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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阅读大学的六种方式
作者:陈平原 来源:解放日报 发布时间:2012年09月26日 点击数:

进入正题之前,我先讲一个小故事:普法战争结束的时候,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指着面前走过的学生告诉大家,我们能打赢这场战争,不是因为我们的士兵,而是因为我们的学生。一个国家之所以强盛,关键在学校而不是军队。这话,110年前被康有为拿来呈给光绪皇帝,借以呼吁朝廷广开学堂,以养人才。假如你承认,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是从教育改革起步的,那么,这个意义上的教育,应该是“大教育”,而不是管理学或方法论等“雕虫小技”。在我看来,所有关注现代中国命运、理解其过往的山重水复与柳暗花明、期待未来能更上一层楼的读书人,都应该关注中国大学的命运。今天想从六个不同的角度,同大家聊聊大学问题。

一、作为“话题”的大学

今日中国,关于大学的历史、现状、功用、精神等玄而又玄的话题,竟成为中国人茶余酒后的“谈资”,这在古今中外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奇观。对此,我曾做出自己的解释:第一,中国大学正面临着痛苦的转型;第二,正因为不稳定,有发展空间,公众发言有时还能起点作用。其实,还有一点同样不能忽略———今天中国的大学,不再是自我封闭的象牙塔,而是用某种夸张的形式,折射着转型期中国的所有“疑难杂症”。在这个意义上,谈“中国大学”,就是谈“中国社会”,不可能不牵涉盘根错节的问题。

举个例子,大家都很关心“大学扩招”的后遗症,这事从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教育问题。据教育部2007年3月7日发布的统计报告,2006年全国普通、成人本专科教育共招生724万余人,增长幅度有所回落,由2005年的17.1%降至2006年的11.3%,下降近6个百分点;2006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校生总规模达到2500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2%。虽说招生规模在逐年控制,但惯势已经形成,中国大学生规模天下第一,乃不可逆转的事实。

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大大提升,这是个好消息;可高校扩招背后,蕴藏着风险。贷款扩招,扩招再贷款,如果财务危机没能得到很好解决,最后的结局,很可能是财政埋单。还有看不见的隐患是,校园里熙熙攘攘一如百货市场,再也不是原先那清高孤傲的象牙塔了。

以前关于大学的新闻,主要出现在教育版、科技版、文化版上,偶尔也会在时政版露面,现在不一样,不少大学教授或有关大学的新闻,竟然在娱乐版出现,其风头一点不让影视明星。曝光率是大大提高了,可我觉得,这对大学形象是一种损害。现在传媒热炒的,有些是大学的失误,但有的不是。举个例子,中国人民大学在餐厅墙角装了部电梯,被媒体劈头盖脸地批了一通,成了“奢侈浪费”的典型。可实际上,餐厅里装电梯,方便行动困难的老教授,没什么不对。除非是施工中出现贪污受贿或工程质量问题,那应该追究。在我看来,公众并不太关心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而是借题发挥,这就有点冤枉了。

二、作为“文本”的大学

既然大学是个热门话题,每个人介入这一话题,都有自己的“前视野”。我也不例外。我所关注的是有关大学的“传说”、“神话”与“叙事”等。我认为,真正对大学传统起延续乃至拓展作用的,是校园里广泛流传的大学故事。假如一所大学没有“故事”可以流传,光靠那些硬邦邦的规章制度,那是很可怜的。在这个意义上,关于大学的书籍、图像和文字材料、口头传说等,乃校史教育的关键。

我曾说过:“今天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与尊重。”在我看来,大学需要国际视野,同样需要本土情怀———作为整体的大学如此,作为个体的学者也不例外。可以这么说,“中国经验”,尤其是百年中国大学史,是我理解“大学之道”的关键。

为什么热衷于谈“大学史”,那是因为,我相信中国的大学不可能靠单纯的横向移植,是否理解并尊重百年来中国大学的风雨历程,将是成败关键。为什么倾向于从“传说”、“叙事”、“神话”入手,那是因为,我将百年中国大学的“历史”,作为文本来解读,相信其中蕴涵着中国人的智慧。所谓文本,可以是正儿八经的校史,可以是丰富但芜杂的文献,也可以是五彩缤纷的故事传说、人物传记等。别有幽怀的论者,大都喜欢用人物或故事来陈述自家见解,那样更可爱,更有亲和力,更能“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就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曾任北大校长的胡适来说吧,他也喜欢讲大学故事。查《胡适留学日记》,1911年2月,胡适开始关注“本校发达史”;4月,阅读康乃尔大学创办人的传记资料;4月10日,开始撰写《康南耳君传》,8月25日文稿完成,9月3日修订,9月22日在中国学生组织的中国语演说会上演讲。此文1915年3月刊《留美学生季报》春季第一号。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胡适在台重刊此文,还加了个“自记”,说明当初的写作状态。此传就写“康南耳君”平生两件大事:创办北美洲电报事业和康乃尔大学。文中称:“当其初建学校时,常语白博士曰:吾欲令人人皆可于此中随所欲而求学焉(此语今刊于大学印章之上)。及其病笃,犹语白博士曰:天不能假我二十年,再赢一百万金,以供大学之用耶。嗟夫,此语滋可念也。”文后摹仿太史公:“胡适曰:若康南耳君者,可谓豪杰之士矣。”这种志向与趣味,与其日后问学从政时,均取“建设者的姿态”,大有关联。在我看来,凡有志于教育事业的,都是理想主义者。因为,做教育事业,需要长远的眼光,而且坚信只要耕耘必有收获。

当然,所有的“文本”,因其开放性,容易导致阐释的歧义。立场迥异的文化人或政治家,对同一个故事,有截然不同的解读方式。不像逻辑严密的理论文章,关于大学的“故事”或“传说”,因其如落英缤纷,大有自由驰骋的想像空间。这个时候,何为“正解”,何为“误读”,何为“借题发挥”,需要研究者认真辨析。

三、作为“象征”的大学

谈论作为“象征”的大学,最理想的例子,是西南联大。在烽火连天的抗战期间,竟然有那么多年轻的学生和饱学的教授,聚集在大后方昆明,潜心读书著述,探索真理,追求民主与正义,确实了不起。

抗战中西南联大的“笳吹弦诵”,实称得上中外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这些年来,出版了不少校史资料以及研究著作,还有很多回忆录、日记、散文、随笔、小说等,这些读物,给普通读者很大的震撼,让我们日渐进入西南联大的历史情境,包括其日常生活、政治激情、文学课堂以及学术环境等。这其中,一对师生,沈从文和汪曾祺,给我们提供了联大文学教育的精彩场景。

汪先生追忆西南联大的三篇文章,第一篇《泡茶馆》,第二篇《西南联大中文系》,第三篇《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都是妙文。“泡茶馆”是当时自由自在的大学生活的象征,在那个特定状态下,泡茶馆给了学生们阅读、思考、讨论、创作的自由,文章最后一段说,泡茶馆对西南联大的学生来说,第一,养其浩然之气;第二,茶馆出人才,不是穷泡,不是瞎聊,茶馆里照样读书;第三,在茶馆里可以接触社会,让你对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生活发生兴趣。《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是为北大80周年校庆而作。老北大和西南联大是一脉相承,汪曾祺写文章时,特别强调联大老师讲课从来没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

沈从文是汪曾祺的老师,在当年的西南联大,属于不太被重视的“年轻教师”。我特别感慨的是,沈从文先生把他对小说的感觉,对文学的想象,带到当时中国的最高学府中来。1940年8月3日,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作了一个演讲,题目叫《小说作者和读者》,我关注的是下面这段话:“好作家固然稀少,好读者也极为难得!这因为同样都要生命有个深度,与平常动物不同一点。这个生命深度,跟通常所谓‘学问’的积累无关,与通常所谓‘事业’成就也无关。”文学博士或文学教授,不仅不见得就一定能写出好文章,且未必能够欣赏好的文学作品。大学里设有中文系、外文系,很多人专攻“文学”,但这不表示好作品的读者增加,也不见得就有助于对作品理解的深入。这是一个文学教授的话,当然,他是一个另类,是一个有丰富生活体验的作家。

这个作家,除了讲自己最拿手的小说,在西南联大时期,他还教散文。那是一门叫“文学习作”的课程,第一次讲徐志摩的散文,第二次讲如何从鲁迅、周作人的作品学习“抒情”。讲鲁迅没问题,讲周作人就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了。因为,1940年,周作人早已在北平投敌,当了汉奸,重庆的抗战文艺界也已经严厉声讨过了。但在昆明,沈从文居然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大讲周作人的散文如何如何好。记得十多年前,北京大学开设“大学语文”课,刚讲了一个学期,就被人狠狠地告了一状,罪名是“褒扬汉奸”,因教材里选了周作人的文章。

汪曾祺说,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作家不是很多,但沈从文先生那样的教学,突然让你悟出来,不是作家能不能培养,也不是文学能不能教,而是怎样“教文学”才有效。作家沈从文,以其独特的教学方式,把“文学教育”的问题推到我们面前。

四、作为“箭垛”的大学

有这么个笑话:某同学到外地大学找朋友,朋友不在,隔壁的同学一听说是北大博士生,立刻把他赶出来,还说:你不说北大我还不生气,你一说北大,非让你马上离开这里不可。这故事弄得北大的留学生很紧张,不知道出门该如何应对,是否需要乔装打扮。我说,没那么严重,这笑话背后,是很多人对北大爱恨交加,故喜欢拿北大“开涮”。

这所在中国、在国际上都有很高知名度的大学,今天备受各种“道德诉求”以及“流言蜚语”的困扰。在我看来,这些批评,有的切中要害,有的则未必。

举个例子,最近媒体在炒北大科技园区建五星级酒店的事,主要批评中有这么两条:钱都用来建酒店,怎么支持“本科基础教育、维系学术的正源与本色”?其实,建酒店的钱,是科技园区自己筹集来的,是一种企业投资行为,根本不可能转而用来支持本科教学。有趣的是,在校园附近建酒店,好多大学都有类似的举措,而且开业在先,未见纷争。为何轮到北大,就引起这么大的风波?背后的原因是,公众不满中国大学近年来的表现:学术水平没有多少提升,而校园建筑却越来越富丽堂皇。正是这一点,使得很多人对大学“有气”,于是,只好拿北大“说事”。一些对北大的批评,也许不够准确,但背后的问题意识,却具普遍性。

记得上世纪二十年代,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北大声誉如日中天,胡适说过:“暴得大名,不祥。”一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将北大视为“精神乐土”、“文化圣地”,绝不允许北大“堕落”。这种“决绝”的姿态,让北大人感动,也让北大人为难。承受这么多的“关爱”,其实是很累、很累的。就好像李清照的词:“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现实生活中,北大不可能如此“纯粹”,也有很多“杂质”,那些激烈批评北大的人,很可能是“爱之深故责之切”。

记得胡适在《〈三侠五义〉序》中,有关于母题演变的一段话:“传说的生长,就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初只有一个简单的故事作个中心的‘母题’(motif),你添一枝,他添一叶,便像个样子了。”此类“传说生长史”,既落实为古人把一切罪恶都堆到桀、纣身上,而把一切美德赋予尧、舜;又体现在不同时代的读者都喜欢为感兴趣的故事添枝加叶。这“箭垛式人物”的建立,甚至牵涉到地点。广东人就很不服气,谁都知道“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有几人晓得包公在肇庆任端州府尹三年,到底做了哪些事?

谈大学也一样,喜欢拿“北大”当靶子,这一趋势早就形成。对于诸多谈论北大的文章,我的总体评价是:北大没像表扬的人说的那么好,也没像批评的人说的那么差。媒体上诸多“北大论”,你不妨将其作为理解中国大学困境及出路的思考。这样想,不管你喜不喜欢北大,读这些文章时,心态都会平和多了。

五、作为“景观”的大学

将英国的剑桥大学作为“旅游景观”来论述,不是蔑视其悠久传统与辉煌学术,而是突出其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形象。而这,与著名诗人徐志摩有直接的联系。

徐志摩写康桥的诗文,主要是《康桥,再会吧》、《我所知道的康桥》和《再别康桥》。假定你去剑桥大学,不管是念书还是旅游,你读《再别康桥》,几乎没有任何信息量,因为你不知道剑桥有多少学院,图书馆在哪儿,课程设计如何,该怎样利用或欣赏这所著名大学的学术资源。这些有用的信息,《我所知道的康桥》里有一点,但也远远不够。请大家注意,徐志摩原本在美国念书,后转伦敦大学。1921年开始写诗,并进入剑桥皇家学院当特别生。什么叫“特别生”,就是只注册,没学籍,也不用考试。1922年回国,徐写了一首新诗———《康桥,再会吧》。1925年欧游,徐志摩写散文《我所知道的康桥》;1928年重返校园,便有了那首声名远扬的《再别康桥》了。“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如此诗句,不知迷倒了多少有浪漫情怀的读书人。可作为“旅行指南”,只讲“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实在不合适。这样读书当然很惬意,但不一定非在剑桥不可。作为诗人,徐志摩敏感到康桥自然的美,但忽视了大学的主要功能是获取知识。在剑桥呆了一年半,诗人偶尔也会上上图书馆,或去教室听听课;但因为是特别生,没有考试等压力,也未能真切体会这所大学严肃认真乃至刻苦古板的一面。

因此,我请大家读另一篇文章,那就是萧乾写的《负笈剑桥》。这文章是作者毕业四十年后,重回剑桥时写的。文中抒情笔墨不多,夹叙夹议,在追忆自家留学生涯的同时,着意介绍这所大学的历史、建制、风景、学术特点以及学生的课外活动等。没有照抄旅游指南或大学简史,而是在叙述自家经历或表达感想时,不失时机地穿插相关资料。对于渴望了解剑桥大学风貌的读者来说,《负笈剑桥》虽没有徐文洒脱,却比徐文更有用。毕竟是在图书馆里泡了整两年,积极准备撰写关于意识流小说的硕士论文,所以,萧乾对剑桥大学教学及科研方面的了解,明显在徐志摩之上。徐志摩给我们描摹的,是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剑桥,那当然是剑桥,但不是剑桥的全部。萧乾则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剑桥,即这所大学理智和冷静的一面。刚说过在野外散步,很舒适,话锋一转,便是:剑桥还有另外一面,而且是它主要的一面,那就是对真理的刻苦追求。

拜读过不少关于剑桥的书,我得出一个结论: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最值得推荐的,还是徐志摩和萧乾的诗文。因为,一个是充满激情的少年情怀,一个则是回首往事的睿智长者,两者不可偏废。有了少年情怀还不够,还必须有中年的沧桑与理性,才能真正理解古老的剑桥大学。

六、作为“文物”的大学

我关注大学里的“老房子”,主要立足于教育史,而不是建筑史。说白了,一半是因为好玩,一半是因为学问。借助此等文化遗存,思接千古,浮想联翩,这样的“文人习气”,跟建筑学家的专业眼光,明显不在一个层面上。

大学校园里的老房子,本身就是刻在墙上的大学史。专家们在解释为何将大学校园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往往强调其建筑风格如何兼容中西,教室礼堂等室内空间如何紧凑合理,还有园林布局如何与自然地貌配合默契,我则认为,首先是“重要史迹”,而后才是“代表性建筑”。校园里的老建筑,早就成为“大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仍在使用的老房子,是活的文物,让后来者体会到什么叫“历史”,什么叫“文化”,什么叫“薪火相传”。只是随着大学扩招以及校园置换计划的落实,新一代大学生大都已经或即将转入整齐划一、焕然一新的“大学城”,再也体会不到往日校园里那种新旧并置、异彩纷呈、浸润着历史感与书卷气的特殊韵味。

近年谈大学精神,很多人标举梅贻琦1931年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时的《就职演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话是从孟子对齐宣王说的“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略加变化而来的。一定要在“大楼”与“大师”之间做选择,我当然只能站在梅校长一边。可这么说,不等于完全漠视作为物质形态的“大楼”。实际上,矗立于校园里的各式建筑,无论高低雅俗,均镌刻着这所大学所曾经的风雨历程,是导引我们进入历史的最佳地图。这倒让我想起汪曾祺1986年写的《香港的高楼和北京的大树》:“‘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然而没有乔木,是不成其故国的。……至少在明朝的时候,北京的大树就有了名了。北京有大树,北京才成其为北京。”请允许我套用———没有饱经沧桑的“老房子”,是不成其为历史悠久的著名大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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