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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克里斯蒂奇案看国际刑法中的种族灭绝罪
作者:林雯<编译>    文章来源:刑事法评论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7/6/12       ★★★
 案件名称:Krstic Case 
  当事方:Prosecutor v. RadislavKrstic
  审理法院: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 (ICTY)
  判决时间:2 August 2001(Trial Chamber);19 April 2004(Appeal Chamber)
  一、案情简介
  案件发生在1995年的波黑东部小镇斯雷布雷尼察(Srebrenica)。1992年波黑战争爆发,斯雷布雷尼察成为武装冲突双方塞族和穆族争夺的一个战略据点。1993年4月16日,联合国安理会做出决议,宣布斯雷布雷尼察飞地为联合国保护区。然而此举并没有制止塞族军队的进攻,1995年7月6日,塞族部队开始攻打斯雷布雷尼察,在短短几日之内,在恐怖的气氛中,大约有25000名住在当地的穆斯林,大部分是女人、孩子和老人,被塞族军队强行转移出了穆斯林领地。而当地的壮年穆斯林男子则被单独隔离到了该城的西北方向,当他们企图逃跑时,被送入监狱,在恶劣的环境中被拘留和处决,大约有7000人从此失踪。
  克里斯蒂奇将军(General Krstic)是波斯尼亚塞族武装德里纳部队(Drina corps)的第二把手。该部队是南斯拉夫在1995年进攻斯雷布雷尼察的先锋部队。1998年11月,克里斯蒂奇被逮捕、移送至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以下简称“前南刑庭”),并因参与了斯雷布雷尼察事件而被检察官起诉犯有危害人类罪、战争罪以及种族灭绝罪。2001年8月2日,前南刑庭在初审判决中确认了检方指控的罪行,并判处其46年有期徒刑,克里斯蒂奇成为首个被前南刑庭判处种族灭绝罪的前南斯拉夫联盟军官。{1}2004年4月19日,前南刑庭对本案做出上诉判决,尽管否定了本案初审判决的一些结论,但依旧确认了被告克里斯蒂奇的各项罪名。{2}
  二、法庭论证
  (一)法庭初审判决中有关种族灭绝罪的论证
  在法庭的初审判决中,首先认定了与本案有关的事实,接着分析了各项罪名的构成要件,并分析检察官的起诉是否达到了“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而使得罪名成立,最后,在分析了被告的个人刑事责任后,论述了法庭的量刑决定。本案中被告被指控在1995年7月11日至11月1日期间大量处决在斯雷布雷尼察的穆斯林男性而犯有灭绝种族罪,以下将主要关注法庭在对种族灭绝罪,尤其是该罪的主观要件的论证过程。
  1.事实情况
  在事实情况部分,法庭确认了1995年发生在斯雷布雷尼察的事件中,确实发生了大量波斯尼亚穆斯林被强制迁移、拘留、屠杀的事实,认定波斯尼亚塞族武装德里纳部队在1995年参与了对斯雷布雷尼察当地穆斯林的处决,最后认定了克里斯蒂奇作为该部队的指挥官知晓该部队的罪行、未能处罚部队的行为。
  2.理论论证
  根据《前南刑庭规约》第4条第2款,灭绝种族指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个民族、人种、种族或宗教团体,犯有下列行为之一:①杀害该团体的成员;②致使该团体的成员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③故意使该团体处于某种生活状况下,以毁灭其全部或局部的生命;④强制实行办法,意图防止该团体内的生育;⑤强迫转移该团体的儿童至另一团体。
  法庭结合法庭规约的规定,以及在案件发生时的习惯国际法,包括规约几乎逐字照搬的《
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以下简称《灭种公约》),卢旺达刑庭确认的关于灭绝种族罪的判例、国际法委员会的《危害人类和平安全治罪法草案》报告、其他国际委员会的报告,以及2000年7月国际刑事法院筹备委员会制定的犯罪要件,相关的国家立法和实践等对于灭绝种族罪的主客观要件分别进行了分析。
  (1)客观要件
  在客观要件方面,法庭结合了其在危害人类罪、战争罪部分的论述中对于谋杀、造成严重的身体、精神伤害等的讨论,认定穆族军队具有杀害斯雷布雷尼察当地穆斯林的行为,同时对当地穆斯林的强行迁移也对这一族群造成了严重的身体或者精神伤害,满足灭绝种族罪的客观要件。
  (2)主观要件
  在主观要件方面,法庭认为重要的问题在于是否存在“全部或局部的消灭某一民族、足以、种族或宗教团体”的故意。检察官认为存在这样的故意,而被告虽然没有否认波斯尼亚塞族武装杀害了众多的波斯尼亚穆斯林壮年男子,但认为与规约第四条规定相符的“灭绝种族的敌意”并不存在。
  法庭首先结合德里纳部队转移、拘留并杀害斯雷布雷尼察当地壮年男性穆斯林的事实,认定了本案中杀害波斯尼亚穆斯林壮年男子的故意的存在。同时,法庭强调,需要区分被告的个人故意和谋划或实施犯罪的故意。虽然每个参与犯罪的人动机不同,但是“犯罪集团”的目标是相同的,即参与犯罪者都具有实施灭绝种族罪的故意,这种灭绝种族的意图应当从犯罪行为中推知。
  法庭将主观要件分成了两个要素:①该种行为需要针对的是一个民族、族裔、种族或宗教团体;②该种行为意在消灭该种团体的部分或者全部。接下来分别就“该种团体”“意图”以及“部分或全部”进行了论证。
  (a)“针对的是一个民族、族裔、种族或宗教团体”
  法庭首先引用了相关的公约和文件:联合国大会96(I)号决议认为,灭绝种族罪的受害者是一个团体,并不在于其受害人数的多或少,而在于一个整体的概念;国际法院1951年的报告以及国际法委员会1996年《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罪行法典草案》均认为种族灭绝的行为目的在于摧毁整个团体,而非分开的个体。而Akayesu案等案件也做出了同样的表述。因而《灭种公约》意在保护的是一整个的团体,这是将灭绝种族罪与其他严重犯罪区分开的特点。
  但《灭种公约》并不保护所有的人类团体,民族、族裔、种族或宗教团体这四种团体才在《灭种公约》的保护范围之内。然而,这四种团体在《灭种公约》中没有被明确定义,相反,在公约的筹备工作以及国际机构的工作中这四种被保护的团体和“少数民族”的概念有时候是部分重合的,在某些时候甚至含义相同。法庭认为运用客观标准去区分这四种类型的团体与公约的目标、目的并不一致。同时,法庭还认为,一个团体的文化、宗教、人种或民族特性应当从社会、历史的维度中分析。
  接着法庭分析了本案中被害者是否是规约第四条所指的“团体”。检方在最后的法庭陈述中,将被害的团体定性为“斯雷布雷尼察的波斯尼亚穆斯林人”,而被告认为不能人为的以地理范围去定义一个团体,检方的定性并非“民族、族裔、种族或宗教团体”中的任何一种。法庭认为,诸多证据表明“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是一个“民族”,但是却不能从“文化、宗教、人种或民族特性”上将“斯雷布雷尼察的波斯尼亚穆斯林人”与其他的“波斯尼亚的穆斯林人”区分开(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团体),二者唯一的区别就是地理方位。因此,法庭认为,符合法院规约第四条含义的团体应当是“波斯尼亚的穆斯林”,而本案的被害者应当是这一团体的一部分。
  然后,法庭认定,“全部或局部消灭该种团体”的故意表明,被害者是因为他是该种团体中的一员被害的。所以仅仅知道被害者是意图消灭的团体中的一员,不足以证明灭绝种族罪所需要的故意。然而在本案中,“种族清洗”政策并不仅仅发生在斯雷布雷尼察地区,而是在整个1992年到1995年的武装冲突期间发生于整个波黑地区的塞族、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身上。波黑战争中,穆族人的战略目标之一,就是将所有的塞尔维亚人重聚在一个独立的国家里,特别是重新联合被德里纳河分隔开的在东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以穆斯林人为主要人口的斯雷布雷尼察及其周边地区,位于与塞尔维亚毗邻的一片以塞尔维亚人为主的地域中,因而塞族人和波斯尼亚穆斯林人在此地才会爆发激烈的冲突。在波黑战争中,大量的穆斯林逃往了斯雷布雷尼察及其周边地区,而当地在穆族军队的进攻下,该地与外界的沟通切断,粮食补给短缺,穆族武装在当地实施了大规模的暴行,发生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法庭认为,从发生在附近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对于妇女、儿童的强制迁移,以及之后杀害了大量的穆斯林男性平民的事实来看,波斯尼亚塞族武装的进攻目标都应当是斯雷布雷尼察地区的波斯尼亚穆斯林人口,而之所以攻击他们,是因为他们属于波斯尼亚穆斯林种族。因而,这一要件得到了满足。
  (b)“该种行为意在消灭该种团体的部分或者全部”
  (I)消灭该种团体的意图
  在“意图”这一元素进行分析时,首先,法庭认为,对于灭绝种族罪来说,单纯明知行为可能造成一个团体的毁灭是不够的,而需要有“毁灭全部或部分团体”的故意。
  法庭认为规约第四条并不要求灭绝种族的行为需要有长时间的预谋。因而采取行动的意图并非毁灭一个团体,但在实施行动时灭绝种族变成目标之一的情形也是可以认定为具有灭绝种族罪的意图的。例如,一个武装部队可能在一次行动中决定毁灭一整个团体,但其实这个部队的首要目标与该团体并没有关系。而在本案中,从部队的数量和规模、部队交流关于杀害穆斯林信息时用的暗语、处决的规模,杀害他们的方式的一致性等都表明存在着杀死当地壮年男性穆斯林的故意。
  法庭接着回顾了与灭绝种族罪有关的公约和文件,法庭指出,灭绝种族在被提出之时,包含了所有可能使一个区别于他人的团体毁灭的所有手段,在那个时期,灭绝种族罪与危害人类罪中的迫害罪非常接近,在纽伦堡法庭规约中就将灭绝种族罪归于危害人类罪之中。然而在《灭种公约》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及,但是在其筹备工作的报告中指出,从文化上毁灭一个群体的行为并不算是种族灭绝,因为文化上的种族灭绝是一个太过模糊、与从身体上或者生理上消灭一个群体相比太过遥远的概念。法庭接着提出,在近年来的一些宣言或者决议中,又将文化毁灭等非身体的毁灭归为毁灭种族的行为。
  但法庭又指出,对这一要点进行判断时,还需要考虑到“法无明文不为罪”的原则,因此,尽管近年来灭绝种族的含义有进一步的发展,在案发时的习惯国际法中,大部分还是将灭绝种族的行为限于身体上或者生理上的行为。因而仅仅从文化上或者社会认同上对一个团体进行毁灭的行为并不能构成灭绝种族罪。但也需要看到的是,身体或者生理上的消灭常常伴随着对该团体文化或者宗教财产或者标志的攻击,这种攻击可以被视为是身体上试图毁灭该团体的证据。而在本案中,法庭认为犯罪实施者故意毁坏清真寺以及当地穆斯林人房屋的行为,应被视为具有灭绝种族意图的证据。因此,本案中“具有毁灭一个团体的意图”这一要件得到了满足。
  (II)该种团体的部分或全部
  在这一部分中,法庭讨论了本案中的被害人是否能代表法庭规约所指的“部分”波斯尼亚穆斯林。
  首先,法庭在讨论了先前的案例以及《灭种公约》后认为,具有消灭一个群体的一部分的意图是可以达到灭绝种族罪的主观要件要求的。接着,法庭在对《灭种公约》以及国际法院相关案件进行讨论后认为,对于“一个群体的部分”并没有固定的标准,法庭可以对此自由裁量,但这种自由裁量应当符合《灭种公约》促使灭绝种族的行为犯罪化的立法精神。因而,法庭认为毁灭一个团体的意图,甚至是仅毁灭该团体的一部分的意图,意味着谋求毁灭该团体中显著的一部分,而不是毁灭该团体中单独个体的简单累积。而对于“有毁灭团体的一部分的意图”的情形,要求犯罪实施者将他们意图毁灭的团体的一部分视为一个单独的整体。一个发生在一片广阔地域的不同地点,造成了某个团体巨大的死亡总数的行动并不一定构成灭绝种族,因为可能难以证明犯罪实施者的目标就在于消灭该团体。相反,在一个发生在有限的地理范围内的屠杀行为,尽管造成的人员伤亡较少,但也岢能因为具备“毁灭某团体在该地理区域的部分”的意图而构成种族灭绝。因而,在认定该要素时考虑犯罪的实施环境是很重要的。
  在本案中,法庭认定实施犯罪的塞族部队意在将斯雷布雷尼察的穆斯林作为一个整体消灭。在不到7天的时间内,7000到8000名穆族壮年男子被杀,同时其他的当地穆族人被强行迁移,波斯尼亚塞族武装不可能不知道他们选择性的杀害这些男子,将造成的是这个当地族群的毁灭,同时使得穆斯林重新占领该地再无可能。此外,塞族武装应当意识到杀害二到三代穆族男子会给这个传统父权社会带来的毁灭性打击。塞族武装应当知道,他们在杀害壮年男子的同时,对剩下的穆斯林强行迁移将导致的是整个在斯雷布雷尼察地区的穆斯林族群的消失。而他们企图消灭穆族的意图也可以在他们在攻击此地后,毁灭穆族房屋和主要的清真寺的行为中推断出来。另一个可以推断出穆族部队意图的证据是,在杀害了穆族男子之后,他们将尸体掩埋在乱葬岗中,而不让举行任何符合穆斯林宗教习惯的体面葬礼,这也使幸存者们悲痛不已,直到这些被杀男子的尸体被确认身份后才有所缓解。
  法庭认为,通过在斯雷布雷尼察这一战略要地杀害当地穆族壮年男子,塞族部队实际上导致了整个在斯雷布雷尼察的穆斯林族群的消失,而且穆斯林再也不可能在该地重新立足。基于以上的论证,法庭认定本案中穆族军队具备“毁灭群体的一部分”的意图。
  最后法庭总结,本案中的灭绝种族罪的各项要件得到了满足。
  (二)上诉判决中对被告种族灭绝罪的个人刑事责任的认定
  在论述了本案中的灭绝种族罪成立之后,初审法庭将克里斯蒂奇的个人刑事责任确认为共谋灭绝种族。然而这一结论在上诉判决中被推翻,上诉法庭认为,共谋灭绝种族要求被告与犯罪实施者具有同等程度的主观故意,但是现有的证据并不足以证明该种程度的故意的存在。上诉法庭认为,虽然没有证据表明被告命令或直接参与了谋杀,但是有充分证据能够证明,克里斯蒂奇知道穆族军队对当地穆斯林的杀害行为,并且允许其手下的军队主要成员参与或协助杀害穆斯林的行动,因而构成了帮助或协助灭绝种族的个人刑事责任。
  三、案件评述
  种族灭绝是一种剥夺人类群体生存权利,违反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的基本原则,严重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犯罪。灭绝种族有着久远的历史,几乎从人类社会产生了氏族和部落之后灭绝种族的行为就存在了,历史上的灭绝种族,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人屠杀亚美尼亚人的事件,二战中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大屠杀,都给被害部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毁灭性的打击。为了防止此类悲剧的重演,国际社会决心将灭绝种族作为国际法上一项可以惩罚的罪行。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
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正式将灭绝种族的罪行确认为一种独立的国际罪行。而该公约也在随后被国际法院确认为习惯国际法的组成部分。随后,在《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规约》、《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规约》以及《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中,均将灭绝种族罪作为法庭管辖的罪行之一。
  对于灭绝种族罪来说,主观要件方面的证明一直存在难点。在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之前涉及到灭绝种族罪的案件中,均因为检察官在主观要件中难以证明“毁灭全部或部分群体的计划的存在”等原因而无法确认被告灭绝种族的罪行,转而定为危害人类罪或者战争罪。而在本案中,法庭对主观要件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并认为并不一定要有“计划”的存在,并最终确认了被告的灭绝种族罪行。这一判决是灭绝种族罪行的审判实践的重要一步,丰富了灭绝种族罪的相关理论,为之后其他国际性刑事法庭的案件提供了借鉴。而防止并最终消灭灭绝种族,使得类似的悲剧不再发生,不仅需要在司法上加以惩处,还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
注释:
{1}ICTY report: http://www.google.com.hk/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l&ved=OCCUQFjAA&url=http%3A%2F%2Fwww.icty.org%2Fsid%2F7964&-ei=dal-vUJ2jK-vGmQWJ5oHwBg&usg=AFQjCNHDy5cJGmwNc7dUDu5H2dZLhulUjA&sig2=pvMXPZI_aH5kSrfGn7IsPw, ICTY, Last visited:9th Oct.2012 
    {2}Prosecutor v. RadislavKrstic—Case Information Sheet, ICTY

文章录入:舒洪水    责任编辑:舒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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