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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刑事责任的本质转变与法人犯罪立法的未来改革
作者:李鄂贤 来源:《法学杂志》2019年第5期 发布时间:2020年03月08日 点击数:

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刑法就规定了法人的刑事责任。尽管如此,法人犯罪现象仍频频发生,如2004年的安徽阜阳婴儿奶粉事件、2014年的江苏昆山粉尘爆炸事故、2017年的天津“12·1”火灾险情等。这些重大法人犯罪案件清楚地表明,随着中国逐步进入风险社会,现有的法人犯罪立法已开始陷入规制不足的困境。当前,如何提高法人处罚的有效性是立法改革亟需面临的现实问题。

一、风险社会对法人犯罪立法的挑战

(一)风险社会与刑法的风险分配职能

风险社会是德国社会学者贝克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概念,用以描述20世纪中期以后人类社会的转型。本质上来讲,风险社会是近代工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工业社会的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与以往不同的是,确定性在风险社会中日益呈现出了不可控特征。同时,与工业社会以分配财富为主要关注不同,风险社会的核心议题与运作逻辑是风险分配。在风险社会中,如果不能在各阶层公平地分配风险及其所产生的不利后果,都很有可能会导致社会的崩溃。

具体而言,风险社会之下的风险主要具有三个特征:其一,风险具备了制度化的特殊属性,即风险社会之下的风险通常起源于人们的重大决策,这些决策一般是由政治阶层、经济组织或者专家团体等理性考量之后所做出,并非仅由多数个体任意、草率为之。与此同时,在风险的生产过程中,科学、政治和法律等因素也共同催生了每个演变的环节获得了正当性与合法性。其二,风险具备了不可知的一般属性,即风险社会之下的风险在必然转化为具体的实害结果之前,其只存在于抽象的理论概念之中而不被深刻感知。其三,风险社会之下的新类型风险日益呈现出“本土化”与“全球化”的交织交融之趋势。可以肯定的是,这种风险在时空压缩之下已经演变成为了“全球本土”的。例如,2011年3月发生的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不仅威胁到了日本国内,而且威胁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甚至远在万里之外的欧洲国家的食品安全、环境安全。总而言之,风险社会之下的风险仍根植于工业文明所产生的风险。不可否认的是,法人依然是工业化的主要参与主体,同时也是重大事故风险的始作俑者。因此,刑法有必要将法人列为重要的预防与制裁对象。然而,在现代社会,法人作为认知能力与社会资源的强势群体,其在获取社会利益的同时,也总是“竭尽全力通过在工业中逐渐制度化的‘反科学’的帮助来反驳对他们的指控,并试图提出其他的原因和祸根”,[1]以此将风险转移出去,即形成了类似于“有组织的不负责任”的现象。[2]这无疑对各国的法人刑事责任立法形成了严峻挑战,尤其是对身处快速工业化过程中的中国更加明显。

(二)风险社会与法人犯罪立法的难题

20世纪80年代末,立法机关迫于现实需要,在参考英美国家刑事立法的基础上,通过修改《海关法》接纳了法人犯罪与法人刑事责任的概念,并随后将之纳入刑法。[3]一直以来,立法与司法对法人犯罪都采取了相对保守的态度:在立法上,主要表现为限制法人犯罪的成立范围,即“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才追究法人刑事责任;在实践中,追究法人刑事责任通常以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个体责任为前提,根据是否在履行职责和是否为法人谋利,将个人责任转嫁至法人(转嫁罚)。这些都明显体现出了社会现实需要与传统刑法原则相妥协的特征。

然而,在风险社会的背景下,当前立法不得不面对如下挑战:一是风险的制度化特征使得法人总能转嫁刑罚的制裁。对于法人可能引发的危险,由于刑法的首要处罚对象还是个人,也就使得法人转移风险能力、几率显著增强,即在不改变整体结构的情况下能将犯罪成本最小化,如有学者指出:“法人的规模越大,决策程序越复杂,业务活动越分散,责任的分担者就越多。这使得在发生重大危害结果之后,在为数众多的法人雇员中确定应该承担刑事责任者异常困难。也即,法人规模越大,越有可能逃脱责任。”[4]二是风险的不可知性及其产生过程合法性使得刑法难以有效介入。从当前的主流观点来看,刑法的目的在于保护法益,而法益则应该是具体的,即只有当涉及个体利益,法益的概念才具有内容。[5]换言之,刑法所禁止的“侵害法益的危险”是具体而现实的。倘若在风险成为现实之后再进行处罚,显然并不可取。三是风险的全球化特性使得法人所从事的风险活动也具有一定的相同特征。例如,因制动系统与轮胎存在缺陷而在中国导致重大交通事故的汽车,其零部件可能是在泰国、印尼、越南生产,然后在印度组装后再进口到中国。根据现行刑法规定,在诸如此类的案件中,司法机关需要全面收集证据,积极地证明法人责任,而这无论是从专业知识还是执法成本的角度而言无疑都是困难的。

针对上述情况,尽管近十余年来,我国立法机关曾尝试通过增设、修改具体法人犯罪的规定与提高处罚的力度来回应风险社会的影响,但是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一系列的重大法人犯罪案件表明,如果不对法人刑事责任立法进行深层次的反思与改革,那么利用刑罚有效预防法人犯罪也只能是镜花水月。当前,有关反思与改革的起点应是对法人刑事责任本质的认识。因为,这一认识构成了法人刑事责任、范围、原则以及实现方式等立法与技术性问题的基础。值得思考的是,法人刑事责任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如上所述,中国是在参考英美国家刑事立法的基础上接纳了刑事责任的概念,因此对于法人刑事责任是什么这一问题,应该从分析国外尤其是英美国家的立法发展入手。

二、法人刑事责任的本质转变对立法的影响

(一)法人刑事责任从个人向风险的本质转变

1.工业革命与法人严格责任的出现。在18世纪之前,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国家都未规定法人刑事责任。“法人不能犯罪”(societasdelinquere non potest)是古老的罗马法格言,刑法学大师李斯特也坚决认为:“法人(moralische Person),如公司、大学或者学院等绝不可能成为犯罪的主体。只有不同种类的公司里的具体的个人才可能是犯罪人,甚至,当公司里的所有人都想犯罪并且实施了犯罪行为时,仍然是个人犯罪。”[6]因此,18世纪的法国、意大利等国家都明确在刑法规范甚至宪法规范中否定了法人的刑事责任。[7]英美国家的判例也基于法人没有可以谴责的灵魂、不可能有罪恶的目的、不能根据法庭规则进行宣誓作证等理由,对法人刑事责任持否定态度。[8]

法人刑事责任的立法最早出现在19世纪中期的英国。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是直接推动力,法人不但在数量上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而且逐渐在社会生活中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也促进了铁路、公路、城镇等基础建设,更是带来了农耕社会所没有的环境污染、土地破坏等工业问题。法人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进入了刑法的视野。在18世纪末,英国法官因受到大量法人违法行为的困扰而苦恼不堪,因此在判例中指出:鉴于法人已经通过各种方法进入了大部分市民以及其他社会主体的私生活,应该通过判例确认法人应该承担包括不违反刑法相关规定在内的社会责任。[9]英国1838年的Regina v. Tyler案更是直接表明了采纳刑事责任是规制法人行为最有效途径的立场。[10]随着这一立场逐渐被社会所接受,在将我们带入电气时代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法人终于成为了刑法处罚的对象。英国1842年的Queen v. Birminghan & Glouchester Ry.案首次判决认为,可以对违反法定义务的法人予以刑事处罚;1846年的Queen v. Great N. OF Eng. Ry.也引用侵权法中的代理责任以被告法人没有履行法定义务为由对之进行了刑事制裁。[11]显而易见,法人刑事责任是权力机关为抵制工业革命的负面效果而采纳的控制工具,是工业化负面效应的直接体现。

然而一直到第二次工业革命结束的20世纪初,英美国家都否认法人可以实施以故意或者过失等主观罪过为构成要件的犯罪,即原则上将法人刑事责任限定在违反法定义务罪、刑事违法行为以及刑事滋扰罪等严格责任犯罪的范围内。[12]原因在于,严格责任犯罪不以故意或者过失以及身体活动为构成要件,据之处罚法人与传统刑法理论并无根本性矛盾。在同时期的大陆法系国家中,刑法也尚无规定法人犯罪者。虽然日本在20世纪初期规定了法人处罚,例如日本1900年颁布的《关于法人租税与烟草专卖相关犯罪行为法》第1条规定,如果法人的代表人或者其他雇员在开展业务过程中因为实施违法行为需要承担刑事责任,那么法律条文中的罚则规定同样适用于法人。然而由于当时的判例对于法人处罚采取的是“无过失责任”,即在对法人适用罚则之际不要求故意、过失的存在,[13]从法人的角度而言,这无疑也是严格责任。严格责任意味着法人处罚的基础是“客观违法”而非“主观罪责”,所以只能说可以根据刑法处罚法人,而非追究法人“刑事责任”。

2.从严格责任向个人责任的转变。随着人类社会开始进入电气时代,电力工业、化学工业、石油工业和汽车工业等新兴工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法人的活动空间进一步得到了扩展,其所实施的环境污染、资源浪费、贿赂、医药事故等违法行为也给社会秩序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这一背景下,扩大法人处罚范围的问题再度被提上了日程。[14]因此,在第三次技术革命之前,美国与英国已经先后通过判例采纳了“将法人成员违反义务的行为视为法人行为”的代理责任(vicarious liability)与“将可以等同为法人的高级管理人员的行为视为法人行为”的等同原则(identification principle),将法人刑事责任的范围扩大到了几乎所有以故意与过失为构成要件的犯罪,包括过失致死罪等传统的自然犯。[15]

关于代理责任、等同原则,虽然在“谁的行为可以被视为法人行为”这一问题上仍存在分歧,但是它们在“将个体行为视为法人行为”这一点上是持相同立场的,而且都以个人刑事责任为前提,即都是沿着“法益侵害出现——认定个人刑事责任——确定个人与法人之间的联系——处罚法人”的逻辑判断法人责任。在这一逻辑过程中,最为关键的是认定个人刑事责任,如果个人责任不成立,法人处罚就成了镜花水月。显然,这些原则在实质上都是以个人责任为前提的转嫁责任,即以法人成员的身份为媒介,将个人刑事责任转嫁至法人,并对之予以刑事处罚。因此,在转嫁责任中,法人的故意与过失是个人的故意与过失,刑事责任的认定原则还是传统的个人刑事责任的认定原则。就此而言,代理责任与等同原则下的法人刑事责任其实和日本1957年判例确立的以个人刑事责任为理由启动法人处罚的法人监督、管理过失是相同的。

一言以蔽之,在20世纪中期之前,虽然英美国家已经开始追究法人刑事责任,但是从这一时期的立法来看,个人责任无疑构成了法人刑事责任的核心,即这一时期的法人刑事责任本质上仍然是个人责任。质言之,虽然立法机关迫于实践需要接受了法人刑事责任,但是仍然未能摆脱传统责任主义的基本立场之束缚。

3.风险社会与法人风险责任的形成。20世纪中期以后,随着人类社会在工业化发展的推动下进入了风险社会,如何合理分配风险便成为了社会正义的核心要素之一。因为“‘社会正义’思想包含了这样一种现实,即努力把社会分配的所有形式与正义的原则协调一致”,[16]而“人类社会的分配过程,实际上是对两种不同性质事物的配置:一种是发展成果的分配,如财富分配;另一种是发展成本的分配,如风险分配”。[17]“工业社会的概念假定了‘财富逻辑’的主宰地位,并且断言了风险分配同它的相容性,而风险社会的概念则断言了风险分配和财富分配的不相容性以及二者的‘逻辑’冲突。”[18]如上所述,虽然法人是创造风险的主要主体之一,但是以个人责任为核心的法人刑事责任立法却无法实现强制法人公平承担风险的目的。因此,无论是从有效预防社会风险还是从实现社会正义的角度出发,以法人本身为对象的立法都成为了必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集合原则等应运而生。

在美国1974年的United States v. T. I. M. E.-D. C.案中,被告公司的雇员A知晓公司关于评估货车驾驶员健康状况的内部程序存在重大缺陷,对此毫不知情的雇员B根据该程序对患病的驾驶员C给出了错误的健康评估,并指派该驾驶员进行州际商业运输。因为A有明知而无行为,B有行为而无明知,根据代理责任二人都不应承担刑事责任,所以被告公司就“故意指派不合格驾驶员”的指控坚持无罪辩解。然而,联邦法院在判决中认为:“即使没有具体的公司成员或者代理人实施了犯罪,也可以追究公司的刑事责任。如果多个公司成员分散的意识与行为可以集合于公司一身,则集合后的意识可视为由公司掌控,行为由公司行使,可以据此追究公司的刑事责任。”[19]法官提出的这一思想在理论上被称为“集合责任”原则。虽然这一原则在英国受到了“一个无辜的行为加上一个无辜的意识不可能构成犯罪”的批判,并且也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接受,[20]但是这一原则提出了与代理责任及等同原则不同的思路:从法人内部结构的复杂化与业务活动的分散化出发,追究其刑事责任不应以个人刑事责任为前提,而应从法人整体出发,进行独立判断。这一原则的思路为之后的组织责任原则与法人文化原则奠定了逻辑基础。组织责任原则认为,在追究法人刑事责任之际,无需具体违法行为的存在,只要能够证明法人的组织管理、业务经营活动中的重大缺陷与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实质的因果关系即可。例如英国《2007年法人致死罪》第1条规定,如果被告法人业务活动的组织、管理方式严重违反其对被害人所承担的义务,应该对由此导致的死亡结果承担刑事责任。法人文化原则更进一步,主张认定法人故意与过失的事实依据,既非法人成员的个体意识,亦非法人的具体活动,而是抽象的法人文化,即影响法人成员行为与选择的价值观、信仰与行为规则。例如澳大利亚1995年《联邦刑法典》规定,如果在法人内部存在滋生、鼓励、引导或者容忍违法行为的内部文化,或者法人内部未能建立起预防违法文化或者鼓励守法文化的机制,则可以认为法人存在主观犯意。[21]

组织责任原则与法人文化原则的出现标志着真正的法人刑事责任的形成:其一,与代理责任与等同原则相比,二者关注的核心都是“法人”而非“个人”,即都将法人与个人的刑事责任剥离开来,从而使得法人真正成为了犯罪的主体;其二,在法人的刑事责任上都规定了独立的判断依据,即法人的组织管理活动与法人内部的守法文化。与此相适应,法人刑事责任的判断逻辑不再是上述从个人到法人的顺序,而是“法益侵害出现——以法人组织管理与业务活动中的整体缺陷判断侵害与缺陷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认定法人刑事责任”的顺序。在实践中,个人与法人的刑事责任在程序上也出现了相对独立的迹象,例如上述英国《2007年法人致死罪》第18条明确规定,在根据该法追究法人刑事责任的同时,如果个人的行为构成普通法上的致死罪或者其他行政法规定的犯罪,可以另行予以处理。

总而言之,在集合责任、组织责任与法人文化之下,个人责任已经不再是法人刑事责任的必要条件。在风险分配的导向下,注意力已放在了判断法人的组织活动与经营状况是否符合预防存在于其自身的风险之上。因此,这一阶段的法人刑事责任在本质上其实是一种风险责任,法人刑事责任立法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强制法人接受风险并承担预防责任。

(二)法人刑事责任本质转变下的立法变革

随着法人刑事责任的本质从严格责任、个人责任向风险责任转变,国外法人犯罪立法逐渐显现出了如下特征:其一,违法判断与责任判断的一体化与客观化。一方面,违法判断与责任判断的基础是相同的,即都是法人违反义务而形成的客观不法状态,包括法人直接违反具体法定义务的行为及其造成的危害;另一方面,因为判断基础是相同的,所以违法变相地成为了责任推定的基础,即只要能够认定客观违法状态的存在,就可以推定法人在主观方面存在故意或者过失,进而追究其刑事责任,除非法人能够证明自己已经合理履行了法定的预防义务。其二,风险规制的事前化。在现代社会的公共政策需求之下,通过刑法预防与制裁法人所引发的风险是常态化手段。在不存在具体化标准与原则的情况下,立法更倾向于事前规制。这也导致了20世纪中期以后关于行为犯与义务犯的行政刑法如泉涌般出现。其三,风险预防的合作化。因为组织责任与文化原则的背后存在着自我满足式逻辑:如果法人合理履行了法定义务,就不会有危险违法状态;既然出现了违法状态,就说明法人没有合理履行法定义务。与此同时,立法者规定法人刑事责任的初衷是预防法人造成的社会风险,而如上所述,这种风险存在于法人工业活动的每一个环节,过于严苛的责任可能使得法人不遗余力地掩饰风险行为,即在风险发生后利用专业与资源优势转移责任而造成二次伤害,所以在预防法人犯罪方面“必须着眼于法人内部的自主预防。”[22]

基于上述考虑,风险社会下法人刑事责任的立法应将“促进法人提高自身的风险预防能力”作为指导理念,推动法人与权力机关展开合作。具体的实现路径就是将实施合规计划(compliance programs)作为法人刑事责任的判断基础要素之一。合规计划以法人自律理念为基础,指法人为预防、发现、制裁内部违法行为而制定实施的内部程序与措施,由行为规则、执行官员以及检举制度三个核心要素构成。当然,在违法状态形成后,法人与执法、司法机关充分展开合作,作有罪答辩、主动提供证据、积极制定并实施改正措施,也可以为被视为合作计划的一部分。合规计划的有效实施可以成为法人刑事责任的消极要素、减轻处罚的情节以及检察官决定暂缓起诉或者不起诉的影响要素。[23]

从合规计划的功能来看,立法机关其实是想将法人刑事责任客观化与推定化。通过增加外部压力而促使法人主动实施内部预防措施,即规范法人本身及其成员的行为,也注重与权力机关充分合作,进而共同感知与预防风险。这一理念事实上就是风险社会理论的支持者提出的“协作的集体行动”与“协商的社会参与”在刑法领域的具体体现,[24]只不过与刑罚是最严厉的不利后果及法律谴责相适应,通过合规计划实现的集体行动与社会参与带有了强制性色彩。

三、风险责任与法人犯罪立法未来改革的原则

(一)采纳风险责任的理由

对比法人刑事责任在国外立法中的本质转变可以明显看出,中国虽然已经进入了风险社会,但是法人刑事责任立法仍然处于以个人责任为核心的阶段,没有超越“法人刑事责任的本质是个人责任”的认识窠臼。那么,中国立法是否应该像在20世纪80年代末接受法人刑事责任那样,参考国外立法接受风险责任的概念?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其一,从中国法人刑事责任立法本身而言,采纳风险责任的立场并无障碍。从立法背景来看,其本质与国外法人刑事责任立法并无不同,即都是立法机关的政策选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立法机关采纳刑事责任这一概念的主要原因是迫于当时法人实施的环境污染、偷税漏税、造假售假等违法行为所带来的社会管理压力。1997年之后,立法机关历次扩大法人刑事责任的范围也无一不是出于社会管理的实践需要。例如,1998年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是为了应对当时的亚洲金融危机。2009年在将我国《刑法》312条规定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纳入单位刑事责任的范围之际,立法机关也表明,是因为“中国人民银行提出,这类犯罪有些是单位实施的,建议增加单位犯本罪的规定,以进一步完善刑法的反洗钱措施。经同有关部门研究,建议在刑法这一条中增加单位犯罪的规定。”[25]这说明,中国立法机关规定、扩大法人刑事责任的主要动力目的之一也在于预防法人的危险行为,这与风险责任的立场是契合的。

其二,风险社会的形成表明采纳风险责任立场成为必然之举。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我国也已经逐渐进入了风险社会阶段,风险刑法成为了当前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26]虽然考虑到风险刑法可能对权利保障与刑法基本价值造成冲击,主流观点对之持谨慎甚至批判的态度,但是风险刑法观对中国刑法的影响已经成为事实,“对生产、销售假药罪,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非法采矿罪,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修改,以及增设‘食品安全监管失责罪’等,都是我国刑法对如何规制‘风险社会’中风险作出的回应”。就如有的观点所言,“风险刑法是对风险社会的制度性回应,运用刑罚对抗具有典型危险的违法行为这一趋势不可逆转”。[27]在此背景下,在法人刑事责任领域采纳风险责任的立场乃是水到渠成。

其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暗示着采纳风险责任的立场已经成为保障经济发展的必要之举。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三十余年来,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快速发展过程。根据全球化智库(CCG)研究编写的《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2017)》蓝皮书的统计,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连续两年进入资本净输出国行列,2016年直接投资总额高达1830亿美元,位居全球第二。统计显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主要集中在欧洲、北美与亚太区域,比重分别为35%、29%和25%。[28]随着“一带一路”政策的全面展开,必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与资本走出国门。而如上所述,诸多欧美国家的法人刑事责任立法已经采纳了风险责任的立场,因此采纳风险责任的立场既有利于让中国企业熟悉欧美国家的法人刑事责任立法,也有利于将有关风险化解于国内,保障中国资本的海外安全,促进经济发展。

(二)未来立法改革的原则

参考上述英美国家在风险社会阶段的法人犯罪立法,在采纳风险责任的前提下,我国法人犯罪立法的未来改革应采纳如下原则:

其一,法人刑事责任的存在范围应采纳无限化原则。虽然近年来立法机关一直在扩张法人刑事责任的范围,但是在理论上一直存在无限论与限制论的对立。[29]如上所述,法人可能造成的风险存在于法人组织经营活动的各个环节,既可能对国家、社会也可能对个人造成侵害。因此从风险责任的立场出发,对于法人刑事责任的范围应采取无限论的立场,即凡是法人活动风险之所及,就是法人刑事责任之所在。如此,也可以避免因为立法滞后而造成保护不力的情况。

其二,法人刑事责任的判断基础应采纳客观化与推定化原则。在当前法人刑事责任立法框架下,核心基础要素还是故意、过失等个人刑事责任要素。如上所述,从风险责任的角度出发,法人刑事责任应该以法人本身的组织经营活动为基础,唯有如此,才能通过改善法人自身情况有效预防社会损害从可能变为现实。因此,在对现有规定进行改革之际,立法机关应跳出传统以个人主义与道义主义为基础的责任原则,参考国外立法“促进法人提高自我预防风险”的思路,将合规计划及其有效实施规定为法人刑事责任的判断基础。从刑事诉讼的角度出发,这意味着推定原则在法人刑事责任领域的确立。因为不存在合规计划或者未有效实施合规计划是追究或者加重法人刑事责任的理由,而合规计划的存在与有效实施是客观事实,如果不存在这一客观事实,就可以推定法人应该承担刑事责任。

其三,法人犯罪案件的刑事诉讼程序应采纳独立化原则。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法人刑事责任通常与个人刑事责任同案处理。在改变法人刑事责任的判断基础之后,应该将法人案件与个人案件分开处理。一方面,与具体行为人相关的要素不再是法人刑事责任的决定要素,二者触犯的罪名也未必相同,一并处理可能会因为纠缠过多,影响刑罚的及时性;另一方面,法人责任与个人责任有着不同的判断基础与逻辑,一并处理不但可能会增加证明难度,而且不利于就法人刑事责任的有无与大小展开充分辩论。

其四,法人处罚应采纳多元化与弹性化原则。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能够适用于法人的刑罚只有罚金。罚金自有适用成本低、抵消犯罪收益的优点,但是罚金也存在诸如“溢出效应”[30]以及传递“是否守法可以从纯粹的成本-收益角度予以分析”的错误信息,导致将罚金作为生产成本的危险。因此,应该参考法国、英国等国家相关立法的规定,将法人处罚多样化,在罚金之外规定禁止参加投标、解散命令、自行公开刑事判决等处罚方法。与此同时,为了避免在罚金过高的场合造成企业破产,导致失业等更多的社会问题,可以考虑将缓刑制度与社区矫正适用于法人犯罪,即在判处法人罚金的同时宣告缓刑,勒令其进行自我改善,并通过提供自身生产的产品、提供的服务等方式对社会与被害人进行补偿,减少、弥补犯罪行为造成的社会损害。

四、结语

从国外法人刑事责任立法的发展来看,风险社会中的法人刑事责任是刑法参与风险分配的结果,其实质是一种风险责任。法人刑事责任的客观化与推定化是与风险社会中风险的全球化、制度化与不可知的特点相呼应的,有利于解决如何将不可测量的风险纳入刑法规制范围这一问题。为提高法人处罚的有效性而提出的合规计划以合作理念为基础,其主要功能不在于提高处罚的严厉性,而在于通过提高处罚的严厉性与弹性化,推动法人主动采取措施预防内部风险。虽然罚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刑罚的报应与预防目的,但是从风险预防的角度而言,罚金存在明显的缺陷。而法人缓刑与社区矫正有助于弥补罚金的缺陷,并推动国家与法人在风险预防方面的合作。从上述论述出发,为提高法人处罚的有效性,我国立法机关在采纳风险责任、遵循上述诸原则对法人刑事责任立法进行改革的同时,还应该加强保护举报人的立法,以避免“许许多多的组织都陷入了大多数组织成员都对组织内部的问题心知肚明却不敢向上反映”[31]的情况,这也是判断合规计划是否有效的标准之一。与此同时,为提高法人与权力机关合作预防风险的动力,立法机关应在刑法中明确合规计划减免法人刑事责任的法律地位,并制定企业合规的指导原则,要求相应的主管部门制定合规计划实施细则,鼓励相关行业、企业自身积极制定、实施合规计划。总而言之,在风险社会,有效预防法人活动中的风险离不开法人自身的主动努力,刑法作为风险分配的工具之一,其目的主要不在于处罚,而在于通过处罚提高法人自我预防的积极性。

 

【注释】

[1][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页。

[2]参见张劲松:《论风险社会人造风险的政策防范》,载《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3]参见周振杰:《比较法视野中的单位犯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2页。

[4]Gary Slapper and Steve Tombs, Corporate Crime, Essex: Person Education Limited, 1999,p.330.

[5][日]山中敬一:《刑法总论》,成文堂2008年版,第48~49页。

[6][德]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7页。

[7]See Leonard Orland and Charles Cachera, Corporate Crime and Punishment in France: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of Legal Entities under the New French Criminal Code, Connecticu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995,No.11,pp.115~116.

[8]See Osvaldo Vazquez, The History and Evolution of Corporate Criminality, at http://ssrn.com/abstract=978883(accessed 6 July 2008).

[9]Gary Slapper and Steve Tombs, Corporate Crime, Essex: Person Education Limited, 1999,p.27.

[10]173 Eng. Rep.643 Assizes.

[11]See Osvaldo Vazquez, The History and Evolution of Corporate Criminality, at http://ssrn.com/abstract=978883(accessed 6 July 2008).

[12]See Michael J. Allen, Textbook on Criminal Law (9th Edition),New York: University of Oxford Press, 2007,p.250.

[13][日]神山敏雄:《日本的经济犯罪》,日本评论社1996年版,第274页。

[14]See Thomas J. Bernard,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orporate Criminal Liability, Criminology, 1984,Vol.22,No.2,p.9.

[15]See Smith and Hogan (2009),Criminal Law Cases and Materials (10th Edition),New York: University of Oxford Press, p.375.

[16][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83页。

[17]王道勇:《风险分配中的政府责任》,载《学习时报》2010年4月12日第4版。

[18][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88页。

[19]Richard S. Gruner, Corporate Criminal Liability and Its Prevention, New York: Law Journal Press, 2009,p.4.02(1).

[20]Gary Slapper and Steve Tombs, Corporate Crime, Essex: Person Education Limited, 1999,p.253.

[21]See Zhou ZhenJie, Corporate Crime in China: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Debates. London: Routledge, 2015,pp.94~100.

[22][日]麻生利胜:《企业犯罪预防的法理》,成文堂1999年版,前言。

[23]参见周振杰:《企业刑事责任二元模式研究》,载《环球法律评论》2015年第6期;李本灿:《企业犯罪预防中合规计划制度的借鉴》,载《中国法学》2015年第5期。

[24]关于“协作的集体行动”与“协商的社会参与”,参见张劲松:《论风险社会人造风险的政策防范》,载《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25]赵秉志主编:《刑法修正案最新理解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316页。

[26]参见陈兴良:《风险刑法理论的法教义学批判》,载《中外法学》2014年第1期;孙万怀:《风险刑法的现实风险与控制》,载《法律科学》2013年第6期;刘仁文、焦旭鹏:《风险刑法的社会基础》,载《政法论坛》2014年第3期。

[27]吕英杰:《风险刑法下的法益保护》,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3年第4期。

[28]全球化智库(CCG):《2017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中国稳居第二大对外投资国》,http://www.sohu.com/a/205511148_556912,访问日期:2018年9月18日。

[29]参见周振杰:《比较法视野中的单位犯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2~44页。

[30]“溢出效应”指犯罪法人在被处以罚金之际,通过提高价格等途径,将罚金实际转嫁至社会公众。参见周振杰:《企业刑事责任二元模式研究》,载《环球法律评论》2015年第6期。

[31]Elizabeth Wolfe Morrison and Frances J. Milliken, Organizational Silence: A Barrier to Change and Development in a Pluralistic World,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0,Vol.25,No.4,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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