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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反恐法>通过、实施一周年专题】2016年中国反恐怖法研究国内文献综述之四
作者:张金平 马瑜 王海茹 来源:西法大反恐法学院 发布时间:2017年02月05日 点击数:

四、“中国反恐怖法”实施主体

“中国反恐怖法”的颁布实施极大的助力了各相关部门的反恐工作,使得公安机关、武警部队以及行政部门等在反恐工作中能够有法可依。从汇集的相关文献资料来看,分析“中国反恐怖法”实施主体的文章有9篇,分别是从公安机关、武警部队、行政主体、社会行为主体等为视角。下面对相关文章进行分析阐述。

(一)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位于我国反恐工作的前沿,在调查、侦破案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反恐工作的各个程序都与公安机关有密切联系。有研究者从公安机关反恐信息化建设角度入手,明确了“中国反恐怖法”的重要作用,该法的颁布对公安机关情报信息工作起到了保障作用。“中国反恐怖法”全文中有四章十一条与公安信息化工作有关,赋予了公安信息化应用的职权,要求公安机关建立相应网络信息监管平台,完善实名制核查与登记,加强危化、民爆、核与放射物的管理,完善对涉恐人员信息收集,提升技术手段应用。在“中国反恐怖法”的支持下,不断推进了公安反恐信息化建设的转型升级,建立高效信息化平台,整合资源,推进前沿技术发展,健全高效联勤联动信息网,提高科技应用水平。[①]

还有研究者从侦查学的视角入手,对“中国反恐怖法”中的相关概念进行了深入解读,将关于反恐怖主义工作主体归结为四类,即政府专设机构”、“国家职能机关”、“部队”和“企事业群众组织”。工作内容主要包括安全防范、情报信息、调查、应对处置和国际合作。安全防范是反恐工作重中之重,情报信息司反恐基础,“中国反恐怖法”中的调查带有“行政”属性,应对处置是国家最为重视的工作,国际合作也是反恐工作的中的领域。通过侦查学角度的解读,指出我国反恐怖主义的工作原则,即不妥协原则、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原则、防范为主、惩防结合原则、先发制敌、保持主动原则和分工协作原则。[②]还有研究者提出社区警务和反恐防控相融合的反恐社区警务思想,主张“国土安全防御从社区开始”和“公众参与”的全民反恐理念,强调在问题导向警务模式下从根本上消除恐怖主义犯罪之根源。[③]

(二)武警部队

武警部队是我国的反恐前线,“中国反恐怖法”的颁布为武警执法提供了法律依据。有研究者肯定了“中国反恐怖法”对武警执法的作用。首先,“中国反恐怖法”为武警部队执行反恐任务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保证了武警部队执行反恐任务的合法性。其次,该法赋予了武警部队出境反恐任务,拓展了武警部队执行任务的范围。最后,“中国反恐怖法”规范了武警部队执行反恐任务的指挥机制,提高了反恐怖行动处置效能。[④]

有研究者还提出“中国反恐怖法”的颁布,填补立法空白 满足反恐实战需要,该法明确武警部队执行反恐怖主义任务的法律地位,规范武警部队反恐怖主义行动,并对境外反恐提出严格规定,而立法的保障使武警部队执行反恐任务的行动发挥法律强大效能。[⑤]

还有研究者从武警反恐情报获取角度阐述了“中国反恐怖法”对武警部队在反恐情报获取方面的实际指导意义,要求在情报获取过程中依据第四十三条的规定,不超越职权,确保反恐情报侦查工作的合法性,按照第四十六条的流程规定确保作战行动;各部门相互配合,提高情报利用效率,同时要按规定,当采取技术手段秘密搜取情报时,必须要经过严格的程序和审批,在情报收集到以后,如果涉及到个人隐私或者商业秘密时,有保守秘密的法律规定,否则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⑥]

(三)行政主体

“中国反恐怖法”规定了行政主体与司法机关的相关职权与职责,所以有学者提出“中国反恐怖法”以行政法为主要内容,界定了 “恐怖活动”等基础概念,明确了恐怖活动组织、人员的认定程序和恐怖事件的应对处置措施,为部分恐怖活动设定了拘留、罚款等行政处罚,但同时由于恐怖活动作为具有严重社会危性的行为,不仅严重违背反恐法规范,而且 “情节严重”会触犯刑法构成犯罪,从而引发政执法和刑事司法的衔接问题,主要体现在涉恐行为的处理、恐怖活动组织和人员的认定、涉恐资产的甄别等方面。在这些方面的有关问题上,要实现行政执法向刑事司法的转化。对于某些仅存在行政执法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则不需要刑事司法,例如对于境外“东突”分子的认定,由于复杂的境外背景,要充分发挥行政认定的主动、高效优势。同样如果有些问题仅存在刑事司法,则不需要行政执法。在反恐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是一个系统、复杂的法治问题,它不仅涉及到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关系,也涉及到不同国家机关的职权配置与协调,事关依法反恐和司法公正,对于有效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具有重要价值。[⑦]

还有研究者从行政体制角度探讨了“中国反恐怖法”。我国反恐怖主义工作领导机构囊括了公安军队、武警等部门的负责人,形成了反恐合力,其成员单位还涉及中宣部、外交部、国家安全部、工信部、交通运输部、卫生部、海关总署、质检总局、安监总局、民航局等部门 。这些部门既涉及到反恐怖主义领导机构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也涉及到国家机关横向之间的关系,这些机关部门在行政效率原则下协调配合。对于反恐怖主义行政执法程序主要是公安机关的行政调查程序和其他国家机关的行政执法程序。在此过程中要注重公私合作,发挥多元主体的作用,使刑事司法体制与行政执法体制相互配合,真正达到防范和惩治恐怖活动,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目的。[⑧]

(四)公共交通运输营运单位等社会行为主体

反恐工作涉及许多部门和领域,2016年3月22日布鲁塞尔机场发生特大暴恐事件,劫持人质和劫持民航客运机频发,使得航空领域面临恐怖主义的重大威胁,我国“中国反恐怖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对航空器、列车、船舶、城市轨道车辆、公共电汽车等公共交通运输工具,营运单位应当依照规定配备安保人员和相应设备、设施,加强安全检查和保卫工作。第三十七条规定飞行管制、民用航空、公安等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分工,加强空域、航空器和飞行活动管理,严密防范针对航空器或者利用飞行活动实施的恐怖活动。

应对航空恐怖主义犯罪要加强情报分析,发现可疑行为必须依靠于对恐怖组织行为轨迹、资金流向、活动规律、住所落脚点、主要联系人实施全面检测,通过甄别与研判对涉恐信息进行整合分析,对于情报的收集要以关注人员异常活动情况为重点。加强反恐特殊侦查手段,公安机关应与机场合作规划布建多方位、立体式的机场反恐“天网”系统,加大机场周边技术检查力度,;要加大防控措施,对登机人员预先审查,做好安全检查;规范低空飞行物的法律管制,对机场飞行区围界控制,加强重点区域的空防措施,开展摸底排查,全面加强地面治安管控,评估风险,对低空飞行物进行防控措施。[⑨]

 

注释:

[①] 肖益茂、郭志铭:《<反恐怖主义法>的实施助力公安反恐信息化建设》,载《广州市公安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②] 程军伟:《反恐怖主义立法之侦查学解读》,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③] 姬艳涛、尹伟:《反恐社区警务的理论与实际》,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④] 张丽、张叶枫:《<反恐怖主义法>是武警部队执行反恐任务的法律保障一文中》,载《法制博览》2016年9月(下)。

[⑤] 周健:《加强武警部队反恐怖主义立法》,载中国社会科学网,2016年8月3日,http://orig.cssn.cn/fx/fx_yzyw/201608/t20160803_3147802.shtml

[⑥] 陈家焕、兰壮宽:《论<反恐怖主义法>在武警反恐情报获取中的运用》,载《法制博览》2016年10月(下)。

[⑦] 杜邈:《反恐领域的行刑衔接》: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

[⑧] 张红:《当代中国反恐怖主义行政执法体制研究》,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⑨] 李恒:《<反恐怖主义法>视域下的航空反恐警务工作探究》,载《行政与法(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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