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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等审查阶层理论解决结果加重犯因果历程偏离问题
作者:王若思 来源:《学术交流》2019年第11期 发布时间:2020年05月13日 点击数:

结果加重犯包含基本行为与加重结果,在行为人实施基本行为的情况下,有三种因果历程偏离情形:一是未按预想发生基本结果,而发生了加重结果;二是发生了预想的加重结果,但发生该结果的过程与行为人所想不一致;三是未按预想发生此加重结果,而发生了彼加重结果。其中,第二种偏离情形一般不认为会影响结果加重犯成立。第三种如果预想的结果与实际结果侵犯同种法益,则不影响既遂归责;如果侵犯不同法益,则按基本犯罪的未遂与加重结果犯罪并罚。

值得探讨的是第一种情形。例如季忠兵过失致人死亡案,被告人季忠兵在其工作的锅炉房内因琐事与被害人王亚龙发生口角,进而推搡和厮打,互殴过程中季忠兵抓起锅炉房边上的桶砸向汪亚龙,桶内的香蕉水溢出燃烧,汪亚龙因烧伤当场死亡。一审认定季忠兵故意伤害致死,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季忠兵上诉,二审认为其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二审改判的理由在于,被害人最终因香蕉水燃烧致死,但被告人明知该桶有香蕉水却没有将桶盖掀开,只是将桶扔向被害人,故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不是季忠兵故意所为,季忠兵不具有故意犯罪的主观罪过。{1}这个二审改判理由,结论正确,但推理方式有问题。在传统刑法学理论中,因果关系认识错误影响故意的成立,偏离严重时阻却故意的成立。然而这种体系性定位有问题,因为行为人在故意的主导下一经实施行为,无论结果是否按行为人的预期发展,都不能溯及阻却先前便已存在的故意。因果关系出现重大偏离时能够阻却的只能是对加重结果的故意既遂归责。然而,故意既遂的归责也需要一套体系性的规则。近些年德国学者提出的全等审查阶层理论就与我国刑法学中的主客观统一原则非常接近。

一、客观层面的审查无法解决因果历程偏离问题

(一)客观层面归因与归责学说的发展

客观层面的归责审查主要探讨基本行为与加重结果之间是否具备因果关系,它经历了从归因到归责的发展。归因阶段的理论是条件说,又称等值理论,主张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根据条件说,只要基本行为与加重结果具备前后相继的关系即可归责。该说的缺点是归责范围过大,几乎无法排除。后续出现的原因说、追溯禁止{2}232等理论都是为了限制条件说的处罚范围。不过,相比于后续出现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客观归责理论,条件说规则简单明了,易于操作,目前为德国、日本和我国实务界所采用。

条件说之后的相当因果关系说和客观归责理论、直接性法理都是尝试进行归责的学说。(1)相当因果关系说以相当性限制等值理论的无限追诉,从而限定结果加重犯的责任。相当性理论以概率来判断基本行为与加重结果的因果关系,例如交通肇事者不用为被害人死于医院火灾负责。对相当因果关系的批评是以社会一般人观念判断相当性会将原因缩小为典型行为{3},而不典型、不标准、偶然的行为也可能导致加重结果。(2)客观归责理论设计了三个下位规则,即行为是否制造法所不容许的风险、是否实现了法所不容许的风险、是否在构成要件的效力范围内。客观归责理论也在努力排除介入因素对因果关系的影响,但在判断标准上也会运用社会一般人观念,这就和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并无不同。(3)直接性法理认为只有当基本行为与加重结果之间具有直接性关联时才能认定为结果加重犯。该理论发源于德国,德国实务界对它的态度犹豫不定,而我国部分学者提倡直接借鉴直接性法理。有学者认为应当借鉴客观归责理论完善其下位规则{4};也有学者提出以作用力规则和支配性规则为其下位规范{5},但其本质与客观归责理论无二。由此可见,直接性法理是客观归责理论在结果加重犯理论中的别名,客观归责理论所招致的批评,诸如体系庞杂、下位规则不明确、判断标准不一,直接性法理也天然承继。

(二)客观层面的审查仅能排除个别因果关系中断的情形

在刑法理论中探讨因果关系,是以事实为基础跃入规范层面的归责判断。上述条件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客观归责、直接性法理都兼含归因与归责的属性,但除条件说以外,其余都将预见可能性、预见能力等主观要素纳入判断标准,模糊了先客观后主观的犯罪构成判断体系,代价太大。应当以条件说的客观判断为基础,适当限缩因果关系的成立范围,其他的判断留到主观归责中进行。运用条件说,在结果加重犯的因果关系判断上能够排除归责的情形有三,即第三方介入因素,被害人自杀、自残,以及行为人的其他行为。这些情形下因果关系中断,行为人构成其他犯罪的可以数罪并罚。

运用上述标准在客观层面上不能排除归责的有两种情形:(1)行为人实施基本行为,被害人为躲避伤害而实施的应激反应导致伤亡,因果关系不能中断;(2)行为人的基本行为叠加被害人特殊体质而导致加重结果发生,这种情形涉及行为人以及社会一般人的预测能力和可能性,应当在主观归责层面判断。因此,客观层面的归责审查无法全面解决因果历程偏离问题,只能将几种典型介入因素排除在因果关系成立之外。

二、主观层面的审查无法解决因果历程偏离问题

(一)主观层面归责学说的发展

结果加重犯主观层面的归责审查包含行为人对基本犯罪和对加重结果的罪过。行为人对基本犯罪的罪过是故意,对加重结果的罪过形式则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早期的无过失理论认为行为人只需对基本犯罪具备故意而不必对加重结果的发生有认识,后来的间接故意理论和由故意确定过失理论都是由基本行为的罪责推定出行为人对加重结果的罪责。以此为基础,在心理责任论背景下,预见可能性说、过失必要说、轻率过失说都将行为人对加重结果的罪责提高到具备过失以上。预见可能性说是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目前的通说,但其仍不能排除无过失的责任。轻率说比过失说提高了罪责要求,大幅缩小结果加重犯的成立范围,符合结果加重犯研究的理论追求,但在我国缺少立法支持,仍不足取。故对加重结果的罪责应持过失说,在实定法上无障碍,又比我国司法实践中不考虑行为人对加重结果罪责情况的做法有所进步,如在被害人特殊体质影响因果关系情形下,因行为人无法预见被害人特殊病症、不具过失而在主观层面排除结果加重犯。

过失说下结果加重犯的责任组合形式应为“故意+故意”和“故意+过失”两种情形,其中前者只能在基本行为与加重结果侵犯不同性质法益的情形下出现,而同质的结果加重犯中行为人对加重结果的主观罪过只能是过失。现代的心理责任论要求结果加重犯行为人对基本行为与加重结果都具有过失以上责任,那么结果加重犯的因果偏离是结果偏离了实施基本行为时的故意。之所以不探讨结果是否偏离行为人对加重结果的预见可能性,是因为:第一,过失罪责不要求行为人认识因果关系,只需其对结果具有预见可能性,无须其具体认识因果关系,所以因果历程偏离不影响过失认定;第二,在行为人对加重结果持故意的情形下,我们要明确结果加重犯的本质是基本行为创设了类型性的危险,“故意+故意”类型的结果加重犯虽是两个故意,但两者于时空上同在,无法剥离。若基本行为与加重结果分属两个行为、两个故意,则应数罪并罚,而非结果加重犯。

(二)主观层面归责的问题定位存在逻辑问题

因果历程偏离是否阻却故意成立,是主观层面探讨能否归责的思路。但这种体系性定位有问题,因为行为人在故意的主导下一经实施行为,无论结果是否按照行为人的预期发展,都不能溯及阻却先前便已存在的故意。行为人主观上有无故意,判断的关键时点在行为之时,也即说构成犯罪行为的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必须同时存在,这就是同时性原则{6}。那么,行为之时同时存在的故意,会因过后发生的事实而被回溯阻却吗?若认为因果关系是故意的认识对象,就会得出能够阻止先前便已存在的故意成立的结论。但因果关系是不是故意的认识对象,尚有争议。肯定说是通说,代表人物有耶赛克{7}、韦塞尔斯{8}、大塚仁{9}、陈兴良{10}、刘明祥{11}、何秉松{12}等,认为因果关系认识错误能够阻止故意的成立。否定说的代表人物有大谷实{13}、张明楷{14}、黎宏{15}等,认为由于故意的认识对象不包含因果关系,所以因果关系认识错误不影响故意成立。

本文认为,因果关系应当是故意的认识对象,因为因果关系是行为和结果之间引起和被引起的客观联系,是构成要件要素。构成要件具有故意规制机能,如果不承认故意对因果关系的认识,将会是一种终极的目的论解释,极有可能开启恣意处罚的大门。{16}然而,不能由因果关系是故意的认识对象而想当然地推论出因果关系认识错误可以溯及地阻却故意。行为人只要对因果关系有一个抽象的认识就可以成立故意,比如故意伤害犯罪中,行为人只要意识到“我这样做,他就会受伤”即可成立故意。在行为人实施行为后,因果流程与预想的符合程度并非故意理论能够解决的问题,它需要主客观统一来进行归责考察,而全等审查阶层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模式。

三、以全等审查阶层构建因果历程偏离的归责机制

(一)全等审查阶层的含义

“全等”本是几何术语。在犯罪构成要件中,全等意味着对故意犯罪既遂的主客观统一的考察。受刑事司法技术所限,案件被人为划分为客观方面和主观方面,这些要素不是互不关联的零件,而是同时并存且曾为统一整体,而还原它们作为犯罪整体性的方式,就需要考察这些主观要素和客观要素的全等对应关系。这种方法能够在不破坏现有犯罪审查模式的情况下,又最大限度地还原犯罪行为主客观方面的整体统一属性。

全等审查阶层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理念,未遂与过失的同种想象竞合结果即可证明主观与客观需要具备关联性才能归责。例如在打击错误中,未遂与过失的同种想象竞合只是主观和客观的简单相加,不具备关联性,因而在刑罚上也低于故意既遂犯罪。只有故意既遂犯罪才具有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特定关联。

(二)全等审查阶层的代表学说

由上可知,建立对主客观是否全等进行审查的故意既遂阶层对于解决因果关系认识错误问题很有必要。但这是个规范评价问题,从目前文献看有以下几种构建模式。

1.相符关系理论。它判断内在与外在是否相符。德国学者布克哈特(Burkhardt)是全等审查理论的首创者。他将故意罪责下实施的行为理解为意志的实现,故应区分内在的意志和外在的实现,内在和外在能否相符就是需要判断的问题。如果内在故意真招致外在的实现,就是相符;反之欠缺相符关系,就不是故意的成功既遂。{17}141其缺点是未明确相符的程度来给主客观全等留下具体标准。

2.动机说。它判断客观流程偏离主观是否严重。李斯特认为,客观因果流程严重偏离主观是指行为人预见此因果历程便会丧失行为动机而放弃犯行。瓦尔特(Walther)说,行为人以犯渎圣罪的故意向邻家圣母神像扔石头,因果流程发生变化,未打到圣母像,而是弄碎了窗玻璃,对此,如果行为人早知会打中玻璃就不掷石块了,则这个偏离算严重,能阻却故意既遂的成立。{17}144动机说有三个缺点。其一,不当排除了一些情形,使得法网粗疏。例如非张三不杀,结果杀了李四,这种同类对象打击错误,根据动机说,因为行为人预见会杀错就会放弃动机,所以阻却故意既遂,于是无法对行为人归责。这与普遍大众法感情和理论界共识相抵触。{2}347其二,动机说的判断标准是法官的臆想。受技术限制,法官不可能“上身”到行为人身上回溯考察行为人当时当地的故意内容。其三,无论结果是否偏离行为人假设,不怀好意的预期都体现了行为人的恶意。不能让无法证明的微观动机成为行为人逃脱法律责难的抓手,以免造成评价结论上的尴尬与矛盾。

3.计划实现理论。它判断结果是否存在于计划实现范围内。德国学者罗克辛(Roxin)提出了客观归责理论,但不认为它能很好地解决因果历程偏离问题,曾明确指出“因果关系偏离时对故意的归责……客观归责与归责于故意分离”{2}337。他认为,故意的认识条件是作为客观归责基础情节的认识,故意在一定的因果过程中由于特定的因果偏离性而受阻,但这不再是行为人的心理问题而是对故意的一种归责问题。人们必须认识到,这里不仅存在对客观行为构成的归责,还存在对主观行为构成的归责,即对故意的归责;还必须认识到,这里存在着为主观行为构成的归责找到规范性标准的任务。{2}336为此,罗克辛在动机说基础上发展出主观行为构成归责的“计划实现”标准,它是作为客观行为构成的归责标准与实现危险的特征相一致而建立的。{2}337罗克辛举例说,在桥墩案中,行为人从5米高桥上推被害人下去,被害人淹水而死或撞上桥墩而死,两者都是自始就可能实现的,是符合行为人犯罪计划所追求的目标的,故无论被害人是否按行为人倾向的方式死亡,均可认定行为人的计划成功。相反,医院大火案中,行为人伤害被害人时,是想以伤害的方式令其死亡,但被害人入院抢救,因医院发生大火而烧死,这与行为人的初始犯罪计划相去甚远,故应评价其犯罪计划失败,不能认定故意既遂。可见,计划实现理论以因果历程偏离是否重大来说明计划是否实现,并以此判断能否成立故意既遂的归责。由此看,计划实现理论也值得商榷。一是其归责基础不明确。该理论显然产生于动机说,考察行为人的犯罪心愿是否得到满足来判断是否实现计划,可以说无规范操作标准,全靠举例说明,这种判断方式根本无计划可谈。二是其面临语言可操控性难题,即在判断计划是否实现时,计划应细致到何程度,实际结果应与计划贴合到何程度,都是可以用语言的抽象表述或具体表述来控制的。这也使得该理论天生具有不稳定性。

4.“排除不能”说。它判断预计的行为方式是否为不能犯。此说由德国学者施罗德(Schroeder)提出,指排除预计方式是不能犯却发生意图的加重结果之情形成立故意既遂,仅当预计方式可行,下步才考察计划内部有无一种可预见的因果过程。{2}345此说最大优点是具有明确的操作性,判断初始行为能否达成预期犯罪效果,从而排除主客观偶然巧合重叠情形。但该说也有缺点。其一,未证成故意既遂犯的归责基础,跟前几种学说不同,仅从否定角度提出了否定故意既遂的下位规则。其二,对不能的判断标准不明确,会随细节条件的添加而得出不同结论。例如企图用白糖毒死他人,一般是不能实现的,但若添加一个条件,被害人有糖尿病,就变成了可能;如再添一个条件,该糖尿病人刚注射胰岛素而出现了低血糖,则给他喂食白糖的行为又成了救助,也就又变为不能。

5.风险理论。它判断实现法益侵害结果的危险是否为故意所认识。弗里施(Frisch)是故意客观化的推进者,他认为风险是故意的认识内容,风险指发生结果的具体风险,不包含抽象危险和降低危险的情况。{18}弗里施认为,仅当实现法益侵害结果的危险与行为人对法规范的反动决断一致时,才能进行故意既遂的归责。此说不要求对具体经过有认识,只需对行为可能招致的危险以及在法律中的负面评价有认识。{19}风险理论比前述观点进步之处在于形象地实现了主观对风险的认知与客观风险实现的对应,为判断故意既遂提供了路径。但风险的判断也涉及语言描述可操控性问题。风险是对侵害法益的一种预测,用具体的语言很难达成主观预测风险与客观发生结果的统一,用抽象的语言则比较容易形成主观与客观的全等。由此看,风险理论也无法摆脱判断随意多变的问题。

6.故意危险理论。它判断行为实施时是否具备故意危险。普珀(Puppe)提出的故意危险理论认为:理性的行为人如不能接受结果的发生,就不会实施危险行为;如果他实施了危险行为,由这个客观举动就可推定其在主观上具有故意危险。{20}274但若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仅仅是能预见,具有过失,则还只是一个过失危险,不必负故意既遂责任。故意危险理论从故意客观化的立场出发,认为故意既遂的归责应由立法者决定。如在打击错误中,心中想杀张三,出手却杀了李四,这种打击对象偏差不影响构成要件。又如粪坑案,以杀人的故意攻击被害人,以为已死,为了毁尸灭迹,将其推入粪坑,致其窒息而死。按照普珀观点,前行为与死亡结果间具有条件关系,前行为有杀人故意,这种故意在行为之时存在即可,以前行为作为归责基础,该行为是在故意危险的支配下进行的,故可进行故意既遂的归责。{21}普珀比其他学者更为明确地提出了故意既遂阶层构造的设想。其故意危险理论与故意客观化有密切关系,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故意只需考察他有无对行为违反规范的意欲,而非他对结果发生可能性的认识和对实现构成要件的意欲。可以说普珀在故意客观化的路上走得比客观归责理论创始人罗克辛还远。把对故意的判断完全交由有经验的理性之人定夺,忽略行为人个人的认识能力,这也是违背责任主义的。除了过分追求故意的客观化,普珀理论中的故意危险与过失危险也难以区分。对此,普珀也曾指出,区分故意危险与过失危险的办法就是看结果发生的概率。不过,这个问题没有统计学上的估算结论,普珀的判断标准也只是生活经验。{20}279

四、全等审查阶层理论在结果加重犯因果历程偏离问题中的运用

(一)全等审查阶层具有在中国适用的理论基础

以上诸多学说达成的共识是,客观发生的因果流程和行为人的主观预想之间一定会有差异,刑法理论应把具有规范意义、影响评价结论的重要事实筛选出来。而如何筛选,正是诸说差异处。客观归责和主观归责无法为这一筛选提供栖所。故意既遂归责阶层就是在主观和客观之外考察主客观是否对应、客观行为与主观故意有无同时性,这与我国刑法中主客观统一理念是一致的。全等审查阶层为我国主客观统一的归责理念提供了具体操作模式。在体系定位上,应于客观归责和主观归责之后进行主客观全等的审查。

结果加重犯领域也存在类似打击错误或结果延后的情况,实施基本行为时可能并无产生加重结果的故意,却因因果关系偏离而故意或过失地出现加重结果。对这种因行为差误而发生因果关系偏离的现象,同样有必要运用全等审查来确认主观与客观的关联性,在主客观统一的前提下将加重结果归责于行为人实施基本行为时即具有的故意。

(二)修正的风险理论能为全等阶层提供审查模式

1.风险理论更具理论合理性。前述六种全等审查阶层理论中,风险理论最符合主客观全等审查的核心思想“支配”,风险理论与结果加重犯的本质“基本行为产生了类型性的风险”也很契合。风险理论是故意理论客观化的产物,其强调行为人只能利用、支配那些自己有所认知的风险事实。按照风险理论,能成立结果加重犯的情形,客观上发生加重结果,主观上行为人对发生加重结果的风险有认知,符合这两个条件就判定行为人具有故意风险。尽管基本犯蕴含的抽象危险是风险社会中的典型刑法立法模式,但从公民自由角度分析,抽象危险犯即使必要,也须加以限制。{22}立法论上已无法推翻实然的存在,解释论上可用风险理论来探讨风险能否由行为人支配。这种支配意味着把因案件技术检验限制而拆分的主观、客观两部分案件要素在其分别通过该当性审查的前提下用主观与客观的全等审查“缝合”,只有通过全等审查才能构建一个完整的结果加重犯归责。

2.以“排除不能说”修正风险理论。运用风险理论的前提是判别风险制造行为。这是考察主观风险是否客观实现的核心问题。通过对普珀故意危险理论的介绍,我们知道光靠生活经验区分不了故意危险和过失危险,甚至无法划分规范容许与不容许的风险,致使结论存在不确定性。可借用前述“排除不能说”来限缩规范所不容许的风险的成立范围,即只有可能实现危害结果的行为才评价为制造风险,也即要排除不能犯。例如投毒杀人,误以为白糖能杀人,但投放白糖时误拿砒霜,导致被害人死亡。行为人客观上的投放物质行为导致被害人死亡,主观上也有投毒杀人的故意,但全等审查发现,其主观意欲创设的危险只是用白糖杀人,并非客观能实现的危险,故可排除故意既遂的归责。

(三)具体操作模式的设计

1.修正的风险理论适用的两个步骤。修正的风险理论中,故意危险理论从正面确立风险成立的范围,排除不能说从反面限缩风险成立的范围,二者优势互补,共同限定风险成立的范围。适用该理论判断故意既遂归责需两步。第一步,确定行为人所能支配的风险范围,即考察他主观上创设了怎样的具体风险,该风险是否为规范所容许、能支配何种抽象风险。设行为人意欲创设具体风险a, a若是不能犯则不能支配抽象风险A,反之则能。例如企图用白糖杀人,就不可能实现危害结果,即a不能支配A,是法规范所容许的风险,也就排除犯罪归责。但若是想用药物杀人,本想用砒霜,却误拿安眠药,则行为人初始计划中用砒霜杀人这一具体危险a就能够支配用药物杀人这一抽象危险A。第二步,将客观发生的危害结果与主观创设的危险相对应,也即全等对应考察。具体包括四种情况:(1)典型的主客观全等情形,即行为人主观上创设的具体危险a具有实现可能性,能操控抽象风险A,实际结果也是由a引发。(2)例如行为人企图用白糖杀人,且不知被害人有糖尿病,这本来是不能犯,a无法支配抽象危险A,但因被害人有糖尿病,行为人投放的白糖严重升高其血糖,致其死亡,这种情况,根据上述归责的第一步,也能排除对行为人主观故意既遂的归责,因为他对引发加重结果的具体风险并无支配性。(3)行为人企图创设具体危险a, a能支配的抽象危险A中包含其他可能的具体危险b和c,最终实现危害结果的是b,此时也应确定,因b包含在A内,故行为人主观创设的具体危险对加重结果的发生有支配力。例如欲以砒霜杀人却误拿安眠药,被害人因服用安眠药死亡,则可认定行为人创设的具体危险a能支配最终实现结果的具体风险b,进而可对行为人进行故意既遂的归责。(4)实现结果的具体风险d不包含在行为人主观创设的具体风险a所能支配的抽象风险A中。例如欲以砒霜杀人,但被害人在服用砒霜前跳楼了,则行为人对被害人之死无支配力,主客观不全等,无法进行故意既遂的归责。

2.修正的风险理论在结果加重犯因果历程偏离问题中的运用。修正的风险理论对于结果加重犯中因果历程偏离问题也同样适用,因为结果加重犯中也需要考察加重结果的发生是否受基本行为所创设的具体危险控制,仅当基本行为所创设的具体危险具有类型性引发加重结果的可能,才能判定行为人对结果加重犯负故意既遂之责。具体也包括四种情况:(1)典型的结果加重犯。基本行为蕴含具体危险a, a包含于抽象危险A,若具体产生的加重结果是a,则主客观全等,行为人须对加重结果负责。例如以严重暴力实施抢劫,其创设的具体危险a所对应的抽象危险A中就包含着被害人重伤,结果也确实造成被害人重伤,则行为人构成抢劫致人重伤。(2)基本行为蕴含具体危险a,但a是不能犯或显然不能支配抽象危险A,则即便按照行为人的预想发生了对应a的加重结果,也不能将加重结果归责于行为人。例如行为人以伤害的故意想要枪击被害人,认为只要心中祈祷,朝天开枪也会射中,当其朝天开枪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流弹击中被害人,致其重伤。客观上行为人的基本行为确实导致被害人重伤,主观上行为人确实创设了一个具体危险,但这个具体危险不能支配一个导致被害人重伤的抽象危险,故尽管危害结果发生了,还是不能将被害人的重伤归责于行为人。(3)基本行为蕴含具体危险a, a包含于抽象危险A,具体危险b和c也包含于A,当加重结果以b的形式出现时,由于A对b的支配关系,行为人也须对加重结果负责。例如行为人抢劫,想用斧子砍伤被害人头部,这种严重暴力对应的抽象危险中,除了包含斧子砍伤头部致人重伤,还包含斧子砍伤肩部、胸部或腿部,而行为人最终是砍伤被害人胸部致其重伤,这种情况,由于基本行为能支配的类型性危险包含砍伤胸部致人重伤,故行为人也须对加重结果负责,此类型也是主客观全等。(4)基本行为蕴含具体危险a, a能支配抽象危险A, A中包含具体危险a、b、c,而作为加重结果实现的却是A所不包括的d,此时具体发生的加重结果d并非由基本行为a所创设的危险导致,主客观不全等,故行为人即便对基本行为有故意、对加重结果有过失,也因缺乏主观与客观之间的关联性而无须对加重结果负责。超出抽象危险A而又达成加重结果的具体危险d可能来自被害人自身、行为人其他行为、第三人,或者因果流程上的其他偏离。例如文首所述季忠兵故意伤害案,用此全等审查阶层考察,被告人季忠兵用桶砸向被害人,此行为是具有伤害故意的基本行为,其蕴含的抽象危险仅为被害人轻伤或重伤,而加重结果是被害人因香蕉水烧伤致死,虽然不能否认加重结果与基本行为的因果联系,也不能否认行为人实施基本行为的伤害故意,但因基本行为所能支配的抽象危险中不包含被害人烧伤致死这一具体情形,故主观与客观并不构成全等对应。尽管主观客观都可归责,但主观与客观之间缺乏关联性,故不能认定为结果加重犯,被害人的烧伤结果不能由行为人的基本行为负责,该行为只能成立过失致人死亡罪。

五、结语

必须承认,修正的风险理论这种全等审查阶层的考察方式存在语言描述可操控性缺陷,当我们描述抽象危险时,其包含具体危险的范围大小直接影响归责,故在具体操作时须审慎适用。但应肯定的是,全等审查阶层的设置将为我国刑法主客观统一原则提供具体的操作方案,同时也契合结果加重犯的本质,结果加重犯中打击错误这种因果偏离类型只有通过全等审查阶层的考察才能妥当排除加重结果的归责。这道程序的意义就是将散落的主观和客观要素缝合起来,形成犯罪评价的有机整体,这是对犯罪构成体系的进一步规范化,进而也能对结果加重犯的成立范围作出限定。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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