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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恐犯罪的机理与刑事政策反思
作者:沙 涛 来源:《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9年第5期 发布时间:2019年11月30日 点击数:

 

近年来,暴力恐怖主义犯罪(以下简称“暴恐犯罪”)情势日益严峻,为此国家运用法律手段予以积极应对。从立法和司法政策动向来看,我国当前采取“既严又厉”的刑事政策[1]打击暴恐犯罪。但需要反思的是,当前暴恐犯罪刑事政策是否有助于达致犯罪预防目的,重刑对预防暴恐犯罪能起到多大作用以及是否可能有负面作用?刑事政策的科学制定离不开对犯罪现象与犯罪原因的准确认识,制定科学合理的暴恐犯罪刑事政策应准确把握我国暴恐犯罪的病灶(犯罪特征)和病理(犯罪成因),在此基础上方能找到对症良方。

一、暴恐犯罪的生成机理

(一)暴恐犯罪是一种意识形态犯罪

我国《反恐怖主义法》3条对恐怖主义作出界定,即“恐怖主义是指通过暴力、破坏、恐吓等手段,制造社会恐慌、危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财产,或者胁迫国家机关、国际组织,以实现其政治、意识形态等目的的主张和行为。”可见,暴恐犯罪具有强烈的政治目的,其犯罪动机的生成与犯罪人的意识形态(ideology)密切相关。“恐怖分子通常以‘弱者’自居,实施恐怖活动在他们看来是反抗当下不公平的社会制度的合理手段,是弱者对强者的反抗,具有极大的煽动性和诱惑性。”[2]以暴恐犯罪背后的意识形态为分类标准,可以大体将暴恐犯罪划分为宗教型、政治型和民族分裂型。[3]从全球范围来看,宗教型暴恐犯罪所占比重最大且具有明显的地区特征。[4]就我国境内的暴恐犯罪而言,一方面,三种类型的暴恐犯罪同时存在,且近年来发生的暴恐犯罪大多受到宗教极端思想的影响,[5]犯罪人大多不具有明确的民族分裂意识;[6]另一方面,民族分裂势力往往利用宗教极端思想煽动实施暴恐犯罪,以此来制造民族对立情绪,进而鼓吹民族分裂。“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发生的暴力恐怖案件表现形式呈现多样化,且均与宗教极端犯罪活动有直接关系。”[7] “暴力恐怖团伙从宣传煽动、纠集策划到实施暴恐活动,无不与宗教极端主义有密切关系。”[8]可见,我国境内的暴恐犯罪主要受宗教极端思想的驱动,我国境内发生的绝大多数暴恐犯罪属于宗教极端型。[9]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宗教极端型暴恐犯罪背后的意识形态是宗教极端主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宗教本身蕴含着暴力。我们要避免在宗教与恐怖主义之间建立必然性关联,防止宗教被污名化,而煽动引发宗教与世俗之间的矛盾冲突——这正是恐怖主义者希望看到的。因为一方面暴恐犯罪背后的意识形态并非都是宗教极端思想,即暴恐犯罪与宗教并不存在必然关联;另一方面宗教极端思想并不是某一宗教的正统,而是恐怖主义者对宗教曲解和利用的产物。

(二)宗教极端型暴恐犯罪的生成机理

犯罪的成因具有复杂性,生成犯罪的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对具体犯罪的发生来说只是间接原因,引致犯罪的直接原因是犯罪动机。犯罪是行为人在动机驱使下有目的的行为,可以说没有动机就没有故意犯罪行为。所以,研究暴恐犯罪动机的生成机制能够帮助我们反其道而行之,找到阻遏犯罪发生的“药方”。在犯罪现象上虽同是暴恐犯罪,但犯罪成因不同,相应的犯罪防治对策也要因应改变。鉴于我国绝大多数暴恐犯罪受宗教极端思想驱动,因此本文将研究对象限于宗教极端型暴恐犯罪的生成机理。

1.宗教对暴力的“正当化”解释功能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极端思想并非某一宗教的专利,同时也并非某一宗教的主流。宗教极端主义并非某一宗教所独有,而是几乎在所有主要宗教中都存在,包括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和一向被称为和平宗教的佛教。[10]可以说任何宗教中都可能存在极端主义教派,然而极端主义并非宗教的主流,受极端思想影响的人群只占某一宗教的极小比例。

宗教本身并不蕴含暴力,但宗教对暴力具有“正当化”解释功能。有论者认为宗教本身即蕴含着暴力,这主要是因为宗教内含着关于善与恶、神圣与世俗、拯救与惩罚等矛盾关系。这些矛盾关系的最终解决可以使用暴力作为手段,暴力在解决矛盾关系的场合被神圣化或“正当化”了。[11]另有论者则认为,宗教本身并不必然内含着暴力,以宗教名义或宗教目的实施的暴力与宗教本身并无关系,宗教之所以导致暴力是由于作为宗教实践者的人对它的诠释和利用。[12] “宗教本身并不是致罪的原因,隐藏在宗教极端主义背后的政治属性才是犯罪的社会根源。”[13]笔者认为,宗教本身是教人向善的,其本身并不蕴含暴力而是反对暴力和极端的,例如伊斯兰教主张“和平、中正,号召穆斯林在‘谨守中道’(《古兰经》25∶67)中‘寻求一条适中的道路’(《古兰经》17∶110)。”[14]宗教本身并不蕴含暴力,但为何宗教极端者能够以宗教名义实施暴力恐怖活动?其根源就在于宗教具有对暴力的“正当化”解释功能。有学者甚至指出,在十九世纪以前(也即在民族主义等意识形态产生以前),宗教为恐怖主义提供了唯一的可以接受的正当辩护。[15]在宗教极端者那里,实施暴力是其神圣的职责和义务,因为这是神的旨意和宗教教义的要求。宗教在被极端主义者歪曲诠释后成为他们实施暴力的“正当化”依据,这就是宗教对暴力的“正当化”解释功能。借助宗教外衣,暴力实施者为自己的行为提供了强有力的“正当化”辩护。[16]暴力被“正当化”之后,暴力实施者实施暴力的道德心理障碍就得以弱化甚至解除。在宗教极端者眼中,暴力袭击的对象已经不是自己的同类而是“敌人”,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宗教极端恐怖人员实施恐怖活动时犯罪手段都极其残忍,视无辜同胞的生命如草芥。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暴力手段主要有持刀砍杀、开车冲撞、投放爆炸物等。此外暴力手段通常具有致命性,例如昆明火车站暴恐事件被害人所受多为致命伤,这说明暴恐犯罪人曾受到专业训练,在行凶时表现出明显的杀人意图且往往一刀致命。

宗教被一些人用作神圣化或“正当化”其暴力行为的工具而被污名化。宗教极端势力为了煽动宗教狂热、控制信教群众,对宗教教义进行了歪曲篡改,编造各种打着宗教旗号的异端邪说来迷惑、引诱信教群众,号召所谓的“圣战”。[17]可以说,以暴力为主要“斗争”手段的宗教极端主义已经背离了宗教的基本宗旨,其已异化为披着宗教外衣具有政治目的的恐怖主义。

2.宗教极端思想如何生成犯罪

刑法不单纯处罚思想,无行为则无犯罪,因而人们具有宗教极端思想本身并不构成犯罪。在宗教极端思想的驱动下现实地实施反社会的暴力恐怖活动或者至少有实施恐怖活动的现实危险才能成立犯罪。从宗教极端思想到具体实施暴力恐怖活动之间有两个重要的环节,一是宗教极端思想的接受,二是在宗教极端思想的驱动下决意实施暴力恐怖活动。

首先,宗教极端思想的接受具体包括接触和认同两个方面。一方面,接触的关键在于传播,境内外“三股势力”利用宗教极端思想来实现各自的目的,向宗教信众传播宗教极端思想。传统的传播途径主要是通过非法讲经、解经、教经的方式传播宗教极端思想。[18]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恐怖活动快速进入了网络空间。[19]在此背景下宗教极端思想的传播出现了新的动向,即出现了大量通过手机微信等即时通讯软件、互联网网站、网盘等方式进行传播的现象。[20]在信息通讯和传播日益发达和便捷的时代,接触宗教极端思想变得越来越容易,所以如何阻断宗教极端思想的传播便成为反恐工作新的时代课题。另一方面,接触宗教极端思想并不意味着必然接受。一般而言,宗教极端思想不易被非信教群体接受,主要原因在于非信教群体缺乏对相应宗教及其极端思想的认同。认同是宗教极端思想最终能否被人们接受的关键。“宗教是一种观念因素,一种认同媒介,也是一种意识形态。”[21]用宗教外衣伪装的极端思想容易被信教群众认同进而接受。宗教给人们以希望,对现世生活的失望容易产生对宗教的认同危机,而认同危机容易将人们推向极端和暴力。一般而言,贫穷和不平等更容易激发失望情绪,而具有失望情绪的信教群体更容易接受宗教极端思想。

其次,暴力恐怖活动是极端宗教目的的主要实现手段。暴恐犯罪的直接目的是通过恐怖袭击制造社会恐慌,最终目的则是实现宗教和政治诉求。宗教极端主义为何选择通过暴恐犯罪的方式实现极端宗教目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暴恐犯罪是一种“表演性暴力”(performance violence),主要通过袭击无辜平民制造暴力和血腥来完成“暴力演出”。“暴力演出”不仅影响到直接的受害者,而且对社会大众(观众)的心理形成深远的影响。暴恐犯罪大多发生在城市地区尤其是城市中心区域,如商场、广场、公园、车站等。其原因是,城市中心区域人口密集,实施暴恐活动一般能造成更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对民用目标或者是缺乏抵抗能力的普通民众的袭击能制造更大的社会恐慌,更能造成公众的焦虑,对政府形成更大的压力,也更容易达到实施恐怖犯罪的目标。”[22]在网络媒体尤其是自媒体日益发达的时代,“暴力演出”的传播速度和广度都史无前例,例如发生在世界任何角落的恐怖袭击只需几分钟便能传遍全球。可见,暴恐犯罪能最大限度地影响社会大众,增加宗教极端主义对世俗社会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暴恐犯罪是“效果好”且成本低的实现极端宗教目的的手段。在通过正常途径难以有效表达宗教诉求、实现宗教目的时,一些人走向极端,选择暴力恐怖的手段实现既定目的。暴恐犯罪的目标指向无辜平民,手段极其残忍,通常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也因此能最大程度地制造社会恐慌。暴恐犯罪与常规战争或聚众斗殴等不同,其是“不宣而战”,即在被害人无任何防备的情况下实施不对等的袭击,既成本低廉又容易得手。暴恐犯罪遂成为宗教极端者为实现特定目的所惯常使用的手段。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我国境内的暴恐犯罪在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犯罪。对于意识形态犯罪,传统犯罪预防策略的有效性值得怀疑。因此下文将对当前我国暴恐犯罪刑事政策的功效展开评估。

二、当前暴恐犯罪刑事政策及其功效评估

(一)既严又厉:当前暴恐犯罪的刑事政策

暴恐犯罪刑事政策有立法和司法两个维度,近年来针对暴恐犯罪的立法和司法不断更新完善。在立法层面,法网日益严密、处罚日趋加重、防控措施日渐强化。2015年生效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九)》针对恐怖主义犯罪增设了大量罪名并普遍设立财产刑。2016年生效实施的《反恐怖主义法》不仅对恐怖主义、恐怖活动、恐怖活动组织等相关概念作出界定还规定了安全防范、情报信息、国际合作等内容。在司法层面,国家机关从严从重打击暴恐犯罪。2014年5月24日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发布《关于依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的通告》开展为期一年的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专项行动。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司法解释要求各级法院发挥审判职能,严厉打击暴力恐怖主义犯罪。可见,我国当前应对暴恐犯罪采取既严又厉的刑事政策,具体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暴恐犯罪处罚范围的扩大化。首先,刑法针对暴恐犯罪设立了抽象危险犯。例如《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物品罪,而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物品的行为仅对公共安全具有抽象危险。其次,刑法将暴恐犯罪的预备行为既遂化。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便是适例。从暴恐犯罪的自然犯罪流程来看,我国刑法对暴恐犯罪的处罚从犯罪预备阶段就已经开始,相关罪名设置被学者称之为预备犯的既遂化。[23]最后,刑法将暴恐犯罪的帮助行为正犯化。帮助恐怖活动罪便是适例。刑法介入的提前必然导致处罚范围扩大,例如,刑法将处罚时点由具体危险提前到抽象危险便扩大了处罚范围。但处罚范围扩大并不一定是刑法介入提前的结果,而可能是立法增设新罪或者共同犯罪处罚范围扩张的结果。例如,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结果是原来实际上不受处罚的帮助的帮助行为也将受到处罚。从共同犯罪的处罚范围来看,分则设立单独罪名处罚帮助行为,这种立法规定被学者称之为“帮助行为的正犯化”。[24]预备行为既遂化和帮助行为正犯化这两种立法规定实际上都扩大了处罚范围。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和帮助恐怖活动罪的设立,意味着刑法不但可以处罚暴恐犯罪的预备行为和帮助行为,还可以结合刑法总则的有关规定处罚预备的预备、帮助的帮助、预备的帮助等行为。

第二,刑法立法对暴恐犯罪的处罚总体趋向重刑化。相较一般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而言,暴恐犯罪的刑罚普遍偏重。从自由刑设置来看,刑法对组织、领导恐怖组织罪设置了10年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无期徒刑的重刑,对其他类型的暴恐犯罪基本设置了15年的法定最高刑。从财产刑设置来看,刑法对暴恐犯罪普遍并科财产刑,包括并处没收财产和并处罚金。此外,立法将帮助犯和预备犯独立成罪也是重刑的表现,因为独立成罪的帮助犯和预备犯将不能适用刑法总则中的刑罚减免规定。

第三,我国当前针对暴恐犯罪的刑事司法政策凸显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严”的一面。司法机关对暴恐犯罪总体上贯彻“严打”方针。司法机关的政策立场是,对暴恐犯罪活动,要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对首要分子、骨干成员、罪行重大者,该判处重刑乃至死刑的应当依法判处;要立足打早打小打苗头,对已经构成犯罪的一律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因被及时发现、采取预防措施而没有造成实际损害的暴恐分子,只要符合犯罪构成条件的,该依法重判的也要依法重判。对策划者、组织者及骨干分子,对严重暴力犯罪分子,要依法从重从快从严打击。[25]对知情不报、窝藏、包庇、资助暴恐犯罪分子,或者帮助暴恐犯罪分子毁灭、伪造证据的,依法从严追究。对打击、报复举报人、控告人的,依法从重惩处。[26]

(二)当前暴恐犯罪刑事政策功效评估

以犯罪预防效果为标准进行检视,当前既严又厉的刑事政策不利于发挥刑罚预防犯罪的功能,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立法配置重刑和司法从重处罚对预防暴恐犯罪,尤其是宗教极端暴恐犯罪而言效果十分有限。一方面,对于宗教极端人员,刑罚威慑对预防犯罪基本是无效的,因为他们往往不惧死伤甚至不惜以自杀式袭击的方式实施恐怖活动。实施暴恐犯罪被解释为符合宗教教义的“正当”的、神圣的行为,承受刑罚带来的痛苦被解释为一种“修道”的方式。可见刑罚对此类犯罪人的威慑作用极其有限,相反刑罚可能会强化其出狱后继续实施暴恐犯罪的决意。在此类犯罪中,刑罚的作用通常仅在于通过剥夺自由乃至生命,机械地阻断犯罪人再犯的机会,但通常并不能使犯罪人放弃宗教极端思想。所以,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是有限的,仅能起到在一定时间内隔离犯罪人的作用,但对于保障社会安全而言这种功能又是必要的。对于那些无挽救可能的暴恐犯罪人,适用终身监禁制度要好于死刑。从有效打击暴恐犯罪的角度而言,未来立法在恐怖主义犯罪领域增设终身监禁制度能实现较好的犯罪特殊预防效果。[27]另一方面,宗教极端暴恐犯罪的潜在犯罪人包括已经接受或可能接受宗教极端思想的人。就此类犯罪而言,刑罚的消极一般预防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因为对于已经接受极端思想的人员,刑罚的威慑作用基本无效。刑罚的威慑作用主要在接受极端思想这一环节起作用,指向那些可能接受宗教极端思想的人。通过刑罚威慑阻断极端思想的接触和接受是消极一般预防发挥作用的主要途径。

其次,司法机关从严从重打击暴恐犯罪可能扩大打击范围,将那些根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未成年人刑事政策、“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等不需要通过刑法规制的行为纳入处罚范围。这不利于分化瓦解、孤立极少数犯罪人,反而可能激化矛盾制造对抗情绪和新的犯罪。从快打击犯罪虽然提高了办案效率,在短期内能够起到震慑的效果,但考虑到有限的司法资源,通过专项行动等方式打击犯罪并非长久之计。且快速办理案件可能导致刑讯逼供等行为的发生,容易侵犯基本人权甚至酿成冤假错案,而这可能制造新的暴恐犯罪人。当前防治暴恐犯罪采取的“严打”刑事政策,存在忽视人权保障、扩大打击面、重刑化等问题,此种刑事司法政策不但对预防宗教极端暴恐犯罪效果较差,而且具有不可忽视的副作用。例如,一个家庭或家族中的一个人或几个人因暴恐犯罪被判处重刑乃至死刑将很可能使得犯罪人全家都走向暴恐犯罪。

最后,需要探讨的是,虽然当前的重刑化刑事政策不利于实现犯罪预防效果,但从重处罚暴恐犯罪能否取得其他实益?既然暴恐犯罪的直接目的是制造社会安全恐慌,那么能够缓解社会恐慌情绪的刑事政策便是有合理之处的。进一步来说,从重处罚暴恐犯罪对满足社会公众的安全心理需求是否有益?如果针对暴恐犯罪的重刑化刑事政策有利于缓解社会恐慌情绪,则其就具有一定合理性。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从重处罚暴恐犯罪真的能缓解社会恐慌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严打”是对暴恐犯罪的过度反应,过度反应的负面后果是人人自危。对暴恐犯罪的从重处罚通常仅能在短期内安抚受到惊吓的社会公众,而从长期来看反而会使公众的神经变得脆弱,进而逐渐丧失承担风险的能力。此种刑事政策不仅无助于缓解社会恐慌,相反存在诸多负面效果:其一,如上文所述,可能激发更多的暴恐犯罪;其二,会腐蚀依法治国的基石——人权保障,存在使社会治理走向非正常化道路的风险。暴恐犯罪的重刑化立法属于一种象征性立法。象征性立法“不追求刑罚规范的实际效果,而更多的只是为了表达立法者的某种姿态与情绪、态度与立场。”[28]此种立法对于保障社会公众和平的共同生活并非是必要的,而是通常另有他图,如为了安抚国民或者表达国家严厉打击暴恐犯罪的政治立场。[29]象征性立法将不必要的刑罚法规强加于国民,必将损害国民自由,有违法治国人权保障的基本理念。由此可见,重刑化的暴恐犯罪刑事政策不仅效用堪忧而且不利于人权保障。因此当前既严又厉的暴恐犯罪刑事政策并不可取,亟须做出转变。

三、严而不厉:我国暴恐犯罪刑事政策的应然选择

暴恐犯罪一经完成便极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在犯罪结果发生后刑法才予以介入显然已为时过晚。因此世界各国在暴恐犯罪防治上普遍选择提前介入打击的策略,将防治重点放在犯罪预防而非事后应报上。在暴恐犯罪刑事政策侧重犯罪预防的前提下,何种立法、司法政策能够更为有效地实现犯罪预防目的需要认真研究思索。我国暴恐犯罪绝大多数具有宗教极端主义特征,犯罪预防策略的选择是否对症下药直接关系到我国防治暴恐犯罪的成败。暴恐犯罪的本质是意识形态犯罪,如前文所述重刑威慑并非防范暴恐犯罪的良策,所以暴恐犯罪的法律治理应主要通过严密法网来阻断犯罪的生成。预防暴恐犯罪切实有效的刑事政策应是严而不厉的,“严”是指严密法网,一方面通过立法对犯罪生成的各关键环节进行刑法规制。另一方面建立包括刑法、行政法、国际法等在内的严密的反恐法律体系,以提升反恐工作的协同性和效率。严密法网既是预防暴恐犯罪法治化的要求,同时也是有效预防犯罪的正确选择。“不厉”包括多个方面,一是不依赖重刑,立法应配置适度的刑罚,司法应判处适当的刑罚;二是不扩大处罚范围,应注意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三是不侵犯基本人权,在刑事司法过程中禁止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严而不厉的刑事政策符合刑罚的正当性要求和阻断犯罪生成的需要,能够充分体现立法和司法公正,能够向广大信教群众传达公正的国家法律印象,因而是预防暴恐犯罪的正确选择。

(一)刑法应凸显公正淡化威慑

由上文分析可知,刑罚在整体上对预防暴恐犯罪的作用较为有限,而且刑罚运用不当可能还会激化矛盾、产生负面作用。所以暴恐犯罪应侧重于积极的一般预防,即侧重刑罚的积极面向(即以公正为导向的规范确证),淡化刑罚的消极面向(即重刑威慑)。此种选择有助于化解矛盾,更好发挥刑罚预防犯罪的功能。积极一般预防的要义是通过刑罚不断确证规范的有效性以稳定人们的行为预期、型塑人们的守法习惯。积极一般预防的实现一方面要以公正且明确的法律规范为前提,另一方面须以高效、公正的司法为保证。[30]积极的一般预防以公正为导向,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民族矛盾和宗教文化冲突。实际上,被宗教极端思想蛊惑的人是极少的,绝大多数信教群众都是遵纪守法的。因此在制定防治暴恐犯罪刑事政策时要审慎把握,不应凸显刑罚的威慑“面孔”,而应侧重刑罚的积极面,向人们传达平等和公正。刑罚配置和适用应尽可能体现公正,让广大信教群众感受到国家法律的平等和公正,如此才更有助于缓和、化解矛盾,清除宗教极端暴恐犯罪的生成土壤,更好地实现犯罪预防目的。

就刑事立法而言,应摒弃预防犯罪对刑罚的过度依赖,认清刑罚在预防宗教极端暴恐犯罪上作用的有限性和可能产生的副作用。为此,刑法立法应注重罪名设立和刑罚配置的正当性,努力通过刑法向公众尤其是信教群众传达刑法的公正形象。针对暴恐犯罪的刑事立法如果有失公正,例如不当入罪或过当处刑,将可能强化有关群众的不平等感和不公正感,这可能会引发有关群众对国家法律乃至国家政权的对抗情绪,而这种情绪容易被“三股势力”利用。可见,不公正的刑事立法显然不利于暴恐犯罪的预防。

就刑事司法而言,应摒弃运动式、高压式的犯罪治理模式。因为在专项行动、严打行动中极易侵犯人权、错判无辜、扩大打击范围,这不但无益于缓和社会矛盾,反而会人为制造对立情绪。为此,在刑事司法过程中应注重人权保障,尊重正常的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努力通过公正的司法程序让有关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

(二)刑法应严密法网阻断犯罪生成

宗教极端暴恐犯罪的生成有若干环节,对于刑法(刑罚制度)而言,预防宗教极端暴恐犯罪的关键在于严密法网,从各个关键环节阻断犯罪的生成。需要指出的是,刑罚只是治标之策而非治本之方,治本则有赖于综合社会政策的贯彻落实,如发展经济消除失业和贫困,发展教育文化等。[31]

首先,《刑法修正案(九)》对恐怖主义犯罪的罪名体系做出了大幅度修正和完善,使得我国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刑事法网日益严密。第一,1997年《刑法》设立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来打击恐怖犯罪。在犯罪组织上,当前我国的暴恐犯罪大多组织结构松散,具有流动性和突发性等特征。暴恐犯罪人大多在流动中结伙、流动中策划、流动中作案,行动诡秘,突发性强。[32]一些犯罪人在受宗教极端思想蛊惑后,独自或伙同家人、朋友实施恐怖活动,有的甚至在酒桌上临时商议谋划后就径直实施恐怖活动。虽然当前我国暴恐犯罪的组织性不强,但仍应将打击重点放在恐怖组织上,因为恐怖组织实施恐怖活动的危害性及其给社会带来的恐慌要远大于个人恐怖犯罪。有组织犯罪的犯罪能力和犯罪成功率要远高于个人犯罪,因此恐怖组织犯罪也历来是各国打击的重点。我国的宗教极端暴恐犯罪有相当一部分与“东突”等恐怖组织有关,因此,打击恐怖组织能够有效阻断相当数量的暴恐犯罪。第二,《刑法修正案(九)》增设宣扬恐怖主义罪、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罪、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帮助恐怖活动罪等罪名来打击传播恐怖信息、煽动实施、准备实施、帮助实施恐怖活动的行为。传播是宗教极端思想被接受的重要环节,当前传播手段不断翻新,利用互联网等媒介传播、宣扬极端思想的案件日益增多。在此背景下,阻断传播的难度越来越大,如何及时有效地阻断传播不仅是法律问题也是技术问题。刑法在恐怖活动的煽动、准备和帮助阶段就应提前介入,及时阻断暴恐犯罪的进一步实施,将暴恐犯罪扼杀在萌芽中。第三,《刑法修正案(九)》增设利用极端主义破坏法律实施罪来打击利用极端主义破坏法律实施的行为。向有关群众宣扬极端主义思想,煽动、胁迫他人实施破坏国家婚姻、教育、司法等法律制度的行为虽不是典型的暴恐犯罪,但其能起到制造有关群众与国家法律和国家政权对抗的局部社会环境和社会情绪,而这种环境更容易滋生宗教极端主义和暴恐犯罪。因此有必要打击此类行为,清除极端主义、暴恐犯罪滋生的社会土壤。第四,刑法通过洗钱罪、帮助恐怖活动罪等罪名来打击恐怖融资行为。恐怖活动的实施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传播宗教极端思想、组织人员培训、购买实施暴恐犯罪的武器工具等都需要大量的资金。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如果没有资金支持,恐怖活动将难以为继。“反恐是否能够取得成功,最终取决于能否遏制甚至取缔恐怖融资行为。”[33]通过对恐怖融资行为的规制能够有效阻断恐怖活动的资金来源,削弱恐怖活动的经济基础。打击恐怖融资行为需要不同部门合力完成,在刑事追诉之前需要金融机构的审查和金融监管部门的监管,以及相关情报线索的获取。随着跨国恐怖犯罪的发展,对恐怖融资行为的打击还需要获得国际合作的支持。第五,刑法通过偷越国(边)境相关罪名以及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帮助恐怖活动罪等罪名来打击恐怖分子的非法出入境行为。我国的暴恐犯罪不是单纯的国内问题,常常受到境外恐怖主义势力的影响。国内恐怖人员出国进行培训、参加所谓“圣战”的现象时有发生。[34]为此应加强出入境管理,尽可能阻断国内外恐怖人员的联系。第六,刑法打击买卖危险物品的行为。暴恐犯罪人员通常使用管制刀具、爆炸物等工具袭击平民目标。由于我国对能直接作为犯罪工具使用的危险物品(如枪支、炸药等)实行严格的管制措施,一些暴恐犯罪人员转而自制枪支、爆炸物等犯罪工具。因此,阻断恐怖分子获得武器工具的渠道时,还应注重对买卖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以及制作危险品所需零件等行为的规制。

可见,目前我国刑法对暴恐犯罪生成的诸关键环节都进行了规制,打击暴恐犯罪的严密刑事法网已基本形成,但不足之处是缺乏与行政法的有效衔接。这导致两个弊端,一是存在处罚漏洞,即轻微行为可能既受不到刑事处罚也受不到行政处罚。二是处罚过重,相关行为可能由于缺乏行政处罚的过渡而直接受到刑事处罚,例如在微信上转发一个含有宗教极端思想的视频就可能径直成立犯罪。严密法网不是指与暴恐犯罪生成有关的一切行为都予以刑事处罚,而是需要与行政法等法律进行配套衔接,刑法只作为最后手段予以使用。在反恐工作中,需要行政机关与刑事司法机关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形成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合力。[35]

其次,既有法律对新型恐怖主义犯罪是否应对乏力,有无必要增立新法来进一步严密法网?新型恐怖主义犯罪主要有独狼式恐怖主义犯罪和网络恐怖主义犯罪。“当代恐怖主义呈现出弥散化和微型化的趋势,组织化暴力正在向个体化暴力转变。”[36]晚近以来,独狼式的恐怖主义犯罪[37]虽然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此类恐怖主义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实际上被夸大了。媒体在制造社会恐慌情绪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媒体为吸引观众往往会报道恐怖犯罪的细节,这既增强了公众的恐慌情绪,而且可能诱发潜在的犯罪者实施模仿。经由媒体的报道,使得与独狼暴恐犯罪发生地相距遥远的人们也产生了恐惧心理,进而在安全焦虑下催生了防范暴恐犯罪的过度反应。例如在某地发生了一起针对学校实施的独狼暴恐犯罪后,全国的学校都在着力加强安保。这样一种过度反应在耗费大量社会资源的同时,对预防暴恐犯罪并不能起到有效作用,实际上,上述应对措施获得的主要收益是对社会公众恐惧心理的暂时安慰。为了获得这种心理安慰,社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除耗费社会资源外还人为制造了社会不安全的景象。面对日益增多的独狼式暴恐犯罪,一些学者主张针对独狼式暴恐犯罪立法,严厉打击此种犯罪行为。但该种主张实际上也属于对暴恐犯罪的过度反应,因为目前的法律规定完全能够实现对独狼式暴恐犯罪的必要处罚。具体而言,对独狼式恐怖活动的犯罪预备可以适用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进行规制,对独狼式恐怖活动的帮助行为可以适用帮助恐怖活动罪进行规制,对独狼式恐怖活动的实行行为则可适用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爆炸罪、绑架罪等罪名进行处罚,且上述处置方式完全可以实现罪刑均衡。而立法为独狼式暴恐犯罪单设诸如恐怖活动犯罪这样的罪名并不可取,因为一方面,以故意杀人罪等恐怖主义者实施的犯罪进行处罚更能实现对犯罪的否定评价效果,另一方面,单设恐怖活动犯罪不利于淡化暴恐犯罪对社会公众心理的负面影响。暴恐犯罪并非一定需要以恐怖犯罪相关罪名进行处罚,只要根据《反恐怖主义法》认定为恐怖主义犯罪的行为,无论最终以何种罪名追究刑责,都属于恐怖主义犯罪,相应地应适用特别累犯之规定。

关于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界定存在诸多版本,其中联合国反恐任务实施力量工作组(简称CTITF)将网络恐怖活动界定为基于恐怖活动目的使用互联网的活动,其具体包括网络恐怖袭击、利用互联网传播恐怖活动相关非法信息、利用互联网进行恐怖活动联络和资助恐怖活动、利用互联网收集信息和获取技术支持等四类活动。[38]不可否认的是,刑法对于网络犯罪的规制存在滞后性,即便《刑法修正案(九)》针对网络犯罪增设了若干新罪名,但目前刑法对网络恐怖主义犯罪的规制仍存在漏洞。目前刑法针对利用互联网进行恐怖活动联络和资助恐怖活动的行为可以分别适用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和帮助恐怖活动罪进行规制。针对利用互联网传播恐怖活动相关非法信息的行为可以适用宣扬恐怖主义罪、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罪、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等罪名来规制。但目前刑法针对网络恐怖袭击、利用网络传播真实的恐怖信息等行为却难以找到恰当的罪名予以规制。[39]针对上述法律漏洞,在未来刑法修改时有必要通过增设或修改罪名的方式及时进行漏洞填补。

最后,刑事法网的严密不能仅靠立法的完善,徒法不足以自行,惩治暴恐犯罪的严密法网要想落到实处,还需要提高对暴恐犯罪的预警和侦破能力。为此,一方面要加强反恐情报的收集,力争打早打小。防患于未然是反恐工作的上策,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在保障反恐情报的收集上起到了积极作用。例如《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拒绝提供恐怖主义犯罪、极端主义犯罪证据罪来保障反恐情报的收集工作。《刑事诉讼法》通过限制涉恐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如会见权)以法治化的途径保障反恐情报的安全性。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充分利用双边和多边机制(如上海合作组织)建立健全反恐跨国合作的长效机制,加强情报共享和执法合作。在建设一带一路经济带的背景下,考虑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反恐态势,加强反恐合作的必要性更加凸显。


【注释】
  [1]按照储槐植教授对严厉刑事政策的理解,“严指刑事法网严密,刑事责任严格;厉主要指刑罚苛厉,刑罚过重”。参见储槐植:《严而不厉:为刑法修订设计政策思想》,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6期。据此可将严厉刑事政策具体划分为厉而不严、严而不厉和既严又厉三种刑事政策。
  [2]屈耀伦:《恐怖主义犯罪的新特点和刑事规制》,载《刑法论丛》2018年第1期。
  [3]胡联合:《当代世界恐怖主义与对策》,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29-86页。
  [4]《全球恐怖主义指数(2014)》(Global Terrorism Index 2014),http://www.visionofhumanity.org/,2019年3月2日访问。
  [5]石杨:《新疆反恐专项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果》,载《人民公安报》2014年6月24日第001版。
  [6]王政勋:《当前暴恐犯罪的特点分析和态势评估》,载《刑事法评论》2014年第2期。
  [7]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暴力恐怖和宗教极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8]努尔·白克力:《凝心聚力 团结奋进 共创新疆各族人民美好未来》,载《新疆日报(汉)》2014年4月7日第001版。
  [9]宗教极端恐怖主义可被定义为“任何团体或个人为实现宗教目标而对个人或政府实施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的行为。”Dawn Perlmutter. Investigating Religious Terrorism and Ritualistic Crimes. New York :CRC Press,2004, pp.2.
  [10]刘义:《信仰与暴力——关于宗教恐怖主义的一般理论》,载《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3期。
  [11]同前引[10]。
  [12]Charles Kimball. When Religion Becomes Evil.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2008, pp.39-40.
  [13]韩界龙:《充分发挥检察职能依法严惩暴恐犯罪》,载《吐鲁番日报(汉)》2014年7月15日第003版。
  [14]马丽蓉:《伊斯兰极端主义:被异化的伊斯兰教》,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2月10日第B03版。
  [15]David C. Rapoport. Fear and Trembling :Terrorism in Three Religious Tradition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78,3,1984, p.659.
  [16]胡联合:《全球反恐论:恐怖主义何以发生与应对》,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76页。
  [17]同前引[8]。
  [18]王秋丽:《新疆暴力恐怖犯罪若干实体问题研究》,载《人民检察》2014年第24期。
  [19]于志刚、郭旨龙:《网络恐怖活动犯罪与中国法律应对》,载《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
  [20]本报评论员:《决不让互联网成为暴力恐怖犯罪的平台》,载《新疆日报(汉)》2013年6月20日第003版。
  [21]同前引[10]。
  [22]同前引[2]。
  [23]张明楷:《论〈刑法修正案(九)〉关于恐怖犯罪的规定》,载《现代法学》2016年第1期。
  [24]同前引[23]。
  [25]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依法严厉打击严重暴力犯罪,坚决维护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决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办理暴力恐怖和宗教极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切实维护公共安全的若干意见》。
  [26]参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厅《关于依法严厉打击暴力恐怖活动的通告》。
  [27]舒洪水:《论终身监禁的必要性和体系化构建——以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防控为视角》,载《法律科学》2018年第3期。
  [28]刘艳红:《象征性立法对刑法功能的损害——二十年来中国刑事立法总评》,载《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3期。
  [29][德]克劳斯·罗克辛:《刑法的任务不是法益保护吗?》,樊文译,载《刑事法评论》2006年第2期。
  [30][德]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王世洲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
  [31]李瑞生、马悦宸:《中亚宗教极端型恐怖犯罪及其预防》,载《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1期。
  [32]同前引[5]。
  [33]陈振云:《论制止恐怖主义融资的法律制度》,载《社会科学家》2017年第7期。
  [34]简琨益:《论我国对“伊吉拉特”恐怖活动犯罪的刑法规制》,载《学术交流》2017年第9期。
  [35]杜邈:《反恐领域的行刑衔接》,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
  [36]王晴锋:《“独狼”恐怖主义的类型、激进化及其遏制策略》,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37]独狼式恐怖主义也称个体恐怖主义。学者以理性/非理性和个体/社会两个维度将独狼式恐怖主义划分为四种类型,即精神错乱型(个体非理性)、怨恨复仇型(个体理性)、救赎表意型(社会非理性)和意识形态型(社会理性)。参见王晴锋:《“独狼”恐怖主义的类型、激进化及其遏制策略》,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笔者认为,只有意识形态型的独狼式暴力犯罪才能被归为恐怖主义犯罪,而其他三类独狼犯罪仅是普通犯罪,若将它们归类为恐怖主义犯罪,一方面会增加社会恐慌情绪,另一方面不利于保障人权。不同的见解,参见曾赟:《论独狼恐怖主义犯罪的构成要素》,载《政法论坛》2016年第5期。
  [38]皮勇:《网络恐怖活动犯罪及其整体法律对策》,载《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1期。
  [39]同前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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