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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并出售互联网公开信息的行为认定
作者:董 悦 来源:《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 发布时间:2020年05月09日 点击数:

案情:行为人2010年开发“云客宝”软件,该软件可以从阿里巴巴等公开的商贸网站上采集企业信息,信息内容主要包括企业联系人、电话号码(主要是手机号码),后王某等人成立某科技有限公司,将搜集的企业信息数据备份至公司数据库内。该公司招聘销售人员以收取会员费的形式向社会不特定群体推销“云客宝”软件,购买会员后可以根据个人喜好大批量搜索相关数据。部分会员购买权限后在网上发布“优质电销名单,通话率98%”等内容,以0.5至1元每条不等的价格从“云客宝”软件中搜索的企业联系人姓名、联系电话、地域等关键内容销售给推销信用卡、出售发票等客户。截至2016年10月份,该公司数据库共有3400余万条企业信息,发展会员4800余人,获利400余万元。{1}

信息时代的到来在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提出了新的挑战,技术进步使得个人信息被获取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地被拓展,个人在强大的互联网下变得无所遁形。为应对公民个人信息泄露带来的巨大危害,《刑法修正案(七)》增设“非法提供、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后经《刑法修正案(九)》修订,罪名修改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罪状确定为“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该罪名出台后,关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案件呈现激增之势,这反映刑事司法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积极应对,或许对于减少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也具有一定效果。但面对长青的生活之树,灰色的刑法规定仍给人“螳臂当车”之感。原因是我国并未出台作为前置法律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虽然《网络安全法》第4章和《民法总则》111条对于个人信息保护做出了规定,但“规定过于原则,缺乏系统的制度设计;重责任追究(尤其是刑事责任),轻过程规范,轻综合治理”——作为补充法、二次法的刑法不得不再一次冲到法益保护的“第一线”,被迫承受其“不能承受之重”。{2}

前置法的“先天不足”使得刑法承担着权利衡平的任务:如何在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之间取得平衡,以达到效益最优。明显地,个人信息权不能毫无节制,否则信息获取将耗费极大成本、浪费社会资源;信息自由流通也不能过分强调,否则个人暴露在大数据下,毫无安全可言。本文所讨论的案例似乎就跨坐在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的边缘:行为人收集并出售的是互联网上收集的“公开信息”,这种行为样态与收集并出售未公开或者仅向特定人公开的信息的行为样态明显不同。因为无法直接经由涵摄被纳入构成要件之中,此类“非典型”案件不仅需要适用者的目光更多地流连在规范与事实之间、将规范与事实进行对向形塑,{3}36更需要将目光转向规范之后、从法理念和法价值层面指导构成要件的解释。{3}30

一、无罪与有罪——相反的实务见解

收集并出售公开信息的行为如何定性,实务中存在无罪与有罪两种意见,现将两种意见所涉要点分别列举如下:

(一)无罪理由——私密性不强、后果可预见

在周娟等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案中,法院认为:“有学者提出,一些单位将本机构人员信息公布于网站上,某些经营信息的企业或个人通过网络搜索上述信息并整理出售的行为是否应该入罪,法律规定并不明确。我们认为,互联网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如果信息所有者自行或者通过单位将信息公布于网站上,应当推定其同意公开个人信息。作为一个理性的个人,应当能预见信息公开的后果,所以在选择公开的程度和方式时会有所控制,不会将私密性较强的信息公布于网站上。所以,即使这些公开的信息被他人搜索到之后再整理出售,一方面该行为的危害程度有限,另一方面该行为的后果是信息所有者应当能够预见到的,所以不宜入罪”。{4}

在王某甲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案中,法院认为:“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对象的个人信息,一般是指专属于某一自然人的能用于识别其特定身份的重要信息,其本人主观上不希望为一般人知晓,具有法律保护价值。本案中企业负责人信息包含企业名称、经营范围及负责人姓名、电话、手机号码,上述信息由企业出于经营需要,自行在互联网进行了公布,而并非他人泄露,故不存在不希望为一般人知晓的情形,且公诉机关亦未提供证据证明上述信息系企业负责人本人不愿公开的信息。故企业负责人的信息不属于公民个人信息,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予以采纳”【参见(2015)锡法刑初字第00179号判决书】。

(二)有罪理由——公开信息与非公开信息的统一保护

实务中,有罪判决仍然是司法机关对于收集并出售公开信息的行为定性的主流意见。但遗憾的是,针对辩护人提出的诸如“行为人收集的信息系公开信息”的辩护意见,多数判决没有给予正面回应或者详细论证。在认定有罪的五例判决中,只有两例判决说理较为详细:潘璐俊、焦某某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和陈溪、沈会军非法获取公民信息案。

潘某、焦某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中,行为人潘某在担任上海黄浦联合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客户经理期间,利用公司赋予其查询公民不动产登记信息的权限,私自查询公司业务范围外的公民不动产登记信息并拍照保存,共计约3, 000条,并于2016年2月至同年10月间将约1, 000条公民不动产登记信息以每条约人民币6元的价格出售给被告人焦某、蒋某。后被告人焦某、蒋某再将其中部分信息以每条约人民币20元的价格对外出售,非法获利由焦、蒋二人共同花销。潘某辩护人认为其不构成第二款“在履职或提供服务过程中”的加重情形:“被告人获取的不动产登记信息并非是其在履行职责过程中获得,在2016年10月前,任何人凭身份证件即可至房产交易中心查询不动产登记信息,该信息本身并不是私密的,之所以通过潘某查询是因为查询便捷,潘璐俊只是利用公司拥有查询授权的便利性,而不是利用工作便利获取客户信息,这些信息亦不是公司本身所具有的信息资源,故不应该适用从重处罚条款(该条第二款)”;焦某某的辩护人提出的辩护意见为:“被告人焦某某非法获取、出售的信息本身是公开信息,任何人支付查询费即可获得,只不过存在跨区查询路途遥远、排队等麻烦”。法院认为,“根据解释,违反国家有关规定,通过购买、收受、交换等方式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或者在履行职责、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公民个人信息的,属于“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法律并没有限定这些信息是否为公司本身的信息资源还是作为信息共享单位经授权获取的资源,也没有限定该信息能否通过其他合法渠道获得,只要是公民个人信息均是受法律保护的对象,不得以非法方法获取”,没有采纳两被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两人最终被判有罪【参见(2017)沪0110刑初744号判决书】。

陈溪、沈会军非法获取公民信息案中,针对被告人陈溪的辩护人提出的“陈溪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方式是收买或在网络上搜集的公开信息,进行分类整理,应与窃取等方式有所区别”的辩护意见,法院认为,“二被告人以违法的方式取得公民的个人信息,其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方式与窃取的方式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故对辩护人的此项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否认了被害人信息公开行为对行为人定罪和量刑的影响[参见(2016)豫0105刑初650号判决书]。

从以上判决可以看出,实务上的分歧主要有两点:第一,公开信息是否属于刑法的保护对象;第二,被害人的信息公开行为是否会对行为人的行为不法产生影响。另外,由于出售公开信息的社会危害性难以为人辨识,在客观不法之外,适用者还需处理行为人对于行为性质的认识错误问题。在“客观主义”的司法传统下,主观方面的检验往往容易为司法者所忽略。

二、个人信息——基于法秩序统一性的理解

《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1条以“抽象描述加具体列举”的方式定义了公民个人信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状况的各种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讯联系方式、住址、账号密码、财产状况、行踪轨迹等”。互联网上公布的姓名和手机号码相结合可以识别自然人身份,因而属于《解释》定义的“个人信息”。

关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主要有个人信息权和隐私权两个方向的争论。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作为两种独立的权利,二者系交叉关系:具有识别性的敏感信息既属于个人信息,又属于个人隐私,至于可识别自然人身份的其他信息和不可识别自然人身份的隐私信息,则分别属于个人信息权和隐私权的权利客体。

对于法益的理解可以检验立法和司法解释的正当性,此即法益的批判机能。{5}如果认为《刑法》253条之一保护的是个人信息权,那么《解释》第1条对于个人信息的界定即为正确,因为它突出了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这是个人信息权的最明显特征。网上公布自然人姓名和手机号码因为能够对自然人进行有效识别而属于个人信息;如果认为253条之一保护的是隐私权,那么《解释》第1条划定的个人信息范围明显过宽,其正当性和合理性相应地也会被质疑。姓名和手机号码明显不属于隐私的范围,因而不是刑法上的个人信息。

本文认为,从维护法秩序统一性的角度来讲,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保护的法益是公民的个人信息权,而非隐私权。法秩序的统一性是指宪法、刑法、行政法、民法等多个法域所构成的整体法秩序中不存在矛盾,{6}法秩序的统一性会影响法的解释。目前,《民法总则》明确地在第五章“民事权利”中将隐私权与个人信息权分别进行规定,{7}前者为110条:“自然人享有隐私权”;后者为111条:“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属于行政法的《网络安全法》也对于侵犯个人信息与隐私的行为分别予以禁止,44条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第45条规定,“依法负有网络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必须对在履行职责中知悉的个人信息、隐私和商业秘密严格保密,不得泄露、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既然作为一次规范的《民法总则》、《网络安全法》已经明确承认公民个人信息的权利属性,并对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进行了分别保护,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解释为公民的个人信息权有利于保证法秩序的统一,更好地体现刑法的二次规范性质。

三、公开信息——被害人同意背后的利益权衡

(一)不法阻却事由:被害人同意而非被害人承诺

本案最大的争点在于行为人收集并出售的是商贸网站上已经公开的信息,被害人在公开之前应预见到信息公开行为可能带来的诸如垃圾邮件、垃圾短信、诈骗电话等不利后果,其仍然选择公开的行为表明其至少可以接受上述后果。如果将“行为人能够预见并接受”涵摄到规范的出罪事由,那么有可能涉及的是故意犯之中的被害人同意和被害人承诺。{8}

以被害人承诺的体系地位为区分点,我国学者将“被害人同意”与“被害人承诺”之间关系的争论概括为“一元论”和“二元论”。{9}48所谓“一元论”,就是在将害人同意与被害人承诺做分别指称的情况下对二者的法律效果进行统一理解——阻却构成要件该当性;所谓“二元论”,就是认为被害人同意阻却构成要件该当而被害人承诺阻却违法。因应犯罪论体系形成早期对于构成要件该当性的形式性理解,二元论在早期占据通说地位,在诸如强奸罪、非法拘禁罪、非法侵入住宅罪等以违背被害人意志为成文的或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的犯罪中,被害人同意会使得构成要件不该当,即行为不符合构成要件描绘的行为类型;而在故意伤害罪和故意毁坏财物罪中,即使被害人获得行为人的承诺,身体机能或身体完整性、财产还是在客观上受到了损害,因此构成要件该当,但由于被害人行使自决权而不具违法性。这种观点遭到了“一元论”的强烈反对,理由是个人法益保护的不是客体,而是法益主体的支配自由。藉由行为人的行为,权利人对法益的支配力得到了彰显,放弃权利正是权利自决的组成部分。另外,二元论将本来具有选择随意性的立法语言作为立论的出发点并不可靠。比如经过被害人同意砍掉其小手指算不算是一种“伤害”,不同人的理解可能会存在差异。一元论对于二元论的冲击,反映了价值性、实质性的要素不断入侵描述性、形式性的构成要件的过程,使得最初在构成要件该当性领域的“国家——行为人”二元主体结构被原本退缩在国家之后的被害人所冲击,被害人的自决权被前所未有地被强调。{10}109~110

自被害人同意这一“德国问题”传入我国以来,我国学者“一元论”和“二元论”也展开了深入讨论,赞同“一元论”者有之,{9}55指出其隐忧者有之,{10}110~111赞同二元论者有之。{11}本文介绍“一元论”与“二元论”之争并不是要做立场选择,而只是为确定被害人的信息公开行为对行为人不法的影响——若可能构成被害人同意,那么确定无疑地阻却构成要件该当;若可能构成被害人承诺,那么是阻却构成要件还是阻却违法性就要待立场选择之后才能确定。

被害人将个人信息公布到网上的行为可能涉及被害人同意,而非被害人承诺。首先,从文义上讲,侵犯即“非法干涉别人,损害其权利”,该词本身就蕴含着“不经过允许”的意思,如果经过了同意,在语义上就不是侵犯;其次,从保护的法益来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是公民的个人信息权,该权利不仅包括消极地防止他人未经许可地使用信息的权利,还包括以权利人想要的方式积极对信息加以利用的权利,即权利人对个人信息的自主支配与决定。因此如果信息被收集出售给他人而使得行为人接到骚扰电话、垃圾短信的后果并不违反权利人的意愿,就很难说侵害了公民的个人信息权,因为信息公开本身就是权利人对其个人信息加以利用的方式;最后,从类比的角度讲,侵犯个人信息罪的“侵犯”与非法侵入住宅罪中的“侵入”、强奸罪中的“强制”具有相似的性质,后两者正是可能涉及被害人同意的典型罪名。

(二)事实判断:被害人是否同意的争论

如果被害人对于所同意的事项做出明确的意思表示,那么毫无争议构成被害人同意。在本案中,被害人只有公开信息的行为,这是否意味着其对于一切后果给予了默示的同意呢?{12}368

否定说认为,公布信息的行为本身并不意味着被害人同意了信息被以其他方式利用的后果,同意与否应探究被害人的内心真意。一方面,被害人对于信息接收者具有潜在期待,潜在目标对象对于信息的接收和利用才是被害人信息利用方式的实现。作为不特定多数人之一的行为人并非被害人的期待对象,因而不能认为其获得了被害人的同意。形式上面向大众的“普遍公开”不能掩盖实际上面向特定人的“部分公开”,公开的部分需要考虑行为人的意愿。另一方面,信息的首次公开确实经过了被害人同意,但这并不表明信息的二次利用也得到了被害人同意。“个人信息权的内容包括个人对信息被收集、利用等的知情权,以及自己利用或者授权他人利用的决定权等内容。即便对于可以公开且必须公开的个人信息,个人应当也有一定的控制权”。{13}

肯定说认为,应当将信息权利人的内心意思和其外部行为所展现的行为意思相分离,同意仅需考虑行为人的行为意思而非内心意思。行为人虽然内心会对信息利用者具有潜在期待,但信息公开的行为表现出来的是被害人同意不特定人对其利用的意思,二者并行不悖。作为一个理性人,应该能够预想到信息公开之后的相应后果,其仍然选择公开,就代表其至少是接受了上述后果。内心意思与行为意思之间,应该以后者为准,原因主要是行为人的内心意思为何难以探究,另外,保护行为意思有利于降低市场交易中的不确定性,保护交易相对人。

(三)价值选择: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之衡平

考夫曼有言,“法律人的才能主要不在认识制定法,而在于有能力在法律的——规范的观点之下分析生活事实”。{3}33被害人同意与否是事实问题,但问题的答案并非询问被害人即可得出,原因不仅在于被害人的意见无法确定、难以统计,而且在于肯定说与否定说背后隐藏着两种相反的价值取向:公民个人信息权的保护和信息的自由流通。价值判断与选择对于事实截取具有指引作用,促使适用者做出同意/不同意认定的,正是其心中对于上述两种利益的衡量。

肯定说保护的是信息的自由流通与利用,否定说保护的是公民的个人信息权。当代社会已无法想见一种绝对的、不受制约的权利,上述两种利益亦如此。保护信息的自由流通可以使信息的商业和社会价值最大限度地为信息业者和国家开发和利用,但若将其推到极致,公民在信息暴露的巨大风险下必然投鼠忌器,个人信息权背后的人格尊严也必成一纸空文;相反,强调个人信息权固然可以满足信息主体的保护需求,但信息取得耗费巨大成本、信息产业成为明日黄花、公民沦为“信息孤岛”的后果也是国家、社会、公民三方主体所不能承受之重。因此应当进行利益权衡,以实现“利益保障的最大化”目标。{14}

将决策主体的决策行为、行为作用以及决策均衡进行系统研究的是博弈论。在博弈论中,存在两种“博弈均衡”状态:纳什均衡和合作博弈均衡。{15}纳什均衡即非合作均衡,其经典案例是“囚徒困境”:囚徒为了自己的利益往往会选择招供,尽管两人均不招供才是整体最优结果。在非合作均衡中,个体为了自身利益所做出的的选择往往不是全局最佳。与之相反,在合作均衡中,双方通过合作或者妥协达到利益均有所增加,或者至少一方利益增加、一方利益不受损的状态,从而产生合作剩余。合作剩余的分配既是各方妥协、合作的结果,又是妥协、合作得以进行的前提。通过合作博弈,各方达到了“帕累托最优”,即一种任何改变都不可能使得至少一个人的情况变好,而又不使得任何人情况变差的资源配置的平衡状态。类似的,运用博弈论的观点来看待个人信息权的保护,对于个人信息保护和信息自由流通任意一方的绝对保护导致的只能是纳什均衡的结果,我们需要找到两方妥协的平衡点,从而既不致妨碍信息利用,又充分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权。

在个人信息权领域,信息主体让渡的底线是个人的敏感隐私信息,信息业者和国家对于利用的最大范围是除个人敏感隐私信息以外的个人一般信息。{16}合作均衡的达成,需要利益冲突主体通过最大限度地让渡己方非核心利益来保证核心利益的实现。敏感隐私信息是人格尊严的核心要素,如果敏感隐私信息无法得到绝对保护,那么公民无异于赤裸地暴露人前;一般信息虽然属于个人信息,但实证调查表明,“当能换取到具体利益时,有些人显然愿意自己提供或者允许他人收集有关自己的信息”,{17}鉴于信息产业发展对于信息的迫切需要以及公民对于一般信息相对低敏感程度,一般信息可以被权利主体让渡而敏感信息必须被保留。敏感信息和一般信息的区分使得个体与信息业者、国家达致权利均衡状态:通过将非个人敏感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的让渡,公民得享信息业者和国家产出的商业及公共管理成果,在更大程度上拓展个体自由发展空间;信息业者和国家通过对于敏感信息底线的严守构建健康良好的信息发展环境,使得信息主体更加放心地将一般信息交与其利用,同时在法治的框架下更好地发挥商业和政府管理职能。

(四)结论:一般个人信息的公开意味着被害人同意

在对于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进行利益衡平的观念指引下,应对一般个人信息和敏感隐私信息进行分类保护,以达致个体、信息业者、国家三方间的“合作均衡”状态。姓名和手机号码虽属个人信息,但并非敏感隐私信息,对于信息主体的保护需求应当让位于其他公民、信息业者和国家的使用需求。以该种价值选择为指引,被害人将姓名和手机号码公布在网上应当认定为被害人同意的行为。

四、认识错误——被害人同意未被认定时的出罪可能性

主客观相统一是认定犯罪的基本原则。基于利益衡平的考量,对于一般的公民个人信息,公开行为即表示被害人同意,属于客观构成要件不该当。但即使该理由未被司法机关认定,行为人是否有罪仍存在讨论空间,在主观方面,行为人可能出现阻却故意或者阻却责任的认识错误。

(一)阻却故意——关于同意存在的认识错误

如上所述,“非经被害人同意”是非法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罪不成文的构成要件要素,如果行为人对此要素产生了错误认识,误以为信息是经被害人同意的而加以收集利用,那么就产生了构成要件错误,法律效果是阻却故意。公开信息虽然在性质上属于刑法上的个人信息,但事实上的公开状态容易使得行为人对于被害人的意思产生错误认识,即误以为信息公开即表示行为人的同意(最高院尚且认为“公开的信息被他人搜索到之后再整理出售,一方面该行为的危害程度有限,另一方面该行为的后果是信息所有者应当能够预见到的,所以不宜入罪”,更何况是普通民众),进而对法律效果产生错误认识。此种错误也会出现在其他以违背被害人的意志作为构成要件要素的犯罪中,比如在强奸罪中,如果被害人的“半推半就”使得行为人对其意思产生了误认,就不能说其有强奸的故意。因为“只要故意的允许的,在各种案件中,它就会排除对行为构成的满足,所以,同意的错误认定就是一种对行为构成的错误,应当毫无例外地排除故意”。{12}382

(二)阻却责任的可能性——违法性认识错误

实践中,行为人常见的抗辩事由是“企业信息不等于公民个人信息,用于企业登记的公民个人信息不再具有个人属性”,即认为“公开信息不是个人信息”。这种错误的类型是构成要件错误还是违法性认识错误呢?

通说认为,构成要件故意不仅仅需要认识到构成要件要素对应的事实情状,而且还要对构成要件要素的社会意义具有认识,即具备“外行人平行性价”。{12}317因为构成要件从不同的角度观察会有不同的社会意义,因此在判断行为人对于某构成要件要素所需要理解的社会意义的方向和内容时,必须配合该法条所要保护的法益来确定。{18}比如在“啤酒杯垫案”中,{12}317行为人如果没有意识到啤酒杯垫的横杠所具有的交易证明的功能,那么其擦掉杯垫上横杠的行为不能代表其具有毁损“文书”的故意。在收集并出售网上公开信息的案件中,行为人需要对“个人信息”的社会意涵具有认识,结合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保护的法益——公民的个人信息权,行为人需要认识到权利人对于个人信息的决定与利用自由。从“公开信息不是个人信息”的抗辩来看,行为人已经正确理解了个人信息的规范意涵,只不过他以为收集公共信息不构成对于法益的侵犯,这种对于法律的错误理解已经超越了构成要件故意的范畴,进入了违法性认识的领域。因此,行为人的错误是违法性认识错误,而非构成要件错误。

不同于大陆法系,违法性认识错误在我国并未被作为减免刑责的理由。大陆法系认为,不可避免的违法性认识错误可以阻却责任,至于错误是否可得避免,需要结合案情和当事人的具体状况进行综合判断。但在我国,违法性认识并未被传统理论和实践部门接受。通说认为,故意仅指行为人对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的认识,除非行为人不知法影响到了社会危害性认识,否则不影响定罪量刑。{19}实践中以违法性认识欠缺出罪的案例微乎其微,法院通常认为“违法性认识并不影响定罪”,对于“行为人违法性认识不足,主观恶性小”的抗辩并不采纳。

五、法律共识——科技进步与人格尊严“二难困境”的解决之道

信息流通与信息保护背后,是科技进步与人格尊严的冲突。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信息革命极大提高生产力、改变人类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的同时,人的尊严和主体性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可以想见,如果任由科技发展而不加以约束,作为主体的人早晚会被异化沦为技术的客体。身处“第四次工业革命”之中,人类比以往更加迫切地面临怎样处理科技进步与人格尊严的“二难困境”,而法学作为人类社会最古老的学科,仍然将如同在前三次工业革命中一样,根据社会发展需要为上述“二难困境”指引迷津。立基于宪法的法体系需要达成基本共识,作为我们衡平个案的价值指引。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先在的价值判断,就没有后来的逻辑判断。本文认为,法律共识应该有两点:第一,科技进步与人格尊严都应受法律保护;第二,隐私权作为人的“底线尊严”,应该与生命、健康一样,成为科技发展的“保留区”。基于人的主体性要求和人权保障的基本理念,在“保留区”内法律应当坚持保守和审慎,否则“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等待我们的就是无尽的风险与灾难;同时基于人类进步和充分发展的需要,“保留区”外法律应给予科技以广阔空间,以保障一个更加符合人类发展需要的、美好的未来。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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