原因论》企图证明罗马的兴盛是由于它的公民富有品德,如责任心、爱国心、武勇、俭朴、爱自由等等,而这些品德的败坏就导致了罗马的衰亡。我们知道,这本书虽然说的是罗马,但并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而是活生生的政治论文。孟德斯鸠是以此作为论据来攻击当时法国君主专制的暴政和提倡英国式的政治的。”

  我很好奇:这些品德到底是如何败坏的?品德败坏的原因又是什么?

  国民的品德决定国家的兴亡,这倒也是一种观点。可问题是:国民的品德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也许一个国家的国民的品德具有相对稳定和代代相传的属性,在尚未经历重大外力的长期作用之下,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也无所谓“富有”或“败坏”。

  我很纳闷儿:学术研究与政治论文,难道是排斥的关系吗?难道论文也可以不算学术吗?

  2.分权说和君主立宪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颂扬英国的君主立宪,认为行政、立法和司法的分权,互相制衡,是公民自由的保障。这是孟德斯鸠脍炙人口的理论。(《罗马盛衰原因论》也认为罗马共和国的分权、政治权力各因素的平衡保障了社会安定和公民自由。)”

  君主制与君主立宪制,两字之差,有天渊之别。宪法的本质就是规范国家机关和国家权力的法律。因此,宪法的历史相对于民法和刑法的历史而言都相对短促。权力在法律的支配之下运行,就是法治。法律在权力的支配下运作,就是人治。

  权力分立,这仅仅是社会分工的结果,古已有之且一以贯之。孟氏提出的相对清晰、明朗的三权分立理论,之所以可能会具有首创地位,是因为除了权力分立的内容之外,还有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相应安排,是一套完整自洽的理论体系。

  立法权,其本质就是决策权;行政权,其本质就是执行权;司法权,其本质就是判断权——运用规则解决纠纷的权力。这是人类社会古往今来各种各样的独立自主的组织机体普遍存在的三种最基本的权力。在国家的背景之下,就衍生出国家立法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和国家司法机关;在公司的背景之下,就衍化出公司股东会、公司经理和公司监事会(其实监事会还不能算是典型的行使司法权的部门)……以此类推,恕不尽列。

  国家的治理结构(即政体、政权组织形式),需要一套适当的理论体系来支撑。权力分立是几乎所有国家都已经实现(古代王国就有文臣和武将之别,分别执掌不同性质的权力)的事实状态,至于是否分为三种权力,则绝无定论(例如,孙中山先生就提出了新奇的“五权宪法”理论);至于各种国家权力之间是否应该处于“互相制衡”的状态,则绝无定论(至少在逻辑上行政权和司法权应该没有理由、没有资格去制约立法权)。

  请不要搞错:分权理论(也包括孟氏的三权分立理论)与保障国民自由之间根本就不存在直接的关系。须知:国民自由是国民自己争取的结果,是国民从国家那里争取的结果,是国民自身实力不断增长的结果,而与国家政体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它们只是复杂的间接的相互作用关系。绝对不能幼稚的认为:只要国家实行了三权分立理论,国民自由就有保障了。

  社会安定与公民自由,绝不总是相伴相生的。在国家出现以后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人类社会是处于安定状态的,但是,能够享有较为充分的国民自由的时间和空间,却不很多、也不很大。所谓的“社会安定”,其实就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长期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的状态。少数压迫者肯定是享有自由的,而绝大多数被压迫者是否也同样享有自由呢?这个问题还需要正面回答吗?

  “英国政制是否如此,是另外的一个问题(已有人对孟德斯鸠的这一看法提出批评);我们要注意的是,当时对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了的政制的赞扬就是对法国封建专制政体的批评,所以君主立宪的主张在当时是具有进步的意义的。”

  骨感的现实总是与丰满的理论之间存在不小的差距。书本上的说辞是一回事,现实中的做法又是另一回事。现实落后于理论,理论无过。可是,如果理论非要不尊重事实去拔高甚至美化现实,理论就有问题了。

  对现实本身而不是现实理论的赞扬或批评,这样的事情当然可以去作,但是,却已经与学术、与理论无关了。

  君主立宪的主张岂止是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就是在今日也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只要世界上还有相对落后的专制政体,君主立宪的主张就一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是,是否也具有进步的实际的作用,那还要取决于受到这种主张影响的相对落后的专制政体自身的发展阶段。不是每一根稻草,都能够压死骆驼。

  “同样,孟德斯鸠的分权说也不是空洞的政治理论,而是对时代提出的活生生的政治纲领。它在实质上是”阶级分权“,是新兴资产阶级要参与政权的具体要求,要求法国象英国那样在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取得妥协,即由法国的资产阶级取得立法权和财政控制权,而把行政权留给贵族阶级。这个政治纲领显然是‘妥协’的,但是即使如此,如果不经过激剧的政治斗争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这种主张在当时也是具有革命性和进步性的。”

  理论与纲领,当然不应该纠缠不清。行动纲领,肯定具有实操性;而理论学说,则不应该是空洞的,至少也应该言之有物,最好还能够言之成理。

  张雁深先生目光深邃、一语中的,揭开羞羞答答、半遮半掩的面纱,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的孟氏的分权学说的本质就是——“阶级分权”!!!说的再明白一点儿:就是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分享政权。其内容,张氏已经说的很清晰透彻了。这是两个阶级、两种力量在争斗、角逐过程中相持不下、两难取胜之后由其中一方提出的双方均能接受的彼此均不至于玉碎反而却有可能瓦全的权宜之计。但毕竟资产阶级向前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当然是事实上的赢家。妥协,是在实力有限情况下的明智之举,资产阶级一方是为了进一步积聚力量,在下一次战斗中一鼓作气、奠定胜局;贵族阶级一方则是为了得以休整,谋求下一步继续负隅顽抗、苟延残喘。三权分立理论也许产生了伟大的历史作用,但却绝对不是什么普适真理,脱离了其适用的时空条件,便一定会闹出笑话或酿成悲剧。

  为什么是资产阶级取得立法权,而贵族阶级保留行政权呢?资产阶级政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参与决策(直接或间接)的人数有所增加,甚至是大幅度的增加。扩大行使立法权人员的数量,明显具有强化民主的色彩,而行政权的权力性质则没有民主的价值取向。在事实上,行政权的实际功效远远大于立法权。即使是在今日之美国,立法权也逊色于行政权。

  当一个阶级独自充分掌握了政权之后,以“阶级分权”为本质的分权理论就不可能再有使用价值了。当在一国之内的贵族阶级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之后,以“阶级分权”为本质的分权理论也就不能不相应的升级换代了。

  分权理论,一定会不断校正、不断发展,但是,所有的直接指导实践的理论都注定是具有时空局限性的。

  孟氏的三权分立理论,远远没有能够揭示哪怕仅仅是国家政治、政权、政体领域里的一般规律。

  “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夕,贵族和僧侣当然是现存专制制度的维护者,然而大多数资产阶级也并无意取消君主制度,而是试图把孟德斯鸠的纲领付诸实施。但是由于法国贵族阶级资产阶级化的程度不及英国,两阶级的妥协不能成立,国王也反对这个纲领,所以资产阶级不能不彻底打垮贵族阶级,接受卢梭的人民主权不可分的学说,因而建立了资产阶级的专政(当时”人民“就是资产阶级)。”

  好一个“无意”,恐怕应该是——无力吧?之后虽然战胜了,恐怕也是被逼无奈、绝地反击的结果吧?

  法国的贵族阶级,说得好听是宁折不弯,说得难听是自不量力。没有实力的支撑,却还要坚持将对方赶尽杀绝,最后的结果却是自己死无葬身之地。两军对垒,其中一方拒绝言和,其结果就只能是:要么胜之,要么败之。法国贵族阶级的毁灭,绝对是自取灭亡。

  了解相关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法国的贵族阶级其实并没有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被“彻底打垮”、被彻底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而是在其后相当漫长的时期里死灰复燃、若隐若现。

  不要以为社会转型是在一瞬之间彻底完成的,恰恰相反,所有的重大社会变革,都必定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其间的曲折甚至反复都是不可避免的。

  卢梭的人民主权不可分的学说,明显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节奏。嘴巴硬、笔头硬,还不是真的硬;只有能力硬、实力硬,那才是真的硬。如果人民(当时的“人民”就是指资产阶级)能够独揽朝纲的话,如果脑子又没有进水的话,当然不可能采纳孟氏的以“阶级分权”为本质的分权理论。

文章录入:舒洪水    责任编辑:舒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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