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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论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几大争议问题辨析”讲座综述
作者:辛有仪 来源: 发布时间:2020年12月13日 点击数:

2020年11月29日下午,由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陕西省刑事法学青年创新团队以及北京德恒(西咸新区)律师事务所联合主办的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创新论坛第二季“名家讲座系列”第十三期在线上平台成功举办。本次讲座主题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几大争议问题辨析”。

本次讲座,邀请到最高人民检察院理论研究所学术部主任、第八届全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董坤研究员担任主讲人;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博士生导师林喜芬教授,北京交通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郭烁教授以及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副院长刘仁琦副教授担任与谈人。陕西省刑事法学青年创新团队成员及部分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院教师、研究生同学参加本次讲座。

西北政法大学“长安学者”特聘教授、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付玉明教授主持本次讲座。

讲座伊始,付玉明教授致欢迎辞,对董坤研究员的到访表示感谢,并就本次讲座的主题背景、环节、意义等基本情况进行介绍。讲座由此进入正题。

主报告环节,董坤研究员从三个方面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展开讲解。第一个方面,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量刑建议的精准化。董坤研究员从认罪认罚案件中量刑建议的转变、量刑建议精准化的内涵、量刑建议精准化的重要意义以及量刑建议精准化下的检法关系出发,得出一个结论: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的量刑建议对法院裁判的确具有一定的拘束力。董坤研究员指出为确保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量刑建议的公信力和拘束力,要从更新知识、转变观念与提高量刑建议的质量两方面开展工作。第二个方面,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的上诉与抗诉。董坤研究员运用大量数据分析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的上诉与抗诉现状,最后得出结论:对于认罪认罚案件中的上诉,检察机关并不是用“抗诉应对上诉”。此外,董坤研究员对检察院抗诉的理由进行了分析和总结。第三个方面,认罪认罚从宽案件中辩护的协同性。首先,董坤研究员提出实践中存在被告人与辩护人意见不一致的情形。其次,董坤研究员认为被告人与辩护人对量刑建议提出异议的效力相同,均意味着量刑建议失去了拘束力,法院可以直接作出判决。再次,董坤研究员提出认罪认罚从宽案件是一种协商性司法,最重要的是控方和辩方达成一致的意见,任何一方在审判阶段反悔,则协议破裂,认罪认罚从宽适用的前提消失。最后,董坤研究员表示辩护人与被告人对认罪认罚案件中的量刑建议的意见应当具有协同一致性。

与谈环节,郭烁教授围绕“传说中的协商性司法”展开与谈。首先,郭烁教授指出学界一直在对“协商性”进行探讨,但立法上和实践中未曾有所体现,缺少制度设计。其次,郭烁教授对量刑建议精准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再次,郭烁教授认为“协商性”之所以存在于观念之中,是因为我国不存在相应的制度土壤。最后,郭烁教授指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自从推出以来迅速发展而与之相关的其他制度的推行依旧道阻且长这一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林喜芬教授首先肯定了董坤研究员讲座选题的核心性,并进一步指出在认罪认罚从宽背景下,最核心的议题是控辩审三方的关系。林喜芬教授在量刑建议精准化的改革脉络、过程性等方面的看法与董坤研究员一致。林喜芬教授指出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协商”的最集中的体现是充分听取意见,这与域外“协商”的含义不同。同时,林喜芬教授认为控辩协商的本质是对国家刑罚权的让渡,并且在控辩协商基础上要考虑控辩力量的平衡性。此外,林喜芬教授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的范围很广,需要斟酌。最后,林喜芬教授对辩护人是否必须与被告人意见保持一致提出疑问。

刘仁琦副教授对董坤研究员运用法解释学方法对热议问题进行分析给予肯定,但刘仁琦副教授认为董坤研究员对一些基本的问题并未谈到。首先,刘仁琦副教授认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仍处于初始期,需要很多矛盾的爆发,才能不断完善。刘仁琦副教授认为在初始期、推行期对“骑墙式”辩护应抱有宽容的态度。其次,刘仁琦副教授指出在司法实践中需要从高层对附条件量刑建议进行设计。最后,刘仁琦副教授赞同在量刑精准化问题上采用类型化量刑建议的方式。

在回应环节,董坤研究员对几位与谈人提出的问题和建议进行了回应。首先,董坤研究员指出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确实存在协商性的因素,虽无法与英美国家“辩诉交易式”的协商相比,但至少不同于普通的刑事案件。董坤研究员认为在未来增强这种协商性主要有两种方法:监督协商过程和构建协商程序。其次,董坤研究员认为值班律师代替辩护律师属于程序违法,在这一前提下签署的认罪认罚具结书、达成的量刑建议存在效力问题。再次,关于检察机关与犯罪嫌疑人谈论认罪认罚问题时辩护律师是否必须在场的问题,董坤研究员指出法律对此未明确作出规定,且实践中辩护律师可能因客观情况无法到场,因此辩护律师不一定必须在场。又次,董坤研究员说明了以附条件不起诉进行举例的原因,是为了说明法院、检察院与被告人协商的结果对后续的司法机关有一定的影响力,目的在于解释为什么《刑事诉讼法》第201条中规定的认罪认罚案件的量刑建议比非认罪认罚案件的量刑建议对法院的影响力更大,这一影响力体现在“一般应当采纳”上。最后,关于刘仁琦副教授提及的“骑墙式”辩护的问题,董坤研究员指出自己是从法条的规范性角度作出判断,并认为将“、”理解成“且”存在问题,而将其理解为“或者”更为合适。

在总结环节,刘仁琦副教授代表主办方对主讲人以及与谈人表示感谢,讲座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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