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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震海:转型期出现的国内矛盾并非政治问题
作者:邱震海 来源:凤凰卫视 发布时间:2012年09月25日 点击数:

核心提示:对于台湾渔民自发进行民间护渔,宣示渔权的行动,评论员邱震海认为,虽然大陆与台湾各行其是,但都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会令日本感到威胁,所以可以乐观其成;对于转型期出现的国内矛盾,邱震海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专业问题,是由中国发展所带来的,并不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色彩,所以要从一个积极善意的角度来思考;此外邱震海分析,网络问政可以成为舒缓众多矛盾的切入口之一。

凤凰卫视9月24日《时事开讲》,以下为文字实录:

姜声扬:欢迎加入今天的时事开讲,台湾的宜兰地区渔民为了抗议日本将钓鱼岛国有化,在24日下午大约75艘的渔船浩浩荡荡向钓鱼岛竞发,来宣示渔权,过程当中台湾官方是派出了舰艇进行护渔的工作,预计25日凌晨这批渔船会抵达钓鱼岛,不排除当中还会有登岛插旗的行为,相关的话题我们请时事评论员邱震海先生为我们做点评分析,邱震海,一分半的时间,就在大陆海监还有渔政船还在频频向钓鱼岛派发舰艇之际,台湾渔民也发起自己的民间护渔,宣示渔权的一个行动,你怎么样看这样一个保钓形势。

未来几年: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

邱震海:我记得不错的话,大概一个多星期之前我们两个在这里谈过,当时马英九也比较强硬,发表一些讲话,当时我的观点是这样认为的,我觉得虽然说两岸,我们感到很遗憾,没有办法在保钓问题上联手,但是现在两岸目前的展现出来的保钓的特点是双方心里各有默契,但是双方没有关系的协调,但是我们乐观其成,虽然是各行其是,但是都是为了中华民族整体的利益,所以乐观其成,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台湾这次,你看他在形势上跟中国大陆非常相似,都是官民互动,首先是渔民出动,然后是官方派公务船进行护卫,所以可以大胆的想像,在未来一段时间,在钓鱼岛海域,如果说中国大陆和台湾的船只虽然是各行其是,但是大家有默契,没有协调,但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个会令日本感到非常的具有威胁,这是一个。

姜声扬:压力很大。

邱震海:我认为这是乐观其成,第二个,我们注意到上个礼拜我在这里讲过,我谈过两个担忧,第一个担忧,我是担忧未来一段会无果而终,慢慢慢慢就消停了,另外一个担忧未来一段时间会不断的激化,乃至擦枪走火,全面的发生冲突,你如果说无果而终,对中华民族整体也是不利,此轮钓鱼岛的博弈总归要博弈出个结果出来,所以既然现在这样,中国大陆和台湾,我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像这样的一些官民互动,而且大陆跟台湾虽然各行其是,但是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大家还是要有常态化,机制化。与此同时,还是要避免一种全面的升级的迹象,就是这个度要把握的非常之好。所以今天我们注意到日本外务省派来他的一个特使到中国大陆进行来访问,而且今天下午共同社透露了一个消息说,27日丰田的董事长和日本经团联的负责人27日要到访北京。

我们知道凡是中日关系出现风波,闹了一段时候,经团联或者日本的大企如果出动了,这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这个风波差不多可以趋缓了,因为凡是企业界感到受不住了,基本上就是政界会感到压力,但是问题是企业界到了一定程受不住,受不住之后,中华民族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跟日本的此番博弈最终还要有个结果,所以我认为这个里面的度,我们做一个善意的提醒,未来一段时间,我们还可以饶有兴趣的观察未来几天的局势如何发展。

姜声扬:虽然台湾的官方的口径可能不承认,但是保钓行动上两岸难得的站在同一阵线,但是上个星期节目当中,你也提到当前中国最主要的矛盾并不是钓鱼岛,而是自身内部经济发展和社会矛盾越来越得不到平衡和可能产生的矛盾,这才是当务之急,所以今天能不能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

邱震海:我不但认为钓鱼岛问题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且我甚至认为中国在外部面临的挑战,无论是中美关系还是周边,还是南海都不是今天中国面临的一个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我上礼拜简单的讲过,我们一方面是每天,大家无论是做新闻还是关心国家大事,饶有兴趣看着钓鱼岛,看着黄海,看着东海南海的局势发展,但另一方面,我们要提醒大家注意,中国面临的现在未来一段面临的主要矛盾一定是内部的矛盾,所以今天我想在继续比较详细跟大家分享我的观点,我认为未来几年,也就说从现在开始到未来的3到5年,中国可能会面临三组主要的矛盾,一个主要矛盾就是上个礼拜我简单的讲过,2015到2016年,中国经济会放缓,届时,我们的社会矛盾能不能维持在一个水平面,这个未来一段时间,可能未来两三年,我们就会见分晓的一个矛盾,一种矛盾,就经济放缓与社会矛盾上升之间的矛盾。

第二个,就是相对比较深层一点,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搞了20年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也出现了很多的偏差,这个里面政府高度介入市场,以及带来的许许多多社会问题,人们焦虑,信心指数下降,这个矛盾与目前我们大家知道改革有一点积重难返之间的矛盾,因为中国的改革一方面是急不得,大家慢慢来,但另一方面由于社会,由于改革停止而出现的很多问题已经导致了人们的焦虑,社会矛盾上升,又等不得,所以急不得和等不得之间永远是一组矛盾,他这个矛盾已经比刚才我说的,未来两三年经济放缓与社会矛盾上升的之间的矛盾要升了一层,他是属于结构性的问题,就是市场经济偏差以及导致的问题与改革积重难返之间的矛盾。

第三个,就是我们说到外部挑战,就是中国的周边或者我们最近两三年或者三四年来自外部的挑战越来越多,南海、东海,黄海,朝鲜半岛、两岸,中美、欧洲、西藏问题等等,似乎国际社会都在跟中国闹个不停,这个外部挑战不断加剧与中国国内转型日益艰难之间的矛盾,因为一方面我们的内部转型非常艰难,我们改革有点积重难返,社会矛盾不断上升,现在加上未来几年经济呈下降的局势,但是与此同时外部的挑战在不断的加剧,所以此时此刻以及未来的几年我们要保持一个非常冷静清醒的头脑,我们永远要注意到,虽然外部的挑战不断的加剧,但是国内的转型,国内的革命这是我们真正的问题,而不爱由于每天的钓鱼岛、黄岩岛、南海、东海,好像似乎以为所有的问题都是来自内部,真正的问题来自于我们自己,所以在做一个总结,一个经济放缓社会矛盾上升的之间的矛盾,另外一个市场经济偏差以及他导致的问题与改革积重难返之间的矛盾,第三个是外部挑战不断加剧与国内转型日益艰难的之间的矛盾。

姜声扬:面对这三个矛盾或者三个主要的问题,我们应该来看待,更重要的是如何解决,稍后再请邱先生做分析。

稍早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时事评论员邱震海先生提到,当前中国最主要的矛盾并不是钓鱼岛的问题,而是总共有三组主要的矛盾,究竟哪三组,稍后再请邱先生为什么我们做分析,如何来解决这三个矛盾,有没有一个切入口,我们继续来请邱先生告诉我们,您刚刚提到这些国内矛盾都属于中国转型期出现的矛盾,如何解决,而这个矛盾有没有切入口。

解决转型期矛盾:须寻找切入口

邱震海:因为我们知道这一个大背景就是2008年北京奥运,北京奥运我们知道是整个中国国力以中国崛起为标志的整个中国国力发展到登峰造极这么一个地步,而且已经这么一个北京奥运的形式表现出来,2008年结束以后,《参考消息》约我写一篇年终专稿,当时我就说,我说2009年到2010年以后,这段时间可能是中国内部盘整期,中国内外矛盾会进入一个盘整期,所谓盘整期就是,我们看不到一个绝对的一个高潮或者低谷,但是很多的矛盾会激化,很多的会聚集,因为内部的矛盾坦率来讲,不会因为北京奥运的举行而化解,只是当时凝聚了一股民气,外部矛盾,可能未来一段时间会有所,也这样那样的方式体现出来。

姜声扬:的确是如此。

邱震海:非常不幸的是,让我不幸而言中,所以从2009年开始,我们发现其实中国的外部挑战在不断的加剧,有很多载体,中美关系、中欧关系,西藏问题,后来周边问题等等出现,恰恰从2008年,我们搞完北京奥运之后,其实内部矛盾也开始不断的积聚,而这个中间又有个国际大背景,就你刚才说的金融危机,世界规模,由美国两房危机而导致的一个金融危机,在这个金融危机过程当中,由于中国的金融实力将近3万2到3万5千亿美元的一个外汇储备,所以中国是中流底柱,力挽狂澜,可以说是挽救的整个世界经济的大格局,但是与此同时,其实我们也许在很多的方式上,认知上可能出了某种从今天善意的角度说,也是难以避免的一些偏差,因为当时世界各国,政府都在救市,所以政府救市是历史的一个必然,但是从2009年开始,我们注意到其实中国,我们在外部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同时,我们的内部也出现几组,我也可以称之为矛盾的东西。

第一个,就是国进民退全面上升,全面出现国进民退,这个国进民退多多少少可能是跟2008年金融危机,世界各国的政府都救市恐怕是有游戏,包括G20,20国领袖峰会是由于救市而产生的这么一个从零时到固定的一个机制,第二个,从2009年开始,由于国进民退,由于等等的其他一些的问题,可能社会矛盾有所上升,所以大家对于转型或者改革的焦虑,在老百姓当中多多少少有所出现,从原来对住房,对教育、对医疗的一种焦虑转化成对改革的一个焦虑,与此同时,在思想界,在知识分子当中对改革的共识出现了分裂,我们今天如果去看一看各国的知识界朋友们左右分裂非常之厉害,大家可能都在情绪上进行纷扰,但是我说在情绪上进行纷扰之后,非常巧妙的绕过了问题的本质,问题的本质一个都没有触及,好像表面上打的不亦乐乎。

第四个,恰恰从2009年,2010年开始,我们的外部挑战不断的加剧,有东海问题、南海问题,包括一系列问题,为载体的一系列外部矛盾,在这种外部挑战加剧的同时,某某种程度是我们内外情绪产生的某种程度带有一定茫然性的联动,本来我们由于2009年、2010年开始,我们的社会矛盾国进民退,改革共识的分裂,左右之争上升,再加上那个时候外部矛盾,外部挑战又开始起来了,所以内外情绪联动,本来主要矛盾谁都知道是国内,但是往往外部矛盾起来以后,我们就会有意无意的注意力的焦点,把我们的注意力由媒体首先开始的转移到了外部,以为我们的主要矛盾是外部,所以我称之为是内外盲动的一种情绪联动,这个是在过去几年一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问题,下面到底如何面对这些问题,我提出两个思维的指标,一个是怎么看,一个怎么办。

首先怎么看是我们过去几年出现了所有的内政外交的问题,首先我认为我们要从一个积极善意的角度来提出一个思考的角度,我以前一再讲过,我认为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是发展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必然的问题,他是由中国发展所带来的,所以未来的解决一定是由于中国的发展才能继续解决。

第二,所有的这些内政外交的问题到目前现阶段,也就是2012年将近年尾的时候,如果我现在有个外科大夫一样,我们进行一个梳理,总结诊断的话,我认为都是专业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他都是在转型期出现的一些专业上的问题,并不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的色彩,左右之争的色彩,但是假如说我们对问题的本质认识不清楚的话,我们会以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于是大家所有的人都不在问题的本质上去谈而在情绪上进行纷扰,过去几年,尤其从2010年开始到2012年,也许我的观察不是很准确,我认为知识界的朋友,思想界的朋友们大家都在情绪上进行纷扰,由于各个进入的十字路口,我们说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四个方向向前向左向右向后,大家争论不清,没关系,你在问题的本质上,大家外科大夫,如果有一个病人的话,我先把病理先搞清楚,现在不是的,现在大家都在情绪上纷扰,所以无论是哪个立场的朋友们保守的激进的朋友们,大家似乎都争个不清,表面上非常热闹,其实问题的本质全都被绕开了。

所以,我认为现在首先可能在怎么看,怎么办的问题上,我们首先在认知上,大家还是要回归到一个专业的层面上,第一,千万不能混淆内外矛盾,要防止未来一段时间,由于外部情况越来越激化,内部的焦虑也越来越上升,我们导致产生混淆内外矛盾,以为主要矛盾在外面,次要矛盾在国内,同时要避免情绪上的纷扰,而仅仅的冷静的抓住问题的本质,所有今天中国的问题都是非常可以理解,转型期出现的专业问题,就像个外科大夫一样,他是一个手术专业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和情绪的问题,至于未来说怎么办,我认为其实未来的中国,其实我觉得既然我们说今天所有中国出现的问题都不是政治问题,而是专业问题,首先我们要摆脱情绪的纷扰,我认为,我建议所有的朋友们,不管哪个立场的朋友们都静下心来,面对我们面临的问题的实质,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今天的中国很容易产生共识分裂,由于遇到的改革进入十字路口,遇到了外面的所谓的矛盾,于是我们很容易激动,很容易激动之后,对很多问题的本质绕过以后,对改革的共识容易产生分裂,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大家一方面要抓住问题的本质,摆脱情绪,另一方面可能在语言的论述方法上其实非常注意。

其实我们尤其当内政外交遇到很多焦虑的时候,一个非常容易让老百姓感到很爽,但是让所有人会感到更加迷盲,未来的发展道路为何越来越艰难的,就是我们用刺激性的语言,用刺激性论述方式去面对今天中国是专业的问题,而不是政治的问题,就用这种很刺激的语言,所以当你某种陈述非常的,政治的语言非常很情绪化的话,也许老百姓会觉得很爽,但是你一点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相反,他是在本来已经很脆弱的改革的共识上,使他进一步撕裂,就像台湾一样撕裂这个族群,台湾的种族族群不是一天撕裂的,他是由于,有一个社会基础,本来一个问题,然后再加上某一些政治人物或者知识界的精英或者是不慎,当然在台湾它可能又有很多友谊,它会用一种情绪化的语言,用一种非常情绪化的表述方式,让老百姓感到爽的同时,其实是害了整个社会,所以我认为今天和未来的中国非常注意这方面,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提出两个在真正的改革的问题上,倒是大家要不断的寻找一些切入口,当然这个切入口的问题很难。

说说容易,做做很难,但是我觉得现在其实在广东做出了一系列改革的试验,其实我们觉得还是蛮可惜的,有一个非常小的事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多月之前,温家宝总理亲自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批准广东在行政审批制度方面先行先试,这个听上去好像是一个很专业的语言,大家没有引起什么注意,其实它的核心在什么地方,就改革政府的审批权力,现在中国所有的问题,相当的部分问题就是政府介入经济过多,政府手里拥有巨大的审批权利,所以这一方面是已经是非常不正常了,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不正常了,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拥有过大的权力,它必然会导致在我们独立法制的情况下,必然会导致权力的泛滥、腐败,所以假如说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是第一步先行先试的话,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说是切入口之一,所以未来的中国可能大家一方面要摆脱情绪,抓住问题的核心,在一步一步的小步走去解决问题的同时,要寻找一些切入口非常可喜的是最近各地正在做出一些这样那样不同模式的一些探索,等一下我们再谈。

姜声扬:好。不过您刚刚提到,中国现在面对的很多的问题,民众心当中也积淀了很多的一些愤怒或心情,有没有一个很好的宣泄口,网络问政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宣泄口,我们稍后再请邱先生做分析。

中国当前碰到不少转型期的矛盾,为此民众宣发情绪,情绪舒缓也是个重要的切入口,但是在不能天天上街游行,宣泄心中不满的情况下,网络问政是否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宣泄后,就此话题我们请邱先生做分析,邱先生据了解,您还为这个网络问政这个议题参加了一场研讨会,这个研讨会上谈了哪些要点,网络问政有哪些利弊?网络问政现在碰到哪些瓶颈?

网络问政:改善执政、舒缓民意

邱震海:对。顺着刚才我们讲的大背景,中国转型出现了很多的,目前很多的矛盾,这些矛盾需要慢慢找到的一个切入口,对民意来说,慢慢需要有一个舒缓的一个法口,所以面对未来几年中国社会可能出现种种矛盾,我们现在需要寻找各种法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互联网或者民众在互联网上进行监督,官员及时的回应民众的这些要求,我们称之为网络问政,我认为也是可以成为众多的舒缓的切入口之一,他可能不是唯一的,但是他是众多之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昨天在广东惠州举行了一个第三届,中国网络问政研讨会,我们知道惠州一路在网络问政走的比较前面,因为他的市委书记王乐斌(音)自己本人是在广东省,也可能是在全国最早的开设微博,用实名开设微博的政府官员,而且每天亲自上网,批复很多的批示跟网民直接批示就在这个上面进行。

所以有助于官员能够第一时间的了解民意,民情的上通下达,过去可能老百姓只能通过上访,那种非正常的途径向政府反应,因为主流的媒体,主流的司法缺乏渠道,现在老百姓往往可以在网上直接跟市委书记,市长进行对话,直接可以表达他们的诉求,而官员也能够直接的在网上进行批复,这是一种在前几个年,我记得我在这里已经讲过几次惠州的经验,惠州的一种做法,甚至模式,但现在这个惠州的很多做法又有进一步的升级,深化,如果说过去的整个做法还是取决于某一个政府官员本人的开明,比如说惠州王月斌自己本身比较开明,但是现在会落实到很多的机制上去,比如说他已经把网络问政,你一个官员、处长局长是不是能够倾听网民的声音,已经做了未来你政绩考核的一部分,也就是落地了,这个落地以后,第一他就已经成为官员未来机制考核的一部分,就说已经成为整个的政治体制或者官场里面的一个部分。

第二个,它不会因为某一个领导未来的更替产生所谓我们中文说的人亡政息,这么一种情况,讲到网络问政,互联网我们大家现在非常,如果关心文博的朋友们都知道,现在网络上一个非常流行的表哥,山西的安监局的局长杨达才的几块手表,就是由于互联网的兴起,由于大家在网络上一步一步的不断的进行搜索,不断的进行跟踪,最后把它拉下台,所以由此折射一个现象,我们现在不能说互联网是万能的,是全能的,但他折射一个现象,就是今天以网络为代表的这种新技术为代表,由网民为主要载体的公民社会正在不断的兴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昨天第三届中国网络问政研讨会,还达成了六加二的一个惠州共识,就是六家网站加另外两个机构有一个共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认为里面有些信息供其他地方的朋友都可以有所参考。

第一,他们表述确保信息自由流动、有序流动、安全流动。

第二,他们认为凡是要进行网络问政,党委和政府是网络问政的重要推动力,换句话说,如果政府认知不到位的话,网络问政也是(00:20:10)。

第三,我们要相信人民群众的智慧是网络问政的基本源泉,这就刚才我说的,其实中国现在以网民为载体的公民社会已经是不可忽略的,第四个,当然新技术,他是一个网络问政的根基,同时后面有两番表述,我提醒大家注意,蛮有意思的,一个是网络问政的孕育,离不开公共媒体的自觉自律,互联网在中国,不应只有经济属性,还要有公共价值和社会价值。

最后一个说网络问政塑造了一种新型健康的网络文化,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既然互联网这么新的技术手段产生,既然以网民为载体的新的一个公民阶层已经出现了,所以中国的各地,尤其是地方政府做一个执政者来说,也已经无法回避这个问题了,所以我认为在惠州几年的网络问政的经验,尤其是昨天公布了这么一个六加二共识,而且从领导干部的开明到最后机制的建立,落地,其实我认为惠州的做法或者称之为惠州的经验,惠州模式,其实相当程度已经有了给各地可以借鉴和参考的一些价值在里面。

姜声扬:非常谢谢邱先生点评,也感谢你收看今天的时事开讲,我们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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