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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夫心中,耷拉着一条无形的辫子
作者:张弘 来源:凤凰评论 发布时间:2016年11月10日 点击数:

野夫收徒,学生跪拜的照片传出,立即引发轩然大波。有人自认为自由主义者,认为跪拜系两人自愿,与他人无涉,并不违背自由主义原则。批评者则认为,跪拜乃一种“野蛮陋习”,应当为现代社会所摒弃。还有人认为,跪拜是野夫师徒的私事,在当下中国有其合理性,其他人用不着上纲上线。

就跪拜师傅这一点而言,野夫收徒的跪拜,与赵本山郭德纲收徒的跪拜并无差别。中国素有尊师重道的传统,跪拜老师,多少含有强调师道尊严的意味。

作为一种礼仪的起源,跪拜与古代人的起居方式有关。中国古代最早没有凳子、椅子,桌子也没有。到了后世,桌椅出现,长者坐于椅子上,拜者跪、坐于地上,“跪拜”才变成了礼仪。据王学泰先生的研究,依照古礼天子接待三老五更(三老为乡官,要五十岁以上人担任;五更为年老退休在乡官员)要跪拜,宴请时要割牲、执酱、执爵。因此东汉的仲长统在《昌言》中说“古者君之于臣,无不答拜也。虽王者有变,不必相因,犹宜存其大者。御史大夫,三公之列也,今不为起,非也。”在仲长统看来,到了东汉时期,君对臣子的礼数已经衰减许多,作为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退朝,皇帝不起身相送了。

显而易见,跪拜作为一种礼仪,皇帝和臣民并不对等。中国古代的诸子百家,大都有尊君的思想。体现在礼仪方面,就是所有臣民都要跪拜皇帝。除此以外,作为皇权代理人的官员,被称为老百姓的“父母官”。皇帝和官员在享受百姓跪拜之时高高在上,不用跪拜还礼。因此,跪拜这种礼仪,是宗法社会中官位大小、长幼、尊卑差序格局的具体体现,而它的核心就是皇权。正是以皇权为核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不平等的尊卑概念,体现于各种不同的礼仪之中,并由此建立起官本位、集权制,行政主导的国家社会秩序。这也意味着,“礼”的本质首先是秩序化、等级化的生活方式,其次才是礼貌、素养等等。随着起居方式的彻底改变,以及现代文明的兴起,跪拜作为礼仪的不平等性、屈辱性彻底显露出来。

1793年,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来到中国,觐见乾隆。中国官员要求他向乾隆行三跪九拜之礼,双方两度产生争执。最终双方达成协议,英国作为独立国家,其使节行单膝下跪礼,不必叩头。1816年,英国政府又派遣以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前来中国,嘉庆帝要求必须行三跪九叩之礼。此前,英国政府曾指示阿美士德可便宜行事,但副使斯当东则坚决反对跪拜(他是马戛尔尼使团副使斯当东之子),最终,阿美士德的访华以失败而告终。

英国是现代化的发源地,马戛尔尼与斯当东,显然均不能接受跪拜之礼所带来的屈辱感和尊卑之别。在野夫推崇的天地君亲师中,从宗教自由的角度来说,天地可以看做一个超越性的存在,而君亲师则是人伦的范畴,适用怎样的礼仪,可以视时代的发展而与时俱进。辛亥革命之后,跪拜作为官场礼仪被废除。对于自愿的跪拜,从权利角度出发,极端的自由主义学者诺奇克说,“自由制度是否允许人把自己卖为奴隶?我相信它会允许。” 对于“自愿当奴隶”,诺齐克说,它意味着“任何个人都可以通过缔约建立对自己的任何约束,所以也就可以用这一自愿结构缔约使自己摆脱它”。

在野夫收徒、学生行跪拜这一形式中,确实没有强制,也没有人身依附,没有奴役与被奴役。两人缔结师徒之约,没有侵犯其他人的权利。但是,就事实判断而言,谁也不能否认跪拜者和接受跪拜者的尊卑之别,以及这一礼仪所体现的权力关系。毫无疑问,这一仪式的意味之一,就是跪拜者向受拜者表示,自己自愿接受这种尊卑关系。野夫和徒弟可以自愿以这种礼仪来作为关系确定的外在形式,但是,在价值判断的层面,双方自愿的跪拜,也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免除被批评。

的确,野夫有权利以跪拜作为收徒的基本要求。但是,民间私学,私相授受,对学问尊重,两厢情愿,以及跪来的学问,江湖的礼数和规矩……这些均不能构成跪拜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尊师重道是合理的,但是徒弟或学生丧失个人尊严,人格被摧辱为牺牲和陪衬,则与现代社会的伦理规范背道而驰。因为徒弟或学生对老师的跪拜,与臣民对皇帝跪拜的机理如出一炉,两者包含着对权力的驯服和输诚,这与人们对自发权威或奇理斯玛的尊重已然有了本质的区别。

毫无疑问,跪拜是一种不文明的礼仪。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一个真正具有现代意识,追求现代文明的人,既不会向别人下跪,也不会让别人跪拜自己。膝盖跪下的人,永远不可能挺直脊梁;接受跪拜的人,永远不可能懂得尊严。

尊师重道固然没错,但是否一定要用跪拜这种形式,大可商榷。以野夫举例的胡适为例,他的学生傅斯年、顾颉刚、罗家伦、罗尔纲等人显然不会对胡适跪拜,而胡适也绝不会心安理得地接受别人的跪拜。胡适进紫禁城见溥仪,也只是鞠了一躬。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时,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在我看来,进入21世纪且号称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者的野夫,心中也耷拉着一条无形的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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