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西北政法大学主页 今天是:
西北刑事法律网 >> 网站专题 >> 理论前沿 >> 正文内容
APP虚拟财产犯罪新解
作者:杨 猛 来源:《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发布时间:2019年11月23日 点击数:

 

  APP属于虚拟财产的一种,对于虚拟财产,我国学界主流观点将虚拟财产定义为具有财产性价值、以电磁数据形式存在于网络空间的财物。[1]我国学者将虚拟财产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账号类的虚拟财产,包括网络游戏账号和QQ账号等;第二类是“物品”类的虚拟财产,包括网络游戏装备、网络游戏角色/化身的装饰品等;第三类是“货币”类的虚拟财产,包括Q币、金币等。[2]本文研究对象是第一类账号类虚拟财产。随着APP与VR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该类虚拟财产不再仅仅限于网络游戏账号、QQ账号等,其种类在增多,比如微信、大V的微博、网络直播APP等,这些都超出了之前对虚拟财产某些性质的界定。网络的虚拟正在努力向着实体靠近,虽无法超越但已经在某些方面呈现出不同于传统虚拟财产的特性。这些特征除了对虚拟财产的概念形成冲击之外,更对虚拟财产犯罪的定性提出挑战。本文结合这些新特征以及未来虚拟财产的发展趋势,对虚拟财产概念进行灵活的刑法学界定和分类,并以此为基础,以占有理论为切入点,为APP虚拟财产犯罪的定性及其中产生的新问题,提供解决路径。
  一、虚拟财产概念的重置——基于APP、VR技术的革新
  虚拟财产被广泛使用,且在APP、VR技术不断升级之下,具备现实中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成为我们可触碰、可操控的对象,具备财产属性,这对传统虚拟财产的定义提出挑战。
  (一)虚拟财产“物之属性”的肯定
  对于虚拟财产的物之属性,司法实务界给予了肯定。案例一:2008年6月至2009年8月17日,被告人周某采用向他人计算机输入病毒的手段,盗窃他人游戏金币并通过网络销售获利7万余元。一审判处周某盗窃罪有期徒刑11年,并判处罚金一万元。周某上诉后,二审法院认为游戏金币作为虚拟财产无法准确估价,现有证据不足导致量刑不当,二审法院最后以非法获取计算机系统数据罪定性。[3]我们暂且不论该案最后定性正确与否,一、二审都肯定虚拟财产的财物性质。同时根据“在行为性质属于盗窃时,无法准确计算‘量’不能成为否认‘质’的理由”[4],这在另一个层面也说明,该案只是在财物量的计算上存在争议,但是其前提依然是承认虚拟财产“物之属性”的。案例二:被告人孟动、何立康入侵茂立公司的在线充值系统,盗取Q币和游戏点卡后在网上低价抛售。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于2006年6月26日以盗窃罪判处被告人孟动等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5]本案直接就是以盗窃罪论处的,在事实和法律上都承认虚拟财产物之属性。除了上述司法层面对虚拟财产“物之属性”的肯定之外,学界对其也持肯定态度。“时至今日,科学发达,物之范围扩张,如自然力(水力、电力),亦应列入物之范畴,因而吾人对‘有体’二字之理解,固不必再斤斤于‘有形’矣”[6];在虚拟财产概念中使用虚拟二字,并不是指价值是虚幻的,更不是指法律性质是虚幻的,而是与传统的有形财产进行区别,表明其存在于网络空间而已[7];虚拟财产现实财产之间,虽然各自存在方式不同,但就财产属性而言,仍具有同一性[8]等。
  (二)虚拟财产概念的重置
  首先,传统虚拟财产的概念有以下几类:虚拟财产是信息社会主体在信息空间中所创造的能够代表一定利益关系的数字化对象[9];依附于虚拟世界,以数字化形式存在且能为人力所支配,兼具竞争性、永久性、互联性,用户可使其增值的信息资源[10];网络空间中有价值的并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特定服务或者无形物[11];虚拟财产是指游戏商在网络游戏中编制并提供给游戏玩家的能够为游戏角色个人持有和使用的名为武器装备、游戏货币、土地房产、日用品等电子数据模块[12];从物理属性上来讲,网络虚拟财产以电磁记录为本质存在形态,是一组保存在服务器上的数字信息。[13]
  融合APP虚拟财产的特点,以及日渐发展成熟的虚拟技术,传统虚拟财产定义似乎不能涵盖逐渐增多的虚拟财产新类型,上述概念有以下瑕疵之处:第一,将虚拟财产设定在计算机等电子设备中有失偏颇。VR技术可以使虚拟空间呈现出3D效果,就存在于我们眼前的空气中,并可以通过体感进行操作,并不存在于任何电子设备中。而且电子设备中的虚拟财产并不一定存在于网络之中,只有存在于网络之中的“虚拟财产”才真正具备财产价值。第二,将此类财产定性为电磁记录数字信息也不准确。一是电磁记录是所有网络虚拟产品的基本存在形态,并不是网络虚拟财产的专属特点,故不能用电磁记录去定义网络虚拟财产。比如手机短信也是电磁记录,是网络服务供应商提供的通讯产品,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将之归纳为网络虚拟财产。二是虚拟财产要具备价值性,电磁记录不全都具备价值性。有些民众利用网络中的APP盈利谋生,比如微博大V转发广告,主播通过APP进行网络直播。而一般的电磁记录不具备这种价值属性,比如手机中的导航APP等。三是有些虚拟物过于现实化,可以在现实中以真实货币进行交易,电磁记录很难概括其属性。比如游戏币、点卡很难说就是仅仅存在于网络中的电磁记录。因为已经过于物化,可以在现实中进行交易,在现实中完全可以操控网络虚拟中的储值。此类虚拟财产与现实的联系程度紧密,如果仅仅定义为存在于网络中的电磁记录是不准确的。
  其次,APP、VR技术弱化虚拟性。APP是下载到我们手机中的应用软件,用户可以直接触摸操控,是现实与虚拟世界链接的工具,同时也是我们现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VR技术即虚拟现实,已经把电脑等电子设备中的虚拟环境呈现到三维实体世界,而这个环境就是由我们在物理学上称之为物质的光及电磁制造。光和电磁属于实体的现实世界,并且其所存在的三维空间也属于现实世界。在此情况下,再将此环境中的网络虚拟财产束之高阁,过分强调其“虚拟性”,而忽视其现实意义,只能将问题复杂化。所以在科技引领下,传统虚拟财产概念必然受到冲击。
  再次,APP虚拟财产具备现实中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当然具备“物之属性”。第一,科技的发展使虚拟财产具备现实性。虚拟物在生活中不断延伸,我们接受、使用甚至热烈追捧(比如微信、支付宝、直播APP等),已经被我们实体化。第二,APP虚拟财产具备现实的使用价值。他们就存在于我们的手机里,可触碰、可操控、可转借,如果缺少,我们现实生活的便利性将大打折扣。我们如今还刻意强调其虚拟性,似乎有将虚拟物刻意疏远化、刻意神秘化之嫌。第三,APP虚拟财产具备现实的交换价值。大V的微博、微商的APP等,虽然他们在整体的APP数量中占比较少,但是不能因为量少、使用的少就否定其物之价值。[14]微商的客户群体在于朋友圈中的真实客户,这些客户群体具备商业价值,所以微商APP具有交换价值。另外,大V微博广告的植入,每条微博广告的推送都有广告商、厂商广告费用的等价交换,所以大V微博也具有现实中的交换价值。
  最后,虚拟财产的再定义与再分类。虽然有些虚拟物不具备价值属性,不是刑法保护的对象,但是这些虚拟物正在实实在在地影响着我们现实的生活,而有价值的虚拟物则更甚。所以,结合虚拟物与现实的不断融合,有必要对以往虚拟财产进行重新定义,笔者认为虚拟财产的定义为:只存在于互联网中的有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财产。根据以上定义,可以大致将虚拟财产进行如下分类:第一,排除数字化的现实货币;第二,可与货币实现兑换的虚拟物,如直播APP中的礼品,以及常被举例的网络游戏点卡、游戏装备等;第三,具有储值功能的通讯类APP,如微信等;第四,具有增值盈利功能的使用类APP,如微博等。
  笔者认为这样定义和分类,一是可以排除那些存在于虚拟空间的非财产类的电磁记录存在,确定虚拟财产犯罪法益保护的对象范畴。二是列举式的分类便于对虚拟财产犯罪定性。因为每种虚拟财产的功能和特点各不相同,这就导致对虚拟财产犯罪的罪种、停止形态的认定呈现多样化,所以列举分类有利于对每种类型的虚拟财产犯罪进行准确把握。三是为日后虚拟财产种类的衍生留有空间。法律相对于科技的进步总是滞后的,未来科技的发展与革新也许会创造出更多种类的虚拟物。这是法律无法预测的,更无法用概括式的分类方法将其一次性分类。
  二、APP虚拟财产犯罪规制路径的梳理与述评
  根据以上虚拟财产概念的不同定义,对于APP虚拟财产犯罪,有不同的规制路径,主要有以下三种处理方式。
  第一,在等同于有体物的概念范畴下,以传统财产犯罪加以解决。诸如美国、韩国等国家,以盗窃罪论处。美国很早就有判例将虚拟财产纳入私人财产保护的领域,较早的判例是1998年11月24日美国加州法院审理的Intel离职员工案,法官当时是把Intel的员工的电子信箱和电子邮件系统当作动产保护。此外,《美国联邦刑法典》对网络虚拟财产保护虽然没有独立的规定,但是它也已经把网络虚拟财产作为一种新型的财产,纳入传统财产的范畴来加以保护。这是目前在网络虚拟财产保护立法中比较科学的,具有借鉴意义。[15]韩国是网络游戏大国,历来重视对网络游戏涉及问题的法律规制。韩国法律明确规定,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角色和虚拟物品具有财产价值,是法律意义上的财产,因此网络虚拟财产与传统意义上的财产无本质区别。[16]
  第二,在认定为电子数据或电磁记录的概念范畴下,以创新立法加以解决。诸如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设立单独的计算机犯罪规制此类行为。德国单独规定了获取数据罪,2009年《关于打击网络犯罪的第41部刑法修正案》就盗窃网络虚拟财产增设了刑法第202B “获取数据”规定:通过运用技术手段,无权为自己或他人从非公开的数据传输或者数据处理装置中获取不属于行为人的数据,如果其他条款没有规定更重的刑罚的,处两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刑。我国台湾地区将电能、热能及其他能量或电磁记录,以动产论。且为强调电磁记录重要性,加大保护力度,将侵犯电磁记录的行为单独设立罪名,盗窃虚拟财产不再被认定为盗窃罪,而按照侵犯电磁记录罪论处。
  第三,混合式解决方式。在我国虽然也有学者呼吁创新立法,建立对网络财产犯罪的单独预防制度,但是从目前来看,我国将侵犯网络财产的行为有的定性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有的定性为传统的财产性犯罪这两种处理方式。以上解决方式各有利弊,但相比之下,传统财产犯罪的解决路径更具优势。一是在原有立法中创设新的行为模式,即“加塞儿立法”,将网络虚拟财产犯罪定性为破坏计算机
  信息系统罪和侵犯通信自由罪,这种立法模式存在弊端。支持者认为虚拟财产是存在于计算机系统的,以及虚拟财产网络的互联性也表明虚拟财产的通讯本质,而以上两罪名保护的恰恰是计算机系统安全与公民通讯自由权利。笔者认为这是对虚拟财产本质的误读。虚拟财产的网路互联性已经使其挣脱了计算机的束缚,人们可以通过手机乃至未来通过VR成像技术在三维空间中进行操作,所以认定为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并不准确。虚拟财产的功能性繁多,不仅具有通讯功能,认定为侵犯通讯自由罪,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二是另立罪名如台湾地区的侵犯电磁记录罪及德国的非法获取数据罪,这种立法模式并不可取。原因在于电磁记录与数据虽然是虚拟财产的本质存在形式,但并不具有专属性,有法益保护不明确之嫌。网络中的所有存在都是电磁记录与数据的形式,可是他们不全都是虚拟财产,只有具有网络互联性与价值性的才是虚拟财产。因此以上两个罪名并不能突出法益保护的针对性。
  三是适用传统的财产犯罪罪名既符合虚拟财产的物之属性,更保证刑法整体的稳定性与逻辑的一致性。新型APP虚拟财产在原始虚拟财产物之属性的基础上,更趋向于有体物的性质,所以运用传统的财产犯罪罪名,更符合教义学意义上财产犯罪的定性。另外,我们不能因为存在方式等外在表现形式的变化演进,就立刻更新立法创设新罪,这会影响刑法的稳定性与财产犯罪逻辑的一致性,民众的可预测性也会大打折扣。而在财物属性的范畴之内,以传统的罪名规制虚拟财产犯罪,会避免以上问题,其优势必然彰显。
  三、APP虚拟财产犯罪传统罪名的解释适用——占有观念化
  (一)APP虚拟财产占有符合占有观念化的趋势
  占有观念化的前提是占有的规范性演进。从刑法占有理论的发展来看,占有实际上经历了以下的演进过程:事实的占有——事实占有的可能性——占有的松弛理论——实际影响可能性即占有的规范性——观念的占有。以上过程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权利关系不断复杂化演进而来。通常来说,事实性占有概念依据日常生活上的自然观点来判断支配,即“在没有任何阻碍的情况下,持有人基于任何事实的可能性,可以直接实现对物的影响”。[17]随着占有可能性理论的出现,事实的占有理论得到了松弛,为占有的规范性要素的切入提供了可能。其实,事实性占有概念的提倡者也认为,应同时兼就社会日常生活的一般见解作为判断标准。[18]占有(持有)可以说是一种社会观念,必须考虑到物的性质、时间、地点和社会习惯等,按照社会上的一般观念来具体地决定其有无。这种观点把占有(持有)的概念称之为规范的社会的要素。[19]
  APP虚拟财产占有的特点符合占有观念化这一趋势。网络虚拟财产占有主要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通过媒介实现占有的支配性;网络虚拟财产的占有并不实际的接触被占有物,即只有通过计算机、手机、三维成像等设备作为媒介,间接地支配虚拟财产,也是某些学者对网络虚拟财产犯罪提出另起炉灶的主要原因。但是随着刑法占有的规范性、观念化发展,网络虚拟财产占有间接性的特点也恰恰符合刑法占有的规范性、观念化的发展趋势。在刑法占有理论与财物类型二者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理论与生活的实际逐渐形成了某种默契的交集。第二,通过数字密码实现占有的排他性。以密码占有方式完全打破了传统的物理性接触的持续性状态的占有模式。只要知道密码,不论是否使用占有的媒介,都可以实现对网络虚拟财产的占有。这看似有悖传统占有模式,却也正符合刑法观念占有的发展趋势,即以一般的生活经验和规范惯例来进行占有的补充判断。
  (二)APP虚拟财产占有与实体物占有的趋同
  1.占有成立的标准
  占有是否有效成立,关键在于对物的支配和控制。占有的支配与控制效能强大,有学者论称:占有的对抗效力甚至超越所有权:偷回本人已经交付他人合法持有或保管的财物,以致他人因赔偿责任而遭受财产损失的,应以盗窃罪论处。[20]可见支配与控制才是占有的本质。那么对于网络财产与实体财物来讲,前者是通过独一无二的密码或者通过与其他私人APP进行绑定实现有效的占有,后者是通过对实体财物的实际控制而实现有效的占有。二者虽然在占有实现方式上并不相同,但是在占有认定的本质标准上是完全一致的,即对财物的支配与控制。
  2.占有改定的认定
  财产犯罪是对直接占有的破坏,即对占有状态进行了非原占有人本意的改定。那么对于网络财产与实体财产占有改定的认定是否遵循相同的规律呢?笔者认为,二者再次殊途同归。实体财产占有改定很好认定,即对现实财产占有状态的突发性破坏与持续性破坏。前者是指抢劫、抢夺、盗窃这类财产刑犯罪中对财产占有状态的破坏;后者是指侵占罪中对财产占有状态的破坏。那么在网络财产占有的情况下,是否有相似的认定标准?因为网络财产是以密码完成有效的占有的,而密码又有找回的技术支持,所以对于网络财产来说,对其占有状态的改变也有两种类型即暂时性破坏与永久性破坏。前者是指在网络财产占有状态被破坏后,行为人还未改变密码,密码被原占有人找回前的状态;后者是指密码未被找回即被行为人改变密码,导致网络财产占有状态的永久性破坏。这与实体财产的占有改变认定标准略有不同,但是这仅仅影响的是财产犯罪犯罪停止状态的认定,对犯罪的定性并无影响。也就是说对于网络财产占有破坏的行为,是有明确的方法加以认定的,而这种方法也是传统的刑法分则逻辑思维推理的结果。
  3.占有的分类
  第一,排除间接占有。因为刑法保护直接的占有,刑法要求对物实际的支配,通过直接占有本身来保护间接占有。[21]同时,刑法对法益的保护也要求对财产直接占有而非间接占有的保护。所以有学者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财产关系越来越复杂,要确定行为人有无财产上的权利,需要通过复杂的诉讼程序,从稳定社会与财产状况的角度考虑,对财产占有本身给予考虑。[22]因此,降低保护法益的成本,提高保护效率乃是承认直接占有排除间接占有的初衷。
  第二,部分接受辅助占有(在实体财物的占有关系中,在信任关系非常紧密的条件下承认辅助占有,比如店员与店主对店内财物的占有)。那么在网络财产占有关系中,是否也存在辅助占有的情况?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诸如大V的微博等,明星网红大V的微博,往往是团队操作,明星本人不操作,而是整个工作室在支配和控制微博的使用。当然这是经明星本人同意授权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类似“店员与店主”之间的占有关系,即辅助占有。
  第三,肯定共同占有。对于微商微信的犯罪行为就涉及共同占有的问题,比如夫妻微商或者合伙微商(上图号,下单号)对微信的占有。据笔者了解,规模较大的微商是有两个甚至多个微信号,在微博等社交媒体进行推广,买家通过这些社交媒介添加微商的微信号。合伙人内部有不同的的分工,有的人只是负责在朋友圈发图推广不下单,即所谓上图号,有的人只是负责与客户进行交易,即所谓下单号,但是利润由二者共享,这就涉及对微信共同占有的问题。
  四、APP虚拟财产犯罪定性的占有视角展开
  (一)直播软件APP的犯罪类型定性
  第一,直播软件APP中占有关系的明晰。直播APP软件涉及的关系较为复杂,即观众、APP运营商与主播之间的占有关系。一是观众与运营商之间形成“礼品”给予请求权。观众向运营商购买虚拟礼品后,就同时获得等额的礼品给予请求权,二者成正比关系,消费货币越多,礼品给予请求权就越大,可以说礼品给予请求权具有准物权的性质。某些学者观点更认为债权在一定范围之内呈现出“债权物权化”的现象是现代社会“财物概念趋于缓和化”的表现。[23]二是要强调在直播软件中,主播与运营商之间对观众打赏的虚拟财产的占有关系是存在时间差的。在直播平台,观众打赏后,“礼品”所对应的等额货币并不是马上到主播的账户,而是要等7个工作日才能到主播的银行账户,这个时间段“礼品”所对应的货币由直播运营商占有,7个工作日之后才由主播自己占有。
  第二,具体行为的定性。在明确以上占有关系之后,我们就可以对具体行为进行定性。一是在观众与APP运营商之间,观众用货币购买完“礼物”之后,运营商占有货币,观众与运营商之间形成“礼品”给予请求权。此时运营商将“礼品”占为己有拒不给付,则可能构成侵占。二是在主播与运营商之间,二者之间对“礼品”的占有存在时间差。在时间差内,“礼品”实际上由营运商占有,在时间差后,“礼品”才被主播实际占有。在时间差后,运营商有义务将“礼品”对应的货币通过直播软件与银行的关联系统转入主播账户,如果运营商阻止这一过程拒不返款款项,则构成侵占,而非盗窃。可见,对于直播软件的虚拟财产犯罪是否成罪及成立何种犯罪,关键在于对“时间差”的把握。
  (二)破坏APP共同占有与辅助占有的犯罪类型定性
  第一,破坏共同占有的行为定性。以微商对微信的共同占有为例,除了微商微信零钱包中的存款之外,微商的微信APP本身就具有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其共同占有有两种类型:夫妻共同占有与合伙性质的共同占有。根据共同占有的逻辑,在共同占有内部共同占有人对另一方共同占有人的占有破坏的行为应该定性为侵占,外部第三人破坏共同占有人占有的行为应该定性为盗窃。
  第二,破坏辅助占有的行为定性。以大V微博的占有为例。大V微博即网红、明星等的微博,他们的微博转发具有广告效应,转发一则广告即会有几万甚至几十万的收入。而他们的微博很多情况是工作室团队经营,即明星本人将微博的管理交由其团队操作,微博在明星与其团队之间就形成了类似店员店主之间的辅助占有关系。以此类推,若是其管理团队破坏大V博主的占有,将微博占为己有,那么应当成立侵占;第三人对微博占有的破坏,应当定性为盗窃。
  (三)APP虚拟财产犯罪停止形态的定性
  对于APP虚拟财产犯罪未遂、既遂形态的考量,源于某些学者观点所引发的进一步思考,该观点大致内容如下:若虚拟财产被盗或所有人被诈骗,那么应及时向虚拟财产所属运营商报告账号与身份证信息,运营商再将行为人账号下的虚拟财产予以没收归还给受害人。[24]并且其认为对于虚拟财产犯罪的解决途径应交由运营商解决,而非诉诸司法途径,该观点争议较大。笔者认为,这并不是虚拟财产犯罪解决途径的问题(私力救济还是公力救济),而是在传统财产犯罪罪名解决路径之下,犯罪停止形态的问题。由于账号密码找回机制的存在,网络服务账号的失窃并不必然造成用户实体权利的丧失,受害人往往可以通过合法的渠道恢复自身的权益。[25]所以在网络虚拟财产占有被破坏到真正的被行为人永久占有是有一段时间差的,在这段时间内,用户可以通过密码找回机制防止虚拟财产的永久丧失,笔者将这段时间称为“缓冲期”。根据用户在缓冲期内是否及时通过密码找回机制重新恢复占有,可以将虚拟财产犯罪行为的犯罪停止形态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用户未及时找回密码永久丧失虚拟物的占有,包括两种情况。一是用户一直没有实施找回密码的挽救动作,即缓冲期为零,这种情况又可以分为以下情形,即用户认为虚拟财产无价值无需找回,主动抛弃虚拟财产的占有,此时行为人不构成犯罪;用户忘记找回或者是用户死亡其虚拟财产被继承,此时用户本质上并没有放弃对虚拟财产的占有,行为人构成犯罪既遂。二是用户在“缓冲期”内实施了找回密码的动作,但已被行为人修改了密码,无法找回,此时,行为人仍构成犯罪既遂。
  第二,用户及时找回密码,重新恢复原占有状态。在此情况下可以分两种情况:一是行为人在“缓冲期”内造成了原用户的损失,即是原用户找回密码也无法挽回损失,则视损失的大小,可能构成犯罪既遂。二是行为人在用户找回密码重新占有虚拟物之前没有造成任何损失,即在“缓冲期”内用户的虚拟财产未有损失,则应根据涉案金额,成立犯罪未遂或不构成犯罪。
  五、结论
  APP虚拟财产具有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具备“物之属性”,增加了虚拟财产的新类型。APP、VR技术发展的终极目标是网络虚拟的“现实化”,在时间和空间上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在此新常态下,APP虚拟财产及未来的虚拟财产会更加接近现实,可触碰、可控制,脱离电脑终端的局限,模糊了虚拟与现实的界限。其呈现出不同于以往虚拟财产的占有方式,与有体物占有的观念化逐渐趋同:占有的类型、占有成立的标准、占有的改定方面都具有一致性。法律应该顺应这一良性变化,而不应该将虚拟财产过于“虚拟化”的束之高阁。在此语境下,对虚拟财产犯罪适用传统财产犯罪罪名、对虚拟财产犯罪中的新问题适用传统财产犯罪的解决逻辑,具备合理性与相当性。
  
【注释】 
[1]参见陈兴良:《虚拟财产的刑法属性及其保护路径》,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2期。
[2]参见江波:《虚拟财产司法保护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1-33页。
[3]参见安徽省蚌埠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蚌刑终字第97号刑事判决书。
[4]参见张明楷:《非法获取虚拟财产的行为性质》,载《法学》2015年第3期。
[5]参见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2006)黄刑初字第186号判决书。
[6]参见郑玉波:《民法总则》,台北三民书局1959年版,第186、187页。转引自:张明楷:《非法获取虚拟财产的行为性质》,载《法学》2015年第3期。
[7]参见于志刚:《网络空间中虚拟财产的刑法保护》,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2页。
[8]参见陈兴良:《虚拟财产的刑法属性及其保护路径》,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2期。
[9]参见高德胜:《基于信息语境的信息法益的内涵与类型研究》,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10]参见梅夏英、许可:《虚拟财产继承的理论与立法问题》,载《法学家》2013年第6期。
[11]参见赵文胜等:《盗窃“流量包”等虚拟财产如何适用法律》,载《人民检察》2014年第4期。
[12]参见侯国云:《论网络虚拟财产刑事保护的不当性——让虚拟财产虚拟财产永远待在虚拟世界》,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
[13]参见赵秉志、阴建峰:《侵犯虚拟财产的刑法规制研究》,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14]参见张明楷:《非法获取虚拟财产的行为性质》,载《法学》2015年第3期。
[15]参见韩利凤:《网络盗窃刑事规范研究——浅议当前网络盗窃犯罪现状及防控建议》,来源:http://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15/10/id/1729965.shtml, 2018年7月21日访问。
[16]参见于志刚:《论网络游戏中网络虚拟财产的法律性质及其刑法保护》,载《政法论坛》2003年第6期。
[17]参见黄惠婷:《刑法上的强盗罪》,台北三民书局2005年版,第32页。
[18]参见林山田:《刑法各罪论(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20页。
[19]参见[日]木村龟二:《刑法学词典》,顾肖荣等译,上海翻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7、688页。
[20]参见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505页。
[21]参见郭晓红:《民、刑比较视野下的占有之“观念化”》,载《法学杂志》2011年第11期。
[22]参见刘明祥:《财产罪比较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9页。
[23]参见[日]锄本丰博:《CD か—ドの不正使用と‘预金の占有(上)》,《白鸥法学》第23号(2004年),第179页。转引自陈洪兵:《中国语境下存款占有及错误汇款的刑法分析》,载《当代法学》2013年第5期。
[24]参见侯国云、么慧君:《虚拟财产的性质与法律规制》,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年第4期。
[25]参见田宏杰、肖鹏、周时雨:《网络虚拟财产的界定及刑法保护》,载《人民检察》2015年第5期。

 

上一篇:过失犯中风险升高理论的内在逻辑及其反思 下一篇:正当防卫法律规则司法重构的经验研究
感动 同情 无聊 愤怒 搞笑 难过 高兴 路过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站长 | 友情链接 | 版权申明 | 网站公告 | 网站管理 |

版权所有 :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 技术支持:网宣办
联系电话:029-85385739 电子信箱:shs710063@163.com xbzfxsfzx@163.com
地址:西安市长安南路300号 邮编:710063(雁塔校区研究生综合楼4层)
陕ICP备0500020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