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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法的精神——读《论法的精神》之写在前面的话(2)
作者:左明    文章来源:北大法律信息网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7/4/19       ★★★

     3.“地理”说

      “这也是《论法的精神》里著名的理论之一。它认为地理环境,尤其是气候、土壤等,和人民的性格、感情有关系,法律应考虑这种因素。我们知道,地理环境并不是社会和政制的决定因素。孟德斯鸠也不是不懂这一点,《罗马盛衰原因论》和《论法的精神》的基本精神和所举事例就是明证;他认为法的”精神“除地理因素而外,还有教育、风俗习惯……等许多因素。他所谓的地理因素并不是绝对化的。但是,因为他在这个理论上的某些说法给人以绝对化的印象,因而难免引起人们的误会。”

      中国早就有古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实践智慧。

      在承认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们具有不同的特质的情况下,法律是否应该考虑这种因素——对此作出不同安排,则大可疑问。对民风淳朴之地和出自于民风淳朴之地之人用轻刑,对民风刁蛮之地和出自于民风刁蛮之地之人用重刑吗?这绝对是机械、木讷的奇葩法律。

      到底何谓法的精神,至此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法律之中包含地理、教育、风俗习惯等诸多因素,难道这些就是所谓的法的精神吗?我还以为这些都是法的内容呢。但愿,孟氏所指的精神不是左明所指的内容。

      至少引起我“误会”的不是地理因素的绝对化的说法,而是误把精神当成内容。或者说让我费解的是:根本就对“精神”一词不知所云。

      “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在神学把法律和政制当做是上帝的恩赐的时代,孟德斯鸠企图从客观的物质的因素去寻求各国人民性格和政制之所以差异的理由,即使这种说法有缺点,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这种探求所具有的重要时代意义,不能不承认它是对神学迷信的有力抗议,更不能不承认它是人类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摆脱神学的迷信走向科学的一个进步。”

      孟氏挑战的是奉上帝为神明的神学,是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是一支庞大而又强大的社会力量。仅此一点,足可钦佩!孟氏居然能够让法律还俗。仅此一点,善莫大焉!

      孟氏寻求各国人民性格的差异是手段,借此来研究各国政治体制的差异才是目的。其实,寻找各国政治体制的差异也只是手段,由此去探明政治体制的一般规律才是孟氏的终极目的。

      从客观的物质的因素下手,是最简便易行的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或路径。但是,既然是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那么主观的精神的因素就绝对不可缺少。

      孟氏是不折不扣的追梦者、大智大勇的追求真理者。孟氏苦心孤诣、穷经皓首贡献给世界的理论更具有时代的意义,而不是永恒的价值。

      III.法律理论

      “《论法的精神》提出了许多关于法律的理论,例如反对酷刑,主张量刑必须比例正确,刑罚必须有教育意义,舆论可作为反对犯罪的工具,应刑罚行为,不刑罚思想、语言,攻击教会的所谓亵渎神圣罪和无理的刑罚,还有一系列关于审判、立证、拷问等等的论说。所有这许多理论是对当时封建残暴的刑法的批评,是对当时即将灭亡的封建统治阶级加紧对资产阶级平民进行法律上的压迫和残酷的镇压提出的抗议,是为新兴资产阶级关于人身、财产的安全和言论出版自由等要求提出的法律论据——这些要求是资产阶级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

      其中的“提出了许多关于法律的理论”,言外之意:提出更多的则不是关于法律的理论。

      上列各种所谓的“关于法律的理论”,其实只不过都是针对极其狭义的法律而言的,主要集中于传统的刑法领域。也许在当时,法律自身根本就是不发达的、不广博的。

      “关于人身、财产的安全和言论出版自由”等内容,这完全可以是以后的宪法或宪法学领域里的内容,但是,在当时宪法或宪法学还不知道藏在哪里呢。

      这些要求怎么会是资产阶级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呢?当然应该是资产阶级取得胜利的必然结果。

      “关于国际法,孟德斯鸠也有不少新颖的主张。他把战争分为正义的与非正义的两种,反对侵略战争,希望和平。这和路易十四所进行的一系列非正义战争是针锋相对的。这些战争是封建主义和暴政给予法国人民的祸害。”

      试问:没有侵略战争,又何来反侵略战争呢?一场战争,能够被区分为侵略战争与反侵略战争吗?可以有侵略者与反侵略者的区分,但是,战争却只有一个,无法一分为二。

      请问:这一系列非正义战争到底是针对谁的?似乎不是针对法国人民的吧?但是,作为发动战争一方国家的国民也注定难逃厄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人民、意大利人民和日本人民的表现,应该成为后人引以为戒的教训。脆弱的国民,不论清醒(被抓壮丁)还是糊涂(助纣为虐),都逃脱不了成为炮灰的命运。

      就是死,也应该死个明白。

      IV.经济理论

      “《论法的精神》里有不少经济理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主张私有财产是人类的自然权利。这种主张是针对教会和封建统治阶级对私人财产的侵夺而发的。同时它十足表明孟德斯鸠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私有财产当然应该是人类的基本权利。至于“自然权利”之中的“自然”二字,也许就是由上天赋予而非法律赋予进而不可剥夺的意思吧?人身权利当然可以算是“自然权利”,至于财产权利到底是否也应该成为“自然权利”,或可讨论。

      也许无产阶级的代言人就会主张公有财产是人类的自然权利。注意:持这一观点的人一定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而一定不是无产阶级自己。因为在这两种财产权利制度之下,他们都是不折不扣的无产阶级。公有财产的名义所有人是无产阶级,但是,实际控制人和直接受益人却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

      公有财产制的虚伪和荒谬,绝对不是什么秘密,而是尽人皆知的常识。

      “此外,他又主张兴办工业和商业,反对横征暴敛;因为这可以致富、发展文化、促进国际谅解和世界和平。当时封建领主和教会手中集中了大批地产,他也加以反对;主张小土地耕作,这也是为资本主义的农业经营争取机会。”

      只有生产,才是产生一切财富的终极源泉。资本主义社会恰恰就是在生产方面(主要表现在物质财富的生产,次要表现在精神财富的生产),在私有财产制度和科学技术引领的双重作用下,创造了无与伦比的、难以想象的人间奇迹。

      “他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这是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反对封建寄生主义的进步理论。”

      劳动(当然是指人的体力劳动),绝对不等于生产,劳动,仅仅是生产过程中越来越微不足道的一个环节。恰恰相反,脑力劳动,则是生产过程中越来越举足轻重的一个环节,直至成为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由此观之,张雁深先生认为资产阶级是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劳动者。

      “他又竭力反对奴隶制。他用公民权利、自然权利、经济理由等等作为反对它的根据。这是因为当时封建殖民主义的扩张大大地发展了奴隶制,使殖民地人民受到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当时这些罪行同封建主义和教会是分不开的。”

      请看,在当时(其实也包括在现在)奴隶制与封建制是并存于世的。封建主义发展奴隶制,这明显是不同的社会形态之间进行“杂交”的节奏呀!

      单纯反对什么,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一定要反对的恰到好处,在恰当的时间和恰当的地点用恰当的方式去反对恰当的对象,只有这样才会产生恰当的效果。

      “总上所述,孟德斯鸠的学说广泛地牵涉到人类社会的各种基本问题,关系到人类社会的根本利益。他的学说有破的一面,有立的一面。破的是教会、封建、暴政;立的是资本主义。从他的时代来说,他的这些主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指出了进步的道路。”

      毫无疑问,孟氏是一个杂家,是一个求全贪大之人。

      关于、关系利益的学说,其内容虽还不至于唯利是图,但是,其本质却不关乎是非曲直,意欲接受者应该对之抱有最大的警惕、警戒之心。

      破与立之间,存在着微妙的辩证关系。我十分欣赏如下的哲言:不破不立,先破后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

      指引未来而非回顾历史,这可能就是社会科学的核心价值、实用功能之所在。

      丁、对世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影响

      “以孟德斯鸠的理论为利器建立资产阶级国家的首先是美国。美利坚的报刊杂志大量介绍孟德斯鸠的著作。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的领袖们熟读了《论法的精神》,并把它的分权理论订入宪法。其次,1789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最终走的虽不是孟德斯鸠所指引的君主立宪的道路,但是孟德斯鸠的影响是显著的,例如 1789年的《人权宣言》宣布没有分权就没有宪法;又把孟德斯鸠认为是人的自然权利的私有财产说成是‘神圣’的。其后在十九世纪爆发的一系列的资产阶级革命中都可以看到孟德斯鸠思想的影响。”

      又没有经过殊死搏斗,那又何必称为“利器”呢?美国主要是由欧洲移民构成的国家,美国的建国历程十分特殊,美国的资产阶级没有与本国的或在本国的封建阶级进行过对抗斗争,因为在整体意义上美国根本就没出现或不存在封建阶级。美国独立战争的对象,是英国的殖民主义统治者,他们不是封建阶级的化身。孟氏的理论确实是美国立国的重要工具,但却不宜被称为“利器”。

      美国显然不是君主立宪制国家,而是典型的共和制国家。因此,移植到美国的三权分立理论自然也就变味儿了,从以阶级间(即贵族阶级与资产阶级)分权为本质的分权理论演化为以阶级内(自然是指资产阶级)分权为本质的分权理论。既然已经是资产阶级全面掌握政权了,那为什么还要在权力之间进行相互制约呢?是源自于阶级内部难以调和的矛盾使然。资产阶级也并非铁板一块、也并非同心同德,也是同床异梦、也会相互猜忌。相互制约的最大好处、最高功效就是不要产生绝对权威,以及由此衍生的绝对权力。

      当大多数人都不愿意且有能力不被奴役的时候,奴役者就无法产生了。

      其实,权力制约也只是手段,平衡和谐才是终极目的。当然,仅仅有各种国家机关之间的平衡和谐,还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去追求更大的平衡和谐,去追求全社会的全面的平衡和谐。

      当一个人整明白了宪法的本质是什么的时候,也就搞清楚了分权(必然包括制约平衡的内容)与宪法的关系。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可不是什么经济理论,而是名副其实的宪政理论。

      “总的说来,孟德斯鸠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孟德斯鸠的思想被资产阶级用作反封建、反暴政的武器,孟德斯鸠关于分权和法制的理论被一些资产阶级国家所采用。而孟德斯鸠最大的影响是他的思想成为资产阶级世界的基本社会理论——‘宪政论’的主要组成部分。资产阶级‘宪政论’的要点有如:国家不得干涉社会生活;社会改变必须通过法定程序;立法机关制定一般性的法规;司法机关专管司法事项;行政机关只能执行法律;诸如此类,都对资产阶级社会秩序有极大影响。”

      孟氏是一位思想者、一位贡献作品的思想者。孟氏不是行动者,而是提供思想供别人去行动的人。

      孟氏的思想,更象是行动指南,其中不乏规律探寻,但更多的则是操作方法。

      孟氏的作品,绝对是应时、应世之作,刚好适合被拿来运用,刚好适合去改变现实社会。这就是——恰到好处!!!

      在孟氏之后一百多年的德国也出现了两位思想者,他们也意欲改变世界,他们也有大量作品问世。但是,他们的思想大多是痴妄的、臆想的、荒谬的,进而注定是违背规律的。更可怕的是,他们的思想居然也被某些行动者拿来当做指针,从而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狂潮。风平浪静之后,留给这个世界的是无尽的灾难。

      孟氏的思想熠熠生辉、光耀环宇。从资产阶级“宪政论”的要点可以看出,这些内容切合实际、适于实践,比现实更高,但又不离现实过远,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

      孟氏是一位成功的将自己的思想作用于现实社会的思想者,是当之无愧的精神圣者!!!

      在思想上,不怕展望未来,不怕志高意远;但是,在行动上,却万万不可误把目标当起点,误把梦境当现实。

      拔苗助长,是人类的通病。

      戊、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影响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在1913年被主张君主立宪的严复译成汉文出版。但是在实际上孟德斯鸠思想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影响远在这个时期以前就开始了。”

      在清末民初,中国还是一个老大帝国,是一个绵延久远、幅员辽阔的农业文明大国。

      中国的资产阶级到底始自何时?在当时的发展状况如何?对此不能不察。

      “十九世纪末,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开始接触到十八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思想;最引起他们注意的是孟德斯鸠的君主立宪,以及在形式上具体代表这个思想的英日政治制度(虽然在实际上这两国的政制是有差别的)。中日甲午战争后,资产阶级维新派向朝廷倡言变法,随即提出君主立宪的主张。康有为的《戊戌奏稿》里是说得很明白的。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政治形式求得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间的妥协。以慈禧为首的封建贵族顽固派使这个方案不能实现。她发动了戊戌政变。虽然封建贵族后来又虚伪地打算用君主立宪的空名来保持他们的皇朝,但是资产阶级激进派进行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它。”

      什么人是“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维新派”?请不要用所谓的他们的代言人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们的群众基础是什么?他们的现实实力又是什么?

      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的出现要早于孟氏的降生,更早于孟氏思想的诞生。

      好一个“求得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间的妥协”,这话说的令人困惑:满清的封建贵族大量存在,这是客观事实。然而,当时的资产阶级到底是指谁呢?在哪里呢?请不要告诉我是李鸿章、袁世凯或孙中山。

      此处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代言人,似乎是指孙中山等人。美其名曰的标签好贴,但是,就怕名实不副。以武装起义为表现的辛亥革命,可以推翻清王朝,但却推不动中国社会的实质进步,推不动工业文明在中国的发展。

      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到底在哪儿呢?如果不能清晰的回答这一问题,那么所谓的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就根本无从谈起。戊戌变法也好、辛亥革命也罢,其本质不过就是各种不同的封建势力之间的角逐而已。

      辛亥革命,也仅仅就是具有资产阶级革命之名,而全无资产阶级革命之实。从之后的袁世凯夺权、复辟和实际上的军阀统治,就完全可以得到证明。

      “辛亥革命以后,除了反动的保皇派、窃国大盗袁世凯以及资产阶级顽固分子还想利用君主立宪之外,这个思想已经没有市场了。但是孟德斯鸠的思想却作为资产阶级世界的宪政论和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深深地影响了民国时代的宪法和法制。因此,如果我们检阅一下民国时期历次的宪法和民法、刑法等等,我们便将发现其中有许多重要思想是渊源自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的。”

      残酷的事实证明,中国的政权最终落到了不叫皇帝但却酷似皇帝的某个人的手中。这其实还真的不如名副其实的君主立宪制。

      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有遗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今日之中国,是一个半农业半工业国家,还远远没有完成资产阶级革命(是指产业革命,而不是指暴力革命)的历史重任!孟氏在《论法的精神》里所展现的思想,请不要仅仅看到“深深地影响了民国时代的宪法和法制”,就是对于今日以及今后之中国也都具有广阔的适用空间。

      只可惜、只可叹,在今日中国的宪法、民法和刑法等等中,我们感慨的发现:孟氏在《论法的精神》里所展现的许多重要思想都难觅其踪了。

      四、思想的局限性

      “由于阶级出身和时代的限制,孟德斯鸠的思想表现了一定的局限性。”

      出身,可能影响人的立场;时代,可能限制人的思想。如果一个人的思想能够抛弃以利益为基础的立场,又能够超越时空的限制,那么他就是思想的王者。

      “现在试举几点:

      甲、作为一个小贵族,孟德斯鸠虽然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去反对大贵族,鄙视他们的顽固与愚蠢;但是他在《论法的精神》里,并没有忘掉为贵族的利益说话。他提出了中间势力即贵族在君主政体中的作用的理论;又提出了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妥协的、实质上等于‘阶极分权’的君主立宪方案。此外,他一面反对宗教,一面肯定它的作用;一面反对教会的罪恶,一面采取‘微言大意'’畏时远害‘的’谨慎‘态度。这不能不说是受到贵族阶级意识的限制。”

      以孟氏的身家或身价,也仅仅就混到一个“小贵族”的级别,足见当时贵族的强大实力和势力。

      孟氏已经从自己所属的阶级跳跃到另一个与自己所属的阶级形成对抗关系的阶级。看来,出身并不能决定立场。

      强势阶级一定是“愚蠢”的吗?弱势阶级一定是聪慧的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先进与落后,并不是以愚蠢与聪慧来界分的。利令智昏,在利益面前,几乎所有人都是愚蠢的。在同样愚蠢的前提下,较量的是力量。之所以“顽固”,那完全是因为不愿失去自己的优势地位。

      孟氏所提出的“中间势力”理论,充分体现了其求真务实的指导思想。请不要因此而去嘲笑孟氏忽左忽右。

      孟氏所提出的妥协方案(即“阶级分权”的君主立宪制),就更是其卓越智慧的杰出表现。

      从以上这些内容来看,根本就不应该也不可能得出孟氏的思想具有局限性的结论。请问:直接飞向所谓的共产主义,是不是就没有局限性了呢?

      “又他的贵族出身,使他鄙视、不信任人民群众。在《论法的精神》里,平民是没有地位的。他在《罗马盛衰原因论》里甚至认为一无所有的人在什么政体下生活都是一样的。所以他并不是广大群众的代言人;而只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请问:孟氏为什么会“鄙视、不信任人民群众”呢?一定要找到其中的准确原因。如果是因为人民群众贫穷的话,那么无疑孟氏的脑子一定是进水了。因为贫穷就是人民群众的最基本属性。如果是因为人民群众愚昧、无知、怯懦、狭隘等等,那为什么就不能甚至不应该被“鄙视、不信任”呢?这与“鄙视、不信任”者的出身,又有什么关系呢?

      敢问:平民,您想要什么地位呀?想要君临天下吗?恐怕您自己先笑破肚皮了吧!平民,除了得到应该得到的地位之外,还能得到什么其他地位呢?我们为什么非要苛求一位作者一定要在其作品中为那些无足轻重的人留有一席之地呢?我想所有足够理智的平民自己都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平庸之辈,永远且只能是被遗忘的对象。

      孟氏认为:“一无所有的人在什么政体下生活都是一样的。”难道这不恰恰就是至理名言、朴素真理吗!渴求依靠、依赖、依附政体而改变自身命运之人,注定只能是痴心妄想。人的命运只能由自己来掌握。一个拥有亿万资产的傻瓜、肺痨,很可能是体制的宠儿,请问:他可能拥有幸福人生吗?有没有钱、有没有权,与人的命运没有太大关系。人的命运,是由精神和健康来支撑。

      孟氏肯定不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代言人,难道因此就具有局限性了吗?难道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代言人,甚或同时代言广大人民群众和资产阶级,就不具有局限性了吗?

      “由于时代的限制,他也看不清资产阶级将完全推翻封建阶级的历史使命。法国大革命虽曾一度采用他的君主立宪方案,但革命很快就超越了它,把它抛在后头,终于采取了平民出身、时代比他晚的卢梭的彻底革命学说。”

      时代的限制,注定会局限任何人的思想。以此来攻击孟氏,毫无道理。

      看不清遥远的未来,并不可鄙、也不可耻,更不应该成为他人(特别是后来者)的笑柄。

      推翻封建阶级的是新兴的资产阶级,而不是一直与封建阶级形成对偶关系的农民阶级。如下结论不证自明:在遥远的未来,推翻资产阶级的一定是新兴的某个阶级,而一定不是一直与资产阶级形成对偶关系的无产阶级。

      请不要忘了:在孟氏之后数百年的今天,世界上有许多高度发达、高度文明的国家都依然还在奉行君主立宪制。当然,君主立宪制不会万岁,孟氏思想的实用性也不会万岁,但这丝毫也不会减损孟氏思想的光芒。孟氏思想的真理性将永不磨灭。

      卢梭的彻底革命学说,如果也具有实用性和真理性,当然也会为卢梭赢得相应的荣耀。

      但是,不宜将孟氏与卢氏进行简单、机械的对比。

      “乙、虽然孟德斯鸠说过宇宙是物质运动的结果,但是他并不是唯物主义者,因为他在另一方面还要一个创造宇宙的上帝。这种二元论使他在《论法的精神》里陷入许多不可解的矛盾。他既要物质的规律,又要上帝的规律;要人的法律,又要宗教的法律。”

      要想把上帝从人们的头脑中驱逐出去,就需要有一种东西能够递补上帝走后的空位。这种东西为什么能够替换上帝呢?简单的理由:这种东西能够超越上帝、战胜上帝。并非上帝是万能的,而实在是人类太无能了。因为人类无能,所以才会依赖、寄托假设万能的上帝。当人类自身成熟起来、强大起来之后,人类也许就不需要上帝了。对,是人类自身战胜了上帝!是人类的智慧战胜人类的愚昧!是智慧取代了愚昧在人的头脑中的地位。

      “孟德斯鸠和当时的资产阶级其他进步思想家一样,在社会理论上是一个唯心论者。孟德斯鸠一方面从各种具体情况如地理、宗教、民情、风俗等等去寻求各别国家法律的精神。一方面又用抽象的人类理性作出发点,认为它支配着世界的一般法律,要使这个抽象理性和具体的法律调和,是会发生困难的。因此,他为了贯彻法律是人类理性的产物这个主张,就不能不对历史事实进行武断的解释。”

      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家,这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怪异的命名或称谓。资产阶级,这到底是思想家的身份(孟氏恐怕就不能被界定为资产阶级的一员),还是思想家的立场?行动似乎可以区分为进步或落后,然而思想又如何区分进步或落后呢?难道思考明天就是进步,思考昨天就是落后吗?

      难道唯心论者的唯心思想还会区分适用场合吗?

      人类的理性怎么会是抽象的呢?难道充满智慧的《论法的精神》这部光辉著作不恰恰就是具体理性的最好表现吗?

      理性是否支配法律,或可争论,但是,理性支配人的理智行为却是确定无疑的。

      如果理性与法律难以调和,那么就恰恰说明了理性并不能支配法律。

      “例如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一书中硬说罗马的衰亡是由于罗马公民品德的败坏。又如他在《论法的精神》里颂扬英国政制;实际上英国既不分权,也无自由;他提出信仰自由、贸易和私有财产的’自然权利‘等一系列当时资产阶级的要求,并企图从历史中找根据。于是,他就不能不把历史理想化、简单化,甚或因而违背了历史事实。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领域里,历史的政治性和科学性才是一致的,可以很好地结合的。但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和唯心史观,使孟德斯鸠不能达到两者的统一。”

      公民品德或公民品德的败坏与人类理性,又是何关系呢?

      既不分权、也无自由的英国政制与人类理性,又是何关系呢?

      把历史理想化、简单化,这与人类理性,又是何关系呢?

      孟氏也许违背了历史事实,但是如此不智之举对其“法律是人类理性的产物”这一核心观点又有什么助益呢?

      历史科学,也许具有科学性。但是,历史本身怎么可能会具有政治性和科学性呢?更令人目瞪口呆的是:政治性与科学性是如何能够达到一致的,又是如何才可以很好结合的呢?

      孟氏试图将历史的政治性与科学性这二者达到统一了吗?

      “丙、时代的限制使孟德斯鸠看不到资产阶级的本质和他所理想的资产阶级政制的阶级内容。他做梦也没想到,他的保障自由的分权学说和他的许多美好的法律原则只是被资产阶级用作掩盖阶级专制和暴政的假面具。由于时代的限制,孟德斯鸠自然更看不到资产阶级必将灭亡的命运。所以他把资产阶级的东西当做永恒的真理。比方他把资产阶级的基本制度——私有财产,说成是’自然权利‘,就是最显著的例子。”

      敢问:资产阶级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资产阶级政制的阶级内容又是什么?

      愚以为,孟氏的梦想是:他深知,他的保障自由的分权学说和他的许多美好的法律原则是不可能在近期未来得到完全实现的,但是,他坚信,他的分权学说和法律原则迟早有一天会在全世界各国得到普遍的实行。

      至于孟氏的分权学说和法律原则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会被资产阶级用作掩盖阶级专制和暴政的假面具这一事实,那简直就是必须的、必然的结果。对此,我相信深谙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孟氏必有十分清醒、深刻的认识。

      彼岸的光辉,并不能降低旅途的艰辛。

      资产阶级的某些东西必然会是永恒的真理,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难道迄今为止资产阶级时代所发现的永恒真理还不足够丰富多彩吗?

      愚以为:私有财产制是人类历史上唯一合理、正当的财产所有权制度,直至废除财产所有权制度的那一天。而所谓的公有财产制,则是人类历史上最虚伪、最邪恶的财产所有权制度,虽然可以强制运行,但是,骗得了一时,却骗不了一世。

      “孟德斯鸠所服务的资产阶级必将为工人阶级所代替,资本主义必将为社会主义所代替,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拜托,孟氏从资产阶级那里是得到法郎了,还是赚取英镑了?“服务”二字,何出此言?

      老子必将被儿子所取代,儿子必将被孙子所取代,这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也一定是正确的废话。

      张雁深先生坚称(也不知是否坚信):“资产阶级必将为工人阶级所代替”。立此存照。也不知道这算不算历史局限性。

      “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曾对我国的民主革命产生过相当深刻的影响,对现今的资本主义世界还有一定的影响。为了研究历史,研究国际现状,继承人类的革命的进步的传统,研究孟德斯鸠的思想还是必要的、有益的。”

      且慢!“曾对”,此言唯恐尚早!至少愚以为:似乎应该是正对和将对。

      中国的民主革命也许已经开始了,但恐怕还远未结束吧?

      在下写作本文,绝对不是“为了研究历史”,但会有助于他人“研究国际现状”,肯定是为了“继承人类的革命的进步的传统”。但愿本文的写作,能够使孟氏的《论法的精神》一书对中国正在进行的民主革命——产生着——相当深刻的影响。

      应该充分发挥孟氏伟大思想的积极作用,直至其全部功效释放完毕为止。

      关于译本的简单说明

      张雁深

      该部分主要讲述该书的翻译和版本事宜,与该书主题无关,故不予评述。

      孟德斯鸠生平大事年表

      略

      孟德斯鸠论著举要

      略

      论法的精神

      著者原序

      “这本书里无数事物之中如果有一件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而冒犯了人们的话,我至少应该说,那不是我恶意地放进去的。我生来没有一点儿以非难别人为快的性情。柏拉图感谢天,使他出生在苏格拉底的时代。我也感谢天,使我出生在我生活所寄托的政府之下,并且感谢它,要我服从那些它所叫我爱戴的人们。”

      过失伤害,受伤者在得到伤害者的致歉(如果需要的话,当然还应该包括赔偿)之后,伤害者也有理由得到受伤者的宽恕。意外冒犯他人,当属此列。

      中国古训:君子成人之美,而不强人所难。这也是我的人生信条之一。

      请允许我也发自内心深处的感谢我所置身的自然和社会!自然(当然其中也特别包括我的父母)养育了我的身体,社会(当然其中也特别包括我的父母)造就了我的精神。我感谢自然和社会,使我生活在我生命的价值有所依托的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承载了我的作品,而我的作品则寄托了我的生命。我爱互联网,我更热爱生命,不,应该是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人类的本质,就是将人的生命赋予了价值和意义。

      “我有一个请求,总怕人们不允许。就是请求读者对一本二十年的著作不要读一会儿就进行论断;要对整本书,而不是对几句话,加以赞许或非议。如果人们想寻找著者的意图的话,他们只有在著作的意图里才能很好地发现它。”

      一本耗时二十年完成的著作,通常篇幅不短。很长篇幅的作品如果只有一个思想、一个论断、一个主张、一个观点的话,那么读者确实不应该顾此失彼、断章取义。但是,事实通常不是这样!事实通常是:即使是在一本所谓的论著(仅限于社会科学)中,绝大部分篇幅(论据罗列)都是叙述性或陈述性的文字,纯粹议论性的文字通常只占很小的比例。即使是在这很小比例的议论文字中,也一定包含了数量不等的许多思想、论断、主张和观点。更重要的是:它们往往是各自独立的。

      开个玩笑:阅读很长篇幅论著的过程,其实就是不断挤去水分(即叙述性或陈述性的文字)的过程。

      大部头的著作,往往有大水分,往往是从盘古开天辟地说起,一直扯到今人遨游太空。真正的精品,往往是短篇,或者是一系列短篇的集合。

      往往人们的赞许或非议,就是专门针对几句话,几句至关重要的话。对整本书的评价与对具体观点的评价,是两码事。

      作品应该是作者的心声(文学作品除外)。但往往出于各种原因,有一些重要的话却没有能够都出现在作品里。那就只能是留待其他的机会进行表达了。

      “我首先研究了人;我相信,在这样无限参差驳杂的法律和风俗之中,人不是单纯地跟着幻想走的。”

      谁要是能够把人(个体的或者群体的)研究明白了,那么这个研究者自己可能就已经不是人、而是神了。人类的奥秘,应该由人类共同去研究。

      仅仅证明了“人不是单纯地跟着幻想走的”这一结论,作用十分有限。人很可能还会跟着理性走。

      “我建立了一些原则。我看见了:个别的情况是服从这些原则的,仿佛是由原则引伸而出的;所有各国的历史都不过是由这些原则而来的结果;每一个个别的法律都和另一个法律联系着,或是依赖于一个更具有一般性的法律。”

      从个别到一般,孟氏显然采用的是归纳法。孟氏所建立的原则,恰恰是归纳的结果,而不是演绎的开始。

      孟氏可能是说反了,当然应该是:这些原则都不过是由所有各国的历史而来的结果。

      孟氏所说的“一个更具有一般性的法律”,显然不是指上位法或者宪法,也不知道这样的法律是以什么方式存在着的,实在是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当我回顾古代,我便追寻它的精神之所在,以免把实际不同的情况当做相同,或是看不出外貌相似的情况间的差别。”

      其中的“它的精神”,到底是指谁的精神?什么精神?

      混同,这是经常遇到的一种思维错误的表现。主要是由于人的识别能力有限所致。请看一看那些古董鉴定家,个个都是慧眼如炬、火眼金睛。

      “我的原则不是从我的成见,而是从事物的性质推演出来的。”

      其实,很多人的很多成见,也都是自己或借用他人从事物的性质推演出来的。从事物的性质推演出来的结论,并不必然就是正确的、合理的。因为完全有可能没有搞清楚事物的性质,或者干脆在推演环节出了错误。

      “在这里,有许多真理是只有在看到它们和其他的真理之间的联系时才能被觉察出来的。我们越思考到细节,便会越感觉到这些原则的确实性。我并没有完全叙述这些细节,因为谁能全部叙述而不感到厌烦呢?”

      换言之:通过觉察与其他的真理之间的联系有可能会发现新的真理。毋宁说:可以从一个真理走向另一个真理。

      原则往往经不住细节的考验,这是因为原则恰恰就不是为细节服务的。

      也许,叙述细节占据了该书的绝大部分篇幅。

      “在这本书里,人们是找不到奇趣奔逸的笔墨的。这种笔法以乎是今天著述的特色。我们只要把眼界稍微放宽一些去审察事物,则奇思遐想便将溘然消逝。通常奇思遐想的产生,是因为我们只把精神贯注到事物的一方面,而忽略了其他各方面。”

      这很可能是孟氏的自谦之词。但同时也表明了孟氏的态度:奇趣奔逸的笔墨似乎不应该是科学论著的文风,尽管有很多人都愿意追求这样的笔法。

      俗语:少见多怪。同理:多见少怪。

      我不太能够理解此处的“奇思遐想”的准确含义。更容易被理解也更多被使用的一个词则是——奇思妙想。也许,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但奇思妙想则肯定与眼界开阔不成反比。

      “我的著作,没有意思非难任何国家已经建立了的东西,每个国家将在这本书里找到自己的准则所以建立的理由,我们并且将自然地从那里得到一个推论,就是只有那些十分幸福地生来就有天才洞察一个国家的整个政制的人们,才配建议改制。”

      最为关键的问题是:仅仅非难任何国家已经建立了的东西是否有效、是否有益?

      孟氏开的“饭馆儿”是雅俗共乐、丰俭由人。为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都设计了不同规格的菜谱。

      国家改制,当然事关重大。虽然每个国民都有发言权,但绝大多数人的声音都微弱到根本听不见的程度。

      天才,无疑是幸运的,但却不一定是幸福的。

      大可不必去限制建议者的资格,而更应该看重建议者的建议的质量。

      “启迪人民不是无关紧要的事。官吏的成见是从国家的成见产生的。当蒙昧时代,人们就是做了极坏的事也毫无疑惧。在开明之世,即使做了最大的好事也还是要战栗的。我们看到旧时的弊病,并想要如何加以改正,但也要注意改正的本身的弊病。对邪恶,我们不去动它,如果怕改糟了的话。对良善,我们也不去动它,如果对改善有所怀疑的话。我们观察局部,不过是为了作整体的判断。我们研究一切的原因,不过是为了观察一切的后果。”

      请千万不要对启迪人民这件事抱有过高期望,如果不是全然无益的话。如果启迪人民是富有效率的事情,那么人类的整体水平就一定是其中最高水平的那个人的水平。

      所有的官吏几乎毫无例外都是没有主见的、没有独到见解的。原因很简单:人在官场,身不由己。

      我非常想知道“最大的好事”是指什么?

      改正弊病行为自身所产生的弊病,这明显属于次生弊病、二次弊病。问题至此还远远没有结束,接下来的就是:改正改正弊病行为自身所产生的弊病,也就是三次弊病。以此类推、永无止境。人类与弊病同行。

      如果面对一切,我们都不去动它,也许不会变得更糟,但也肯定不会变得更好。

      孟氏可能又把话给说反了,似乎应该是:我们观察一切的后果,不过是为了研究一切的原因。

      “如果我的书提供了新理由,使每个人爱他的责任、爱他的君主、爱他的租国、爱他的法律的话,使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政府、每一个岗位,都更好地感觉到自己是幸福的话;那我便是所有人们当中最快乐的人了。”

      我真的非常非常想找到我爱我的责任、爱我的领袖、爱我的祖国、爱我的法律的充分且适当的理由,从而使我在自己的国家之中、自己的政府之下、自己的岗位之上,都能更好的感觉到自己是幸福的。也不知道孟氏的《论法的精神》这本书能否提供这样的新理由。

      孟氏很有可能会成为“所有人们当中最快乐的人”,但是,难道那些能够“更好地感觉到自己是幸福”的人,其快乐程度会逊色于孟氏吗?如果他们的快乐程度逊色于孟氏的话,那么孟氏还会成为“所有人们当中最快乐的人”吗?

      你们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我的快乐是建立在你们的快乐之上的。

      “如果我的书能使那些发号施令的人增加他们应该发布什么命令的知识,并使那些服从命令的人从服从上找到新的乐趣的话,那我便是所有人们当中最快乐的人了。”

      如果我的作品能够使那些不明白的人变得明白,不智慧的人变得智慧,那我便是所有人们当中最快乐的人了。但是,我不是没有这样的奢望,而是深知这只能是几乎无法实现的妄想。

      “如果我的书能使人类纠正他们的成见的话,那我便是所有人们当中最快乐的人了。我这里所谓成见,并不是那种使人们对某些事物愚昧无知的东西,而是那种使人们对自己愚昧无知的东西。”

      如果我的作品能够使人类在极低的程度上摆脱愚昧而不是摆脱无知的话,那我便是所有人们当中最快乐的人了。我这里所谓愚昧,并不是指那种因人们缺乏知识而做出错误判断的东西,而是指那种因人们缺乏智慧而做出错误判断的东西。

      “我们是在努力教导人类的过程中,才能够实行那个包括’爱一切人‘在内的一般德行。人是具有适应性的存在物,他在社会上能同别人的思想和印象相适应。同样他也能够认识自己的本性,如果人们使他看到这个本性的话。他也能够失掉对自己本性的感觉,如果人们把这个本性掩饰起来,使他看不见的话。”

      吾爱吾身,吾更爱真理。吾爱真理胜过爱其他一切——也包括爱吾身。“爱一切人”,那也许是某些人心目中的“一般德行”,但却不是我心目中的德行。能够让我产生爱恋的只有真、善、美,而绝对不包括假、恶、丑。敢问:难道一切人都是真、善、美的吗?至少我不这样认为。

      努力教导人类,是在实行德行吗?也许,只有那些被人类所接受且有益于人类的努力教导,才能够被认为是在实行德行吧?我曾经说过:德行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之中,至少要能够做到不损人,方为有德。

      人确实是具有适应性的存在物,然而,在社会上能同别人的思想和印象相适应,这仅仅是一般现象,还有一种罕见的例外:不是适应而是改变别人的思想和印象。

      人还是一种具有改变性的存在物。

      一个人是否能够真正认识自己的本性,既取决于他人,更决定于自己。一个人,当然可以被他人、被世界教育,但是,更应该被自己教育。

      “这本著作,我曾屡次着手去写,也曾屡次搁置下来;我曾无数次把写好的手稿投弃给清风去玩弄;我每天都觉得写这本书的双手日益失去执笔的能力;我追求着我的目标而没有一定的计划;我不懂得什么是原则,什么是例外;我找到了真理,只是把它再丢掉而已。但是,当我一旦发现了我的原则的时候,我所追寻的东西便全都向我源源而来了;而且在二十年的过程中,我看到了我的著作开始、增长、成熟、完成。”

      我的作品,不是以一篇一篇,也不是以一部一部来计算的。我的创作,不是以一日一日,也不是以一年一年去丈量的。创作作品,就是我生命的存在方式,就是我人生最大的挚爱。

      我的作品,已经没有或者说不需要手稿了,它们也都还没有变成纸质出版物,而都还是以数字化的方式,存在于电脑、存在于网络、存在于云端。

      我不懈的不屈的追求着我的遥远的终极的目标,但却没有明确的清晰的计划;我大致明白指导我的工作的原则——不走寻常路——求异而非存同,但却不知道具体的实施技法;我也许遇到了真理,但却很可能又擦肩而过了。

      我可能还没有发现属于我的原则,我正在试图去发现属于我的原则。

      我虽然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创作或者酝酿创作,但是,我也总是感到迷失方向。我也不知道我的笔将会去向何方,我更不知道我的思想将会飘往哪里。

      我还是太稚嫩了一些。但是,在过去的区区十几年的创作历程中,我已经看到了我的作品的萌芽、成长和趋于成熟,相对于数量的积累而言,我更看重的是品质的提升。

      “如果这本书获得一些成功的话,那末,主要应归功于主题的庄严性,但是我却不认为我是完全缺乏天才的。当我看到在我之前,法兰西、英格兰和德意志有那样多伟大的人物曾经从事写作,我景慕不置;但是我并没有失掉我的勇气。我同达·科雷久一样地说:’我也是画家。‘”

      经历人生的沧桑和岁月的洗礼,我已经不再奢望成功——世俗的成功了!甚至可以说:我已经开始鄙视成功——世俗的成功了!这也许就是我与孟氏的重大区别。这种区别不仅仅体现在作品文字中,更表现于价值追求上。我的作品要超越功利和利益,包括我的和任何其他人的功利和利益。

      选题的庄严性,这根本就不是我感兴趣或愿考虑的事情。我关心的不是:我是不是天才;我在乎的是:我的天生之才是否能够尽情释放。

      当我看到古今中外有那么多伟大的人物曾经或正在从事写作,我敬仰之至!!!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失掉我的勇气。上天让我生来就酷爱超越!

      人生的本质就应该是超越。没有超越,何来进化?没有进化,我们在哪里?

      我曾经反复多次自言自语:我和爱因斯坦一样,也是一位高校教师。除此之外,希望还会有更多的一样。

      我也是一位作者,一位思想者。

      著者的几点说明

      “(一)为使人们更好地了解本书的开头四章,我应该指出,我所谓品德,在共和国的场合,就是爱祖国,也就是说,爱平等。这不是道德上的品德,也不是基督教上的品德,而是政治上的品德。它是推动共和政体的动力,正如荣誉是推动君主政体的动力一样。因此,我把爱祖国、爱平等叫做政治的品德。我有些新的思想,很需要找些新的词汇或是给旧的词汇一些新的涵义。那些不了解这点的人们,竟认为我说了一些荒谬的言论。这些荒谬的言论在世界各国都将令人憎恶,因为无论在世界的哪一个国家,道德都是需要的。”

      孟氏所谓的品德的主体到底是指谁?是全体国民吗?爱祖国的主体似乎可以是全体国民,但是,爱平等的主体恐怕就很可能不是全体国民了。试想:那些超过甚至远远超过平均水平的国民,有什么理由去爱平等——与他人平等——与那些低于甚至远远低于平均水平的国民平等?

      平等,确实曾经是、正在是或将要是推动共和政体的动力,但是,当平等完成了这一历史性同时也是阶段性的任务之后,就必然会失去这一价值和意义。

      平等,显然不是全人类追求的永恒目标,而一定是部分人类追求的阶段目标。

      爱祖国,也一定会因为国家的消亡而不可能成为人类追求的永恒目标。

      在君主政体的场合,荣誉,显然不是全体国民的品德,而一定是只属于少数人甚至极少数人的品德。

      能够有新的思想,这极为可贵。但是,新的思想未必需要找些新的词汇或是给旧的词汇一些新的涵义才能准确表达。我钦佩那些能够创造新的词汇或是给旧的词汇一些新的涵义之人的才华,但是,我也坚信:只要能够娴熟驾驭现有词汇(包括不必对其赋予新的含义),同样可以准确表达新的思想。当然,如果发现了新事物、新现象,自然可以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新词汇。

      我一再重申:思想可以是复杂、高深的,但表达应该是简单、质朴的。

      华丽的辞藻、繁复的表达,也许是某些作者的追求和某些读者的欲求。但我却坚持认为:这应该不能算是学术的价值,而只有可能是别的什么价值。

      判断作品是否荒谬,锁定的目标当然应该是其思想内涵,而主要不应该是其表达方式。

      “(二)人们应该注意,我们说’某一种品质、意识形态或品德不是推动某一种政体的动力‘和我们说’这种政体没有这种品质、意识形态或品德‘两种说法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如果我说,这种圆轮子或这种小齿轮不是推动这只表的动力,人们能够由此得出结论说表里头就没有圆轮子和小齿轮么?我们远不能说,在君主政体里是没有道德上的和基督教的品德的,甚至连政治的品德都没有。如果这样说,那是很不对的。简言之,在共和国里荣誉是存在的,虽然它的动力是政治的品德;在君主国里,政治的品德是存在的,虽然它的动力是荣誉。”

      这两种说法的区别的确是显而易见的,仅仅从逻辑或语法上就可以轻松发现。

      民主与专制,是两种明显不同的政体。但是,却不可以空洞的抽象的对此二者进行优劣或高低的对比。中国的封建主义社会采用的是专制政体,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采用的则是民主政体,这两者都是正当其时、恰如其分的。政体,可不是能够随意主观选择的结果。不合时宜的选择,必将以失败而告终。

      人类的理性和智慧应该用于去研究什么是民主政体或什么是专制政体以及它们各自的适用条件甚至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演进过程,而不应该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如何让一种政体在错误的时间或错误的地点转变为另一种政体。

      “(三)最后一点是:第3章第5节谈到的’善人‘,并不是基督教上的善人,而是政治上的善人;他具有我所说的政治的品德。他是爱他的国家的法律的人;他的行动是出于他爱他的国家的法律。”

      一个国家的法律,应该由该国家的国民去爱护、爱戴、爱恋、爱惜吗?答案也许是不唯一的。甚至可以换一个问题:一个人,应该去爱护、爱戴、爱恋、爱惜其父母或子女(在今日商品化的社会里,配偶就更不用说了)吗?答案似乎应该是肯定的,但是,很可能也会有例外。

      爱或不爱与是否亲近之间,不是必然的对应关系。爱,还应该有更加充分和合理的理由。

      “在这个版本里,我把所有这几点都作了清楚的说明,更确定了它们的意义,而且在我用品德的地方,多半都改成政治的品德了。”

      作者把某些问题解释清楚而不至于使读者产生歧义,是一种负责任的优良品德。

      我必须自我检讨:我的作品里的某些遣词造句,很有可能表达的不够清晰、准确。可惜,作品一经完成就已经没有进一步进行解释的机会了。

      把所有能说的话都说尽,这不是我的风格。这倒不是故意含而不露、貌似深沉,而是过多的把精力专注于目标从而有意无意忽略了路径的思维风格使然。

      结语:

      法律,是诸多社会规则之一种。法律,似乎应该是理性的,但不幸的事实却证明:法律是功利的。姑且承认现实之中的法律至少是掺杂了部分理性。我曾经说过:法律不过就是现实社会的一面镜子,是现实社会决定法律,而不是相反。不要总是去褒贬法律,还是应该把更多的精力去用于研究社会本身。当然,如果有人在背后搞鬼,非要把正常的镜子做成哈哈镜,那就另当别论了。

      法律有精神吗?如果非要说有的话,那么社会的精神就是法律的精神。那么社会的精神又是什么呢?似乎就是社会成员们的灵魂的混合物吧。

      我不会去讨好谁,而很可能会得罪全人类。

      我不对人类负责,而只想去超越至高理性。

      向伟大的孟德斯鸠先生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2016.10.31.于首都师范大学本部教师公寓

    【作者简介】

    左明,北农教师。

    【注释】

    【参考文献】
文章录入:舒洪水    责任编辑:舒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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