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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过失型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判断
作者:李紫阳 来源:《河北法学》2019年第8期 发布时间:2020年01月20日 点击数:

环境犯罪领域内,学者谈论的话题始终是环境监管失职罪中如何适用监督过失理论,却很少将视线转移到作为环境犯罪主要罪名的污染环境罪上,形成了不应有的学术空白。再者,工业社会里单位自身型与单位内部多过失主体型环境犯罪是常见犯罪样态,前者是指单位内部监督机制设定不完善,引致其从业人员实施污染环境犯罪。后者是指单位监督机制设定本已完善,但内部从业人员在实施时没有给予环境安全足够谨慎,致使多自然人合力过失引致环境污染的犯罪。可见,对监督过失型污染环境犯罪进行研究具有学理及实践双重价值。然而,作为过失犯罪的子类型,监督过失型犯罪的成立涉及到犯罪论的方方面面,本文无力担负起对之进行全面论述的重任,从而择取可以贯穿行为主体、实行行为、危害结果等犯罪论子问题的因果关系问题为考察对象,并拟以前提确认、价值功用、常见问题及具体认定作为四项话题展开推进论证,以求为监督过失在污染环境罪中的开拓性适用提供充分的合理性支撑。

一、前提确认:过失行为可构成污染环境罪

污染环境罪罪过形式问题存在过失说{1}、故意说{2}及模糊罪过说{3}的论争,各学说间始终无法达成共识。但由于单独主张故意或过失的学说都没办法妥善解决污染环境罪司法适用不适应的问题{3},从而笔者认为模糊罪过说更为适宜,主张将故意排污与过失泄露行为都纳入本罪的调整范围,以保证刑法积极一般预防功效的实现。该观点的合理性至少可从认知哲学、立法原意、刑法规范及司法裁判(解释)等四方面进行证成。

其一,认知模糊性可为模糊罪过说成立提供哲学依据。通常认为“故意与过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责任形式,……故意与过失的界限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司法上都应当明确而不应当模糊。……不能将间接故意与过失合一,否则,刑法将丧失区分功能。”{4}但从认知哲学角度看,本观点存在可质疑处。将故意与过失进行决然对立的哲学依据为二值经典范畴论,其主张事物间具有二元互斥性,认为同属某一范畴的成员间也没有隶属度高低的区分,只能作“是”或“否”的评价{5}。但维特根斯坦提出家族相似性理论后{6},现代范畴论提出应承认认知模糊区域的存在,范畴成员间也不存在隶属度高低的区别,允许比较级表述的存在,如A比B更符合某范畴的特征。置换到刑法中,在直接故意、间接故意、轻信过失与疏忽过失间只存在“意欲”层面“隶属度”的差异,各种形态间的转换应该是经由“量”的积累{7},才能到达“质”的飞跃。更因为间接故意与轻信过失间存在特征上的重合性,致使很难对二者进行截然明确的区分。因此,在刑法中提倡部分罪名可以是模糊罪过存在厚实的认知哲学基础。

也正是尊重了人类语言方面的认知特性,承认语言认知中模糊性的存在,“法、德、英、美诸国刑法中,罪过形式各有不同,称呼也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都将我国刑法中的直接故意与疏忽过失之间的区域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加以规划或研究。”{8}

其二,将过失纳为污染环境罪罪过形式之一更符合立法原意。2011年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八)》)将原文“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人员伤亡的严重后果”,变更为对“严重污染环境”的程度要求,其最简明的目的便是扩张本罪的处罚范围{9},以真正解决修正前本罪由于入罪门槛高而造成的条文司法悬置问题。如果坚持认为污染环境罪的罪过形式只能是故意,而不能是过失,则正好同立法原意相反,使得修改前可按照重大责任事故罪处置的过失犯罪,却在修正扩大适用范围后却不能按照污染环境罪进行处理,明显违背了刑法修改的目的。

其三,从刑法条文看,承认个罪可为模糊罪过也有他例可循。我国刑法分则中采用模糊罪过的典型罪名不止污染环境罪,其他典型的还有食品监管渎职罪等。以食品监管渎职罪为例,在《刑法修正案(八)》增立《刑法》第408条之一后,最高院将之命名为食品监管渎职罪,并认为其罪过形式包括滥用职权型与玩忽职守型,即是指故意或过失实行行为都可以构成本罪。对于本问题,时任最高院副院长的张军同志也撰文解释道:“这主要是考虑《刑法》第408条之一将食品安全滥用职权与玩忽职守并存规定,且法定刑完全相同,分别确定罪名没有意义;相反,实践证明,滥用职权与玩忽职守的区分,往往遇到困难、引发争议,将本条确定为两个罪名,难免会给司法适用和理论研究人员认为制造难题,且可能引发不必要的上诉、抗诉或者申诉,浪费国家资源。”{10}

其四,从司法实践看,认可过失可构成污染环境罪的司法裁判或司法解释也不鲜见。首先通过对裁判文书分析后可知,法院在司法活动中对待污染环境罪主观方面的态度并不相同,部分裁判中明确指出构成本罪的行为人应“明知”其行为将严重污染环境,部分裁判则认为过失也可构成本罪,但也有一些裁判拒绝回应本问题{11}。不论态度如何,总归可以初步证明实践中存在承认过失可构成污染环境罪的判例。其次看相关司法解释,2011年12月30日,最高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审判工作意见》中载明“四、准确适用法律……10.……违反安全生产管理规定,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或排放、倾倒、处置有害物质,严重污染环境,造成重大伤亡事故或者其他严重后果,同时构成危害生产安全犯罪和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暂且搁置对本工作意见条款涉嫌重复评价的质疑,单从本条款的用语中可发现其使用了《刑法修正案(八)》修正后的污染环境罪之表述“排放、倾倒、处置有害物质”,而非修正前的“排放、倾倒或处置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可见,本处所指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犯罪主要是指代修正后的污染环境罪。

再者,危害生产安全犯罪中的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虽主观方面为故意,但其是以重大安全事故罪、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罪等过失犯罪为前提的,本身并不会造成重大伤亡或其他严重后果,顶多迟滞了相关救援行动的展开,归结到底还是初始责任事故引发了危害后果,从而笔者倾向于认为本处的危害生产安全犯罪主要是指除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以外的其他责任事故犯罪。既然认为同一行为可以构成过失型危害生产安全犯罪,也可以构成破坏环境资源犯罪,那么说明二者在主观方面存在重合,如此便可分析出最高院对待污染环境罪的明确态度,即过失行为也可构成污染环境罪。另外,2013年6月8日两高出台的《关于办理污染环境犯罪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3年司法解释》)第一条用“列举+概括”的模式指出应当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的13种情形。除第一、四、五项外,其他各项都以是否存在实害结果来判断应否成立“严重污染环境”{12}。此时,主张过失犯可以构成污染环境罪,也不会再受到来自“过失危险犯否定说”者的诘责,因为污染环境罪本身也不是单纯的抽象危险犯,而是采用了“行为+结果+堵截条款”混合规定模式{13},在除去仅要求存在行为即可的若干种情形下承认过失污染环境罪成立符合刑事法理的要求。从提升司法效率的角度看,也断然不适宜直接否认过失行为可以构成污染环境罪。否则,诸多如行为人违章操作造成环境污染,严重超越污染环境罪入罪门槛者却不能追究其污染环境罪的刑事责任,这并不合理。

二、功用释明:独立研究监督过失型污染环境犯罪的价值所在

证明了污染环境罪罪过形式可以为过失后,在具体展开对监督过失型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判断问题的讨论前,还须回应另一个问题:独立研究监督过失型污染环境犯罪的价值何在?究竟有没有指导实践的意义?笔者对此持肯定态度,并认为至少存在两个方面的功用,其一,可为单位型污染环境犯罪追责难问题的解决提供新思路。其二,能助力突破单位内部型多自然人主体过失合力污染环境犯罪定性难困境。

(一)为解决单位型污染环境犯罪追责难问题提供新思路

据统计显示,《2013年司法解释》出台后污染环境罪司法实践的主要问题便是单位犯罪追责难,2013—2017年间全国共审结4721件污染环境罪一审案件,单位污染环境犯罪一审案件仅7件。可见,污染环境罪单位犯罪追责难问题较为明显{9}。其中,部分以自然人犯罪处理的案件并非没有单位意志的存在,只是处理时出于减轻侦诉压力或降低外部干预等原因,将之视为自然人犯罪而已{14}。另外,部分地区把GDP视为工作重心,将环境保护视为影响经济正常发展的负能量,为保证地方经济发展选择对高污染企业的犯罪行为持极为宽松的治理态度{15}。为解决这些问题,两高三部在2019年2月20日印发《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有关问题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2019会议纪要》)中也提到“针对一些地方存在追究自然人犯罪多,追究单位犯罪少,单位犯罪认定难的情况和问题进行了讨论。”其指出应该注重把握追究刑事责任范围,重点打击出资者、经营者与主要获利者,既要防止不当缩小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员范围,又要防止打击面过大。但笔者却认为在单位型污染环境犯罪追责难现状如此严峻的情形下,过度担忧打击单位型污染环境犯罪面过广问题有点为时较早,现阶段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地处理单位犯罪追责难的问题。若该问题再度被放任下去,将会造成两个结果:“其一,使被以污染环境罪定罪判罚的人感到无单位身份的人与有单位身份的人之间是不平等的。其二,会纵容有单位身份的人利用单位身份来实施污染环境的违法犯罪行为。”{9}而监督过失型污染环境犯罪问题的研究可为之提供契机。

当单位与其他外部自然人共谋实施污染环境犯罪行为,严重污染环境时,应该以污染环境罪共同犯罪追究单位与自然人的刑事责任,不存在疑问。当由单位集体决定,为了单位的利益,而由其代表人员履行单位决策,实施污染环境行为,并造成严重环境污染时,应以污染环境罪追究单位刑事责任,对单位及自然人进行“双罚”,也不存在疑问。但如果因为单位自身监督机制设置不完善,致使单位内部从业人员处于对环境安全不谨慎状态,由于过失行为造成污染物质泄漏、严重环境污染时应如何处理?实践中很可能仅追究单位内部从业人员的污染环境罪之刑事责任,而放弃对单位自身的追责[1]。当然,并不排除部分裁判者持污染环境罪“故意说”,否定污染环境罪的成立,转而认定成立重大责任事故罪。但笔者认为该种处理方式并不合适,除上文已提及的污染环境罪罪过形式可为过失这一理由外,对单位自身监督机制设置不完善这一情节的评价缺位也将成为另一个批判理由。法律没有规定单位可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以致仅能追究相关自然人的刑事责任,但对单位自身监督机制存在缺位时仍不予以刑法评价,终将造成刑责分配不合理的问题。而且,这也同国家提倡的环境领域恢复式司法理念相背离,单位不能成为被惩罚的主体,当然意味着不能对之处以高额的刑事罚金,让其为环境修复承担本应承担的责任。

该处理方式凸显了对单位犯罪类型把握不全面的问题。通说认为单位犯罪,即为单位主体实施的犯罪,一般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为本单位或本单位全体成员谋取非法利益,由单位集体或负责人按照单位的决策程序决定,由直接负责人员具体实施的刑法明文规定的犯罪行为。但这仅为单位犯罪的一种类型,此外还有一种长期被学界和实务界忽视的单位犯罪类型:即单位领导机关监督不力或者说单位自身监督机制不完善而致使一般工作人员在业务履行过程中实施犯罪的情形。单位此时需要承担监督不力的过失责任,对其追责的缘由则是作为现代社会主要参与者的单位组织有义务完善自身监督机制,借此规范单位内部成员的从业活动,以防止单位内部成员在从业活动中实施违法犯罪行为。但如果单位怠于履行本义务,且其过失实行行为也经过从业人员的介入行为而予以现实化时,便可以要求单位承担业务上的过失刑事责任{16},也即单位监督过失刑事责任。可见,将上述单位没有谨慎的建立可适用的监督机制,致使从业人员处在对环境安全集体不谨慎状态,并且单位从业人员也实际实施了“严重污染环境”的犯罪行为时,以成立单位监督过失犯罪追究单位刑事责任符合单位犯罪及监督过失的刑事法理。

其实,本次《2019年会议纪要》也可以看出立法者对本种解释立场的支持,该纪要指出“为了单位利益,实施环境污染行为,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单位犯罪:……(3)单位实际控制人、主要负责人或授权分管负责人得知单位成员实施环境污染行为,并未加以制止或及时采取措施,而是予以追认、纵容或者默许的。”本条虽没有直接使用单位监督机制不完善或单位领导机关监督不力等表述,但实践中通常单位的实际控制人、主要负责人或授权分管负责人的行为即可代表单位领导机关的行为。或至少可以说,上述几类人员在发现单位从业人员实施环境污染行为,没有选择加以制止而是追认、纵容或默许,完全可以体现出单位内部相互监督链条存在缺失,否则在各种有效监督机制下,该种不合理的追认、纵容或默许行为将会被及时纠正。可见,对监督过失型污染环境犯罪的独立研究可为单位污染环境犯罪追责难问题的解决提供新思路。

(二)助力突破多自然人主体过失合力污染环境犯罪定性难困境

那么,当单位监督机制业已设置完善,且运行良好时,存在上下级监督关系的单位内部多主体过失行为合力引致“严重污染环境”结果时,应该如何进行处理?本文认为可能的解决路径有两条,其一是认定成立共同过失犯罪,贯彻“部分行为、全部责任”的刑事责任分配制度。其二是认定成立过失竞合犯罪,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各主体刑事责任进行识别与分配。

相对而言,第一条路径很难走通,我国《刑法》第25条第2款规定:“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进行处罚。”立法上已然明确否认了过失共同犯罪成立的可能性。但即使如此,国内一些学者还是提倡应从解释论角度着手认可过失共同犯罪存在于我国刑法体系中,如有学者认为应当区分过失共同犯罪与共同过失犯罪,将过失共同犯罪作为共同犯罪论处,并将其处罚范围限定于直接造成实施危害结果的过失行为人之间{17}。但即使该种解释也没有多少价值,最起码从汉语上看人为区分过失共同犯罪与共同过失犯罪并没有本质区别{18}。在现行刑法下,对共同过失犯罪以共同犯罪论处的观点,并不十分妥当。没有进行立法修改前,解释论上过早承认过失共同正犯的存在可能会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过度放宽共同犯罪认定标准还可能会造成犯罪圈的不当扩大{19}。总之,过失共同犯罪在我国刑法中并不存在,从而用以过失共同犯罪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并不可行。

与之不同,第二条路径却存在可行性。我国法律承认过失竞合犯罪的存在,监督过失犯罪作为过失竞合犯罪的一种类型,也就存在适用于多自然人主体过失合力污染环境犯罪案件的可能性。在监督过失型污染环境犯罪中,监督者与被监督者间没有共同的结果预见义务,也没有共同的结果回避义务。其一,监督者的预见义务不是对符合构成要件危害结果的具体预见,而是预见到自己的不谨慎监督行为可能引发被监督者的污染环境行为,且该种不谨慎的监督行为将借助被监督者的污染环境行为引发“严重污染环境”危害结果的抽象性预见。而被监督者的结果预见义务则是预见到自己不按照法定或约定的规则行事将可能导致符合污染环境罪的“严重污染环境”危害结果的具体性预见。其二,监督者所负的结果回避义务是指全面妥善、谨慎充分的履行本人的监督义务,并进而达到预防监督者污染犯罪行为作为直接原因引发“严重污染环境”之危害后果的义务。而被监督者所负的结果回避义务则是积极依照规则行事防止由本人实行行为造成“严重污染环境”危害结果的义务。可见,在存在上下级监督关系的多自然人主体过失合力引发“严重污染环境”危害结果时,运用监督过失理论可以很好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各方主体的刑责进行识别与分配,进而防止以“部分犯罪,全部责任”刑责分配模式追究本应给予不同对待的多过失主体的刑事责任。同时,用本方法解决本节所述问题也符合《刑法》第25条第2款后半段“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进行处罚”之规定,使刑法解释与刑事立法间形成良好互动关系,很好的解决了多过失主体犯罪的定罪量刑问题。

综上,可见独立考察监督过失型污染环境犯罪具有特殊价值,可以为解决单位犯罪追责难问题提供新契机,将单位管理机关监督不力或单位监督体制不完善情形认定成立监督过失型单位犯罪,进而在污染环境罪中追究单位刑事责任,不仅保证了对单位行为的全面评价,防止自然人替单位受过,而且还很好的满足恢复性环境司法的需求,通过对单位处以罚金用于恢复受损环境,重建“绿水青山”。再者,还可以为解决多过失主体合力引致污染环境犯罪的定罪量刑问题。立法不承认共同过失犯罪,但承认过失竞合犯罪的存在。监督过失作为过失竞合犯罪的一种情形,被应用于污染环境犯罪中时能够保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准确的对结果预见义务及结果回避义务各不相同的过失责任主体进行刑事责任的识别与分配。

三、常见问题:监督过失型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判断中的误区归纳

须注意,与直接过失型污染环境犯罪不同,监督过失型污染环境犯罪最大特点便是介入了被监督者的直接污染行为,这使得监督者过失行为与“严重污染环境”结果间存在规范评价上的“距离”。这也要求进行监督过失型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判断时不仅需要以被监督者为出发点考察排污行为、排污源及污染结果等事实内容,还需要以监督者为处罚点考察监督者行为“诱发”被监督者行为的相当性、作为介入因素的被监督者行为异常度和监督者行为与“严重污染环境”结果间的关联性等规范内容。如果不能在司法实践中正确把握监督过失型污染环境犯罪所具有的间接性、复杂性与多层次性的热点,采用事实归因到规范归责分段层进的因果判断模式,很可能会致使司法实践中因果关系的判断结论出现偏差。结合裁判实例,笔者归纳出监督过失型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判断可能存在如下问题:

(一)沿用一步式因果判断模式,杂糅事实归因与规范归责

归纳裁判文书后可见,污染环境罪裁判中常用的因果说理模式为“一步式”或称“暗含式”判断模式,即法官不专门就实行行为的危险性、因果进程相当性等多项属于规范归责层面的问题进行深入阐明,径直在列举各种证据材料与描述案件事实后便认定犯罪成立。常用表述为“上述事实……等证据予以证实,足以认定。本院认为,被告人……的行为,严重污染环境,其行为均已构成污染环境罪。公诉机关的指控成立,本院予以确认。”[2]部分裁判中也会偶尔提及“因果关系”四字,但似乎是将因果关系中归责层面的问题直接暗含于事实条件的考察中,单向侧重于对科学法则的经验知识进行考量,该种做法很难承载起对相关实行行为进行规范归责的重任。常见表述为“淮海路沿河桥(南岸)300米处供热管道的蒸汽泄露与上诉人非法倾倒废酸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3]该种简单说理或一步证成的问题于直接型犯罪中由于问题简单明了并不会使其弊端完全暴露,但若放到复杂类型案件中则可能会影响到最终之刑责识别及分配的准确性。本文所论监督过失型污染环境犯罪即为示例,在本种间接型犯罪中不仅需要找到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的直接原因,更需要利用因果关系理论寻找应予归责的全部实行行为{20},而若欲实现本机能,便需要准确的衡量诸多规范归责内容,一味追求事实归因,很容易造成对因果关系的误判。

如假设某单位董事长决定引进新设备(操作不当易引发污染),由于产能吃紧工期临近,没能进行充分线下培训,代之以向员工发放操作手册与线上培训。设备安装后交由生产部门经理(有专业知识)进行设备检查工作,但事发当天其因琐事缠身未发现设备参数的微小变化,也没有在操作工人启用前进行现场监督。操作工人按照操作手册行事,且其发现设备参数有小幅变动,但认为已经生产部门经理检查,该变动应在合理区间内,因此没有启动逐级上报机制,最终致使大面积污染物质泄漏,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结果时,应如何裁判?按照通例,可能简单地罗列出公安部门、环保部门、鉴定部门等单位出具的证据材料后,便认定董事长由于没尽到充分的组织培训义务,负监督过失责任。生产部门经理由于没有认真检查设备,负直接过失责任。而操作工人也因过失没履行进言义务,负直接过失责任。按照过往仅关注对科学经验知识的考察之做法,三者很可能被分别认定成立犯罪并处以刑罚。但如果将视野拉回到规范归责侧面,对董事长、生产经理及操作工人的过失行为进行分别判断后可见上述裁判结果存在定性不当与刑责不均的问题。

其一,董事长不应被追究监督过失刑事责任。本案例中董事长为追求产能,没能进行充分线下培训,确实存在一定的监管疏忽。但其已根据单位规章安排具有专门知识的生产经理作为设备的检查人员。在规范层面上考察是否应归责于董事长时,应至少作两步判断:

(1)生产经理行为是否由董事长行为所引起?生产经理之所以会疏忽大意没有发现机器设备参数变化,原因在于其因琐事缠身而没有尽到全面的谨慎核查义务,该疏忽过失行为并不是因为董事长没有进行充分线下培训而引起的,生产经理自身具有专业知识以回避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危害结果,从而应对本问题持否定回答。可见,间接型犯罪最重要的成立条件即前后行为间存在引起与被引起关系并不存在,很难将刑事责任再往生产经理的上游追溯到董事长。(2)生产经理的疏忽过失行为是否达到足以阻却董事长行为与“严重污染环境”后果的异常程度?对本问题应持肯定回答,因为若生产经理按照事前制定的生产章程仔细核查设备参数便会直接阻却“严重污染环境”后果的出现,且其具有相当的专业知识,董事长赋予其信赖也合乎情理,因为其琐事缠身而疏忽大意致害的行为,达到足以遮断相当因果关系的程度。总之,本案例中“严重污染环境”结果并不是董事长行为的现实化,二者间也没有关联性,且董事长行为与后续的生产经理行为间没有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不符合间接型犯罪判断的基本条件,从而不能以污染环境罪追究董事长的刑事责任。其二,生产经理应该被追究刑事责任,同样进行上述步骤的判断,可见生产经理不谨慎核查参数、不进行启用前现场监督等行为,是引发作为污染源的操作工人之行为的原因,二者间存在着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同时,操作工人在整个案件中始终依照操作规程行事,该种介入因素的异常性也不足以达到阻却生产经理疏忽行为与“严重污染环境”结果间因果关系的异常度。从而,可将“严重污染环境”结果视为生产经理行为的现实化,且其与操作工人行为之间也具有引起及被引起的关系,这又符合了间接型犯罪的构成要件,理应追究生产经理的监督过失刑事责任。其三,操作工人不应被追究直接过失刑事责任。因为其已经按照相应的章程行事,并有理由相信其他业务链条上的人员也依照章程行事并共同抵御风险,符合信赖原则的规定足以阻却其刑事责任的成立。

可见,在监督过失型污染环境犯罪中,如果不能将事实问题与规范问题进行分段层进判断,沿用传统的一步式因果判断模式,很可能造成定罪错误与量刑失衡等问题。当然,解决本问题的首要任务还是应该破解裁判者不敢或不愿说理之问题,只有裁判者敢于通过裁判文书向外部表达自己形成裁判的内心思路时,才能真正保证每个司法裁判都可使人民感到公平与正义,否则含混不清的裁判表述只会给公众一种司法傲慢的感觉,降低裁判的妥适性与说服力。

(二)忽略对监督过失型犯罪因果关系自有特点的考察

实践中,还可能会出现沿用直接型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认定模式,忽略对监督过失型犯罪因果关系自有特点进行考察的问题。作为过失犯罪的一种形态,对监督过失型犯罪的解读应该遵循过失犯罪的普遍性原理,但由于监督过失犯罪中存在第三者行为的介入,又使得其因果关系具有间接性、复杂性与多层次性的特点{21}。以至于,监督过失型污染环境犯罪同直接过失型污染环境犯罪在因果关系认定方面存在侧重点的不同。具体而言,对后者主要侧重于考察污染环境的直接原因,即排污行为定型、排污源测定及排污行为与危害后果间因果关系的证明。该种考察仍多停留在事实层面的科学经验知识性的考察,而非联系刑法目的进行的规范判断{22}。在裁判中惯用的表述为“在本市XX区XX路XX厂房厂区北侧车间门口酸洗不锈钢桥架接头,并通过附近雨水排放口直接排酸洗产生的废液。……经检测,被检废水中总镍为47.0mg/L,超过《XX市污水综合排放标准》(DB31/199-2009)规定的总镍1.0mg/L排放限值的10倍以上,严重污染了环境。”[4]

与前者不同,后者判断的内容仅为证立前者因果关系成立的一个阶段而已。具体而言,监督过失型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判断至少要完成“2大步N小步”的判断,第一大步为事实条件关系的考察,须以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与“严重污染环境”结果间条件群的归集为主要任务,又需要分成若干小步,如:(1)直接排污行为人、排污行为、污染源及污染结果间条件关系的测定。(2)涉案各主体间监督与被监督主体身份关系的理清。(3)直接排污行为人的上级监督者同“严重污染环境”结果间的事实条件关系的测定。当上级监督者是作为过失时,应以条件说测定其与实施直接排污者间的关系,判断二者间行为是否具有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当上级监督者是不作为过失时,须以监督义务的履行作为假设条件判断假定事实条件关系是否存在。因为如果能测定上级监督者对直接排污行为人具有足够掌控力,但却没有全面履行监督义务,由此引发了直接排污行为人的犯罪行为,基本可断定二者间存在事实条件关系。第二大步为规范层面归责问题的考察,主要是对上级监督者与直接排污行为人同“严重污染环境”结果间的相当关系进行考察,包括行为相当性及进程相当性,分成小步骤便是:(1)监督者与被监督者行为间“诱发”关系的通常性判断。(2)直接排污者行为作为介入因素对“严重污染环境”结果的异常度判断。(3)监督者实行行为危险性是否向“严重污染环境”实害结果现实性转化?显然,监督过失型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判断较之直接过失型污染环境犯罪的判断更为复杂,这也要求裁判时更应该注意因果关系认定思路的规范性,而非一味的侧重于对排污源、排污行为与排污结果等客观事实陈列式描述。

四、推演逻辑:监督过失型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具体判断

明确监督过失型污染环境犯罪独立研究的价值及常见问题后,本文得以进入对因果关系具体认定问题的讨论。监督过失型犯罪具有间接性、竞合性与业务性特征,受之影响其因果关系也表现出了复杂性、间接性与多层次性的特征。而污染环境犯罪作为工业社会的负面效应而产生的犯罪,其具有时间潜伏性、空间扩大性、行为综合性及结果复杂性等特征{23},这些特征共同作用下提升了对污染环境罪因果关系认定的难度。可见,将监督过失与污染环境罪因果关系“合二为一”进行认定只会是难上加难,如果不能有完整、清晰的思路进行层层推演,恐将使上文归纳之常见问题暴露于实践,进而影响到司法公信力。那么,究竟又应如何处理本问题呢?

在我国法制语境下,因长期承袭苏联的思想,认为“在各个学科部门中,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特殊的因果关系学说的。在社会主义刑法中,也不可能有特殊的因果关系学说。”{24}由此形成了以客观性、相对性、时间顺序性、复杂性及不排除偶然性等“五性论”为基础的偶然及必然因果关系二分理论。但该种进行事实条件判断的因果理论并不能担负起对行为归责的因果关系论之机能。基于此,我国刑法学者开始引进德日理论进行本土化改造,逐渐形成了事实归因层面采用条件说(或合法则条件说等修正学说),在规范归责层面采用相当因果关系说(或客观归责论)的因果判断模式。笔者也认为监督过失型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判断也总体上应沿着事实归因到结果归责的思路展开,在事实归因阶段,应主要采用条件说,辅之以疫学因果关系说、假设因果关系说等理论。在规范归责阶段,应主要采用相当因果关系说,并细分为对行为相当性及进程相当性的综合考察。归根结底,作为讨论前提的实行行为,不论是作为,还是不作为,都应当限定于该结果具有强烈的因果性、经验性之关联的行为{25}。

(一)监督者、被监督者行为与“严重污染环境”结果间的归因判断

有学者认为监督过失型犯罪因果关系的判断应包括两阶段,“第一阶段是监督过失行为引起了被监督者的行为,第二阶段是被监督者的行为引起危害结果。监督过失犯罪的成立,应该以第二个阶段存在因果关系为前提。”{26}笔者认为在事实归因阶段该结论大致正确,因为对监督者行为与“严重污染环境”结果间事实条件关系的判断主要是依靠对监督者与被监督者行为间的关系的判断而间接实现的,如果前者引发后者,则基本可断定同“严重污染环境”结果间存在因果关系。但在最终规范归责层面,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成立只是对监督者进行归责的基本前提,最终还是需要看监督者的过失行为所具有的危险性是否向“严重污染环境”结果进行了现实性转化。基于本判断,本节将分别对监督者、被监督者行为与“严重污染环境”结果间的关系进行归因判断,为进一步的规范归责奠定基础。

其一,被监督者行为与“严重污染环境”结果间事实因果关系的判断。监督过失型污染环境犯罪作为间接型犯罪的一种类型,对其进行因果关系判断时要求必须满足“实行行为与成为导致结果发生的直接原因的行为之间,具有前者引发后者的关系。”{27}因此,首先应该判断“严重污染环境”结果是否为被监督者的行为所引致,如果可以得到肯定答案,则需要将该被监督者行为纳入到本案的事实条件关系群中,留待规范层面的筛选与认定。在简单的案件中,由于污染行为确定简便,当不存在两种以上污染源时,排污行为与“严重污染后果”间因果关系的存在很容易经由“A则无B”的条件公式进行认定。正如在裁判文书中可经常看到的描述“环保机关会同公安机关至上述地址进行检查,对厂内原液、厂内清洗废水、废水外排口、车间内废液储存桶分别进行采样,并将二被告人带至公安机关接受调查。经检测,废水外排口的废水中铜浓度为268mg/L,系有毒物质,且铜浓度超过排放限值的十倍以上。”[5]但在复杂案件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无法直接认定的、特殊的事实因果关系,此时,便需要借助合法则的条件说作为辅助判断工具。如在2013年公安部挂牌督办的云南昆明牛奶河案中,涉案牛奶河上游45家选矿企业中有34家存在手续不全或污染治理不完善的问题。其中有五家企业因为私设案管、环保配套设施未完善便私自投入生产,致使将没有经过处理的废水排入小江,造成严重环境污染。如果用条件说判断相关排污行为与“严重污染环境”结果间的事实因果关系时,很难回应被告人的如下质疑:没有自己的行为,结果同样会发生,为何追究自己的责任?条件说很难解决本问题,但若辅之以合法则的条件说便可以使本问题迎刃而解。因为只要根据相关科学知识,能够确定前后现象间存在一般的合法则关联便能够认定存在事实条件关系的存在{22}。

还可进一步思考如下问题:部分民众饮用牛奶河沿岸的地下水后沾染疾病,又应用何种方法判断排污行为与该结果间的事实因果关系呢?德日都曾对相似案件进行过讨论。在处理水俣病案件时,日本学者认为即使该种行为和结果间的因果关系在自然科学上不能被证实,但根据疫学的证明,能够认定“没有超出合理怀疑的限度”时,就应肯定条件关系的存在{28}。德国的讨论重点则是皮革防护剂案{29},他们认为“当人们存在怀疑时,因果关系从来不会通过什么公式,而是永远仅仅只能通过准确的自然科学方法(主要是实验)加以证明。”{30}若没法从自然科学法则上证明吸入某物质和生病间的联系,便没有办法寻求确切的医学知识来确证“无A则无B”公式的成立。此时便需要通过生活经验和相应的专业知识,来确定怎样论证才能使得人们对“无A则无B”公式的适用时经得起考验的,是能排除合理怀疑的{29}。可以说,疫学因果关系作为对合法则条件说的细化,在没有精确的科学法则可以供用的情形下,用疫学“概率式”专业知识进行事实条件关系的确证应为合理做法。但须注意两点,其一是疫学因果关系判断的展开应以“疫学四原则”为中心,即:(1)被看作原因的因子在疾病发生前的一定期间内发生了作用。(2)如果该因子的作用变强的话,该疾病的发生几率就会变高。(3)从该因子的分布消长的角度看,在疫学上就观察到的流行特点加以无矛盾的说明。(4)该因子作用机理在生物学上也有无矛盾的加以说明的可能。另外,(5)有时也要求与个别临床上观察的结果或者动物的结果相吻合{31}。其二是疫学因果关系实质为因果推定,为保证当事人的权利便需要允许其提供证据材料进行反证,一旦反证成立则应否定事实因果关系的存在,并将该行为从事实条件群中筛除。

其二,监督者行为与“严重污染环境”结果间事实因果关系的判断。监督过失型污染环境犯罪中,监督者的过失行为同样具有作为与不作为两种样态,在作为样态下,按照上文所指条件说为主、合法则条件或疫学因果关系为辅的模式基本可判定行为与结果间是否存在事实因果关系,从而基本不需要进行特别的论证。但是在监督过失行为是不作为样态时应如何处理呢?不作为型监督过失犯罪中,在客观上并没有可感知的外在行为能够与“严重污染环境”结果间存在关联关系时,我们往往可采取反向思考的模式解决本问题,即常用“一旦履行了一定作为义务的话,该结果就不会发生这样的假定条件关系”{31}作为判断事实因果关系存在与否的标准。该思维在日本被称为“一旦定式”,是对日本处理不作为监督过失型犯罪因果认定方式的一种归纳。常用的教学案例为新日本饭店案件,日本最高裁认为“就不分昼夜向不特定多数人提供住宿便利的酒店而言,总是隐含着发生火灾的危险,由于被告人对于该酒店在防火措施方面的人员、物质上的不完善存在认识,一旦发生火灾,由于发现过晚或职员等初步灭火失败会演变为真正的火灾,在职员等不能进行切实通报与避难诱导的情形下,有可能给不熟悉建筑物的构造、逃生途径的住客带来死伤的危险,应该说,很容易地预见到这一危险,从而判定有罪。”{32}

按照该种一旦定式,却很容易走上传统旧过失论的老路,认为一旦行为客观上具有导致结果发生的通常性、相当性,行为人主观上就不能说自己对结果毫无预见可能,有相当性就等于有结果预见可能性,这就使得过失犯罪因果关系的判断具有了结果归罪的属性{33}。笔者对该种以假设因果关系为工具判断监督者不作为行为与“严重污染环境”结果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的做法予以支持,但认为在事实因果关系认定层面还是应该将考察侧重放于以结果预见为前提的结果回避义务上,而非认为一旦存在结果预见义务即认可监督过失型犯罪因果关系存在。具体而言,不作为犯的假设因果关系,亦以实行可能性(防止结果发生可能性)为不作为与结果发生因果条件,以建构与作为犯之构成要件之行为与结果间只等价关系,恰与过失犯之结果回避可能性,是建构在过失犯之应注意、能注意的假设性或规范评价性的因果关系之判断标准,而以应注意的结果预见可能性为能注意的结果回避之前提{34}。

从而,对不作为监督过失行为与“严重污染环境”结果间的事实因果关系认定,就转化为在假定监督者履行了监督义务的情况下,危害结果是否仍会发生的判断。而该种作为义务的来源即主要包括两项:其一是法律法规,如《刑法》《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其二是单位内部成文规章或不成文实际分工等,前者已经文本确定较容易确认,但应注意监督者与实质监督权限分离的情形,监督者只有形式监督权限,却没有能力与条件实际履行监督义务时,不能够追求监督者的监督过失刑事责任。通常而言,监督者相对被监督者拥有优势地位,具有实质的指挥命令与监督控制权限,只要监督者下达的命令为合法合理的,被监督者便应予以执行。但如果由于企业治理结构混乱或公司管理秩序混乱等原因而致使监督者没有能力和条件履行其监督义务时,便应直接否定监督者行为与“严重污染环境”结果间的事实因果关系。后者主要是指虽不具有成文规章分配相应监督权责,但却在实际业务中形成了实质上的监督权限,二者在事实上形成了纵向监督关系,使得处在上位者实际上负担了监督义务,单位内部操作流程线上形成的师傅与学徒的关系便属于本种类型。

(二)监督者、被监督者行为与“严重污染环境”结果间的归责判断

与归因不同,归责阶段要承担的是对事实因果关系的规范性筛选机能,通过规范判断确定应承担责任的主体及应受谴责的行为。因此,在事实因果关系确认后,“作为追究的、附加的限定要件,还要求从实行行为出发,一般来说通常就会发生构成要件结果、实行行为与构成要件结果二者之间的关系必须不是异常的、不适当的。”{27}总体而言须从如下三方面着手认定:即监督者行为“诱发”被监督者行为的相当性、作为介入因素的被监督者行为的异常性及监督者行为与“严重污染环境”结果间的关联性。

第一,监督者行为“诱发”被监督者行为相当性判断。监督过失型污染环境犯罪作为间接型犯罪的一种形式,自然要求监督者行为与被监督者行为具有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松原芳博教授在点评日本潜水训练案时提到的相当性判断标准是中肯且可被直接适用于本类型犯罪的,“如果将诱发的含义单纯地理解为,由行为人的行为所引起,则回到了等价说。在该案中,Y以及A的不当行为正是由行为人的实行行为所引起的‘中间结果’,是相当性判断本身的对象,若这些不当行为对结果的发生不可或缺,那么,如果不能说,从行为到中间结果属于经验法则上的通常现象,对于最终结果的发生,也就不能认定具有经验法则上的通常性。为此,对于最高裁的判例所说的诱发之含义,就应该理解为,行为人的行为与被害人等的不当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盖然性的关联。”{35}

第二,作为介入因素的被监督者行为异常度判断。监督过失型污染环境犯罪中,在监督者实行行为与“严重污染环境”结果间介入了被监督者的实行行为,而该被监督者的实行行为才是引发“严重污染环境”结果的直接原因。按照对介入因素问题的通常理解,当介入因素不是由前行为所支配,而是以独立的形态致使危害结果发生,在因果贡献度上也达到了“凌驾于先行行为之上”{20}程度时便能够遮断实行行为与危害后果间的因果关系。但是在监督过失型污染环境犯罪中,监督者的行为与被监督者的直接污染行为间虽有“诱发”关系,但达不到“必然引发的支配性”程度,只要求其符合“经验法则上的通常性”,“具有一定盖然性的关联”即可。且被监督者的行为多是在其自由意志支配下独立完成的,又具有一定的独立性。笔者认为在监督过失型犯罪中介入因素的判断固然重要,但除能断定为故意诱发或自然事件外{28},其他情形下并不能一概的以异常性突出、贡献度较大等理由否定监督者行为与“严重污染环境”结果间的因果关系。确定能否排除监督者的刑事责任时,还必须进行监督者行为与“严重污染环境”结果间的关联性判断。也正如山口厚教授所言,当存在第三人介入的情形下,重要的问题仍然是实行行为是否向现实危害结果转化的判断{27}。

对作为介入因素的被监督者行为异常性进行判断应主要从如下两点展开:(1)基底的选择,(2)内容的择取。判断基底选择即判断立场选择,笔者倾向于采用折中说的观点,即按照行为当时一般人的认识可能与行为人的特殊认知可能结合判断。有学者会质疑折中说将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交由有无认知可能左右,这与因果关系的判断本应具有的客观性相矛盾。但“相当因果关系是以事实上的结合关系这一条件为前提,在此基础上,对于应就多大范围的结果归属于行为这一点,进行规范性的归责判断。因此,作为归责判断的材料,考虑到主观方面也并无不可。事实上,我们在判断未遂犯的危险性质时,一般也会考虑故意因素,二者之间并无不同。”{32}另外,与折中说立场相映照,判断内容应主要包括:一般人认知下介入因素出现有多离奇?经验法则下介入因素出现的类型性概率有多高{20}?如果经判断后确认,一般认知下介入因素本身离奇程度较高、经验法则下介入因素类型性出现概率较小时,裁判者便需要保持更高度的谨慎,因为这可能意味着是介入行为单独导致“严重污染环境”结果的发生,而监督者实行行为中所包含的致使“严重污染环境”结果的危险性并没有向现实进行转化。

第三,监督者行为与“严重污染环境”结果间关联性判断。如果认为监督过失型污染环境犯罪中,监督者与被监督者行为“诱发”相当性判断为首要步骤,而作为介入因素的被监督者行为异常度为重要步骤,那么监督者行为与“严重污染环境”结果间关联性的判断则是决定步骤。

在进行本问题判断时须理清三点问题:其一,监督过失型污染环境犯罪中因果关系的两端连接点是什么?凡认为“监督过失行为与被监督者过失行为”是监督过失型犯罪中因果关系判断的两端连接点的观点,皆与基本刑事法理相悖。笔者以为监督过失型犯罪因果关系的两端连接点仍应该是符合刑法分则构成的实行行为与危害结果,且该实行行为应该是监督者的过失实行行为。其二,监督者行为与“严重污染环境”结果间关联性应达到什么程度?实务中,辩护者常将监督者过失行为与危害结果间不具有直接、必然因果关系作为辩护的重点,而裁判者也常将监督者过失行为与“严重污染环境”结果间是否具有直接、必然联系作为审查的中心。该种裁判思路明显受到了传统因果关系一元论(必然因果关系说)的影响,但该种仅侧重于事实层面必然性关联认定的因果关系判断方法已广受诟病。其实,与规范归责判断中因果进程“相当性”对应,监督者过失行为与“严重污染环境”结果间也应该只要具有一般、通常的关联性即可,而不需要以直接、必然关联为必要条件。其三,前两步判断与本步判断间存在考察因素的重合,为什么还要专门进行本步判断呢?三步判断间的确可以相互提供证明力,如监督者行为与被监督者行为间存在“诱发”相当性时,通常可断定作为介入因素的被监督者行为异常性并不突出。然而,即便作为介入因素的被监督者行为的出现较为异常,也不能直接据此认定监督者行为与“严重污染环境”结果的因果关系中断。监督者行为的危险性是否向“严重污染环境”结果转化才是监督过失型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判断的决定因素。如上文所述案例,董事长没有进行充分线下培训存在一定的监督瑕疵,但该危险行为并没有明确、具体而实际的有害性。因为在这个因果过程中即便董事长安排了线下培训,也不能预料到具有专业知识、负有安检职责的生产经理会因为琐事便忽视对设备参数的精准核对,从而董事长的监督瑕疵行为对特别因果过程的相当性欠缺危险实现的要件。

结语

将监督过失型污染环境犯罪作为独立课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可以为单位型污染环境犯罪刑事追责难问题的解决提供新思路,还可以助力突破单位内部型多自然人主体合力过失污染环境犯罪定性难的问题。再者,刑事司法中暴露出的杂糅事实归因与规范归责之一步式因果判断等问题,又要求学理上尽量设计出可为司法者参考的监督过失型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判断规则。相较于毕其功于一役式的判断,区分归因与归责的层进式判断模式更为可取。具体而言,归因时需要以条件说为主、疫学因果关系说为辅对被监督者行为、监督者作为行为与环境污染结果间是否存在条件关系进行判断,以监督义务的假定履行作为监督者不作为行为与环境污染结果间条件关系存在与否的判别标准。归责时以相当因果关系说为工具,对监督者“诱发”被监督者行为的相当性、被监督者行为的异常性及监督者行为与环境污染结果间关联性等问题进行推进判断。

 

【注释】

[1]参见上海铁路运输法院(2018)沪7101刑初字60号刑事判决书。

[2]参见上海铁路运输法院(2019)沪7101刑初62号。笔者查阅裁判文书网上海市区域内全部153份污染环境罪裁判文书后,发现该种裁判模式为通例,几乎没有例外。

[3]参见江苏省淮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淮中环刑终字第0001号刑事判决书。

[4]参见上海铁路运输法院(2017)沪7101刑初370号刑事判决书。

[5]参见上海铁路运输法院(2018)沪7101刑初428号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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