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 西北政法大学主页 今天是:
西北刑事法律网 >> 传道授业 >> 声音与言论 >> 正文内容
邱震海:政府退出市场乃中国改革关键
作者:邱震海 来源:凤凰卫视 发布时间:2012年10月12日 点击数:

核心提示: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的改革问题,本期评论员邱震海认为,改革共建之所以困难重重,最主要的原因是政府介入市场。政府介入市场后滋生腐败,权力过大,导致民营企业和社会力量萎缩。如果政府放权,就应该放权给民间团体;此外他还分析,中国转型归根到底是执政党的转型,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社会改革没有执政党本身的转型是做不到的。

   

凤凰卫视10月11日《时事开讲》,以下为文字实录:

鲁韬:紧贴时事,现在开讲,我是鲁韬。

最近中国内地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讲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从根本上说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归根结底是源于经济改制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滞后,行政权力变本加厉的压制和干预民间正常的经济活动,造成广泛的寻租活动的结果。他这种观点,到底有没有道理呢,我们今天请来了时事评论员邱震海先生一起来谈一谈这个话题。

邱先生,似乎有一些跟这个话相呼应的,我们注意到中国政府网10号公布了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其中尤其引起外界和媒体关注的有一个所谓凡是公民能够自主决定的,政府都要退出这样一个说法,您是怎么看的?

政府退出市场:当今中国改革关键

邱震海:我觉得这个可能有几个来龙去脉,比较短的,比较最近的一个来龙去脉就是大概是一个多月之前,温家宝主持了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确定了国务院有多少行政审批要取消,然后允许广东省在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方面先行先试。整个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新闻的表达好像很专业,一般的媒体或者一般的民众根本没引起什么关注,但是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如果说我们结合对整个中国改革目前进入了,用中国一些领导人所说的话,进入深水区,所以我们的改革共建难起来,最主要的就是政府介入市场,由于政府介入市场之后,我们知道它自然后面会导致几个问题,一个是政府权力过大,政府权力过大自然会导致腐败的产生,然后腐败产生,权力过大之后,它自然会导致对民营企业的这些萎缩,对社会力量的一些萎缩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会产生了。当然这个政府权力过大,政府高度介入市场,应该说在过去20年,市场经济当中的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成功的另外一方面副作用。

因为我们知道过去20年整个中国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模式就是政治上的高度稳定,然后在政府高度介入之下,强力推动之下的经济的快速成长,这个应该说是东亚经济的一个模式,我们知道过去四小龙都是这样的,亚洲四小龙,但这个是东亚经济模式当中的一个早期阶段,他到了一定时候,他都面临着在巨大成绩的同时,伴随着巨大的一个问题,都需要一个转型的过程。

所以坦率的讲,在中国在过去20年市场经济有政府强力推动的情况下,现在巨大的成绩产生的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问题,现在也面临一个转型,只不过我们现在这个转型向何处去的问题。当然我们可以暂时不转,但暂时不转你拖不是问题,因为腐败的问题大量的产生,政府国有力量的高度的增长,导致民营力量的高度的萎缩以及社会力量的高度萎缩,与此同时就造成收入分配机制的不公,人民幸福指数的下降,社会矛盾的激化和尖锐等等。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找一个源头,所以以前我记得我们在这里曾经讲过,我觉得中国现在问题不是要把它政治化,而是要把一个政治问题专业化,我们看看在转型的专业问题上出了什么问题。其实现在很多问题我们根本不需要左派、右派,回购到问题的本质,问题的本质源头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政府高度介入市场,当然政府高度介入市场听上去很虚,你再去找源头,就是政府手里拥有的行政审批权利过多乃至过大。

很多经济项目政府原理不应该拥有过大的审批权利或者是根本不应该有这些权利,那么政府应该放掉,当然在现在政府已经高度介入的情况下,你就很难放,因为一放就会有危险。第一你放给谁,你怎么放,放了以后会不会乱,所有这些都是问题,所以当问题结果没有研究清楚的时候,往往又导致政府权利难以放,所以在这么一种背景之下,刚才之所以说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广东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先行先试,为什么批准广东呢?因为广东在过去几年时间里面,在广东省佛山市底下的某一个区叫顺德区做了一个试验,就是在进行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

我今年三月份也到那儿做过一个考察,我在我的《震海听风录》节目当中也做了两期的,把专家,当地的人士、干部、群众拉到一起做了一个专题讨论。比如说他们里面就整个这个区,比如说有1600多项行政审批制度,哪些是应该放掉的,是政府越位所造成的,哪些是政府应该运用手里的,包括说政府要放权的时候,也不是说政府所有的权都要放,政府应该拥有一个监管的权利,拥有一个游戏规则制定的权利和监管的权利,但是政府如果样样事情抓在手里的话,自然造成在你的经济项目的入口有寻租的空间,当然在经济项目的出口,你监管方面政府依然应该拥有。同时如果政府放权放给谁,应该放给那些民间团体,就是现在国务院这次颁布的第九项决定当中所说放给民间团体,这些法定的民间团体,当然也要非常注意的是这些民间团体,我们知道中国永远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果说我是一个处长或者局长,我知道有一个新的项目要出台的话,我马上让我的弟弟或者让我的小舅子马上去成立一个民间公司,或者民营的一个法定的团体,使腐败由体制内转化为体制外,这也是要注意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在这么一种要去试验,怎么样政府放权给社会团体,社会团体是经过法定的一个认证资格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次国务院取消第六批调整行政项目审批制度所谓的决定,我觉得是有意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长期的话,我觉得是继续向前推进可能会有一些效果。

鲁韬:实际上这里也有一些关于政府角色和政府目前执政困境的问题,您比如说一直在西方也有大政府和小政府这样的争论,同时还有目前由于政府权力过大导致的种种的一些腐败或者寻租的现象,也使得执政的政府的形象受到了影响。另外可能还有一层大的背景,就是目前中国的经济甚至说改革的动力好像正在丧失,是不是这样的?

邱震海:所以现在改革的动力丧失它有几个源头,一个当然比如说经济本身,微观经济上遇到的问题,比如说今年下半年的中国经济,以及未来两到三年,我记得前几个星期我在这里也讲过,中国经济可能会慢慢的放缓,这个如何解决。

另外就是由于政府跟市场,政府跟经济高度介入之下,所以导致了这种,用我的话来说,是市场经济在转型过程当中出现了偏差,就是以前我一直讲中国现在有三大转型,一个是我们正在从一个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在工业形态上转,可能未来三四十年中国的城市化绿,中国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城市能不能消化他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二大转型就是经济形态上,非常迅速的,过去20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在转,转的很快,但是转的很不彻底,这里面最主要的就是政府高度介入市场。在过去20年,没有中国政府,中国的各级政府介入市场,中国市场经济不可能这么快推进,但是现在和未来如果继续有政府高度介入市场,中国的市场经济一定会出巨大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偏差。

第三个,在社会形态上也在转型,就是过去有个高度(视频卡),现在正在随着老百姓权利的多元化,权利的博弈,权利意识的上升,所以正在不断的向一个公民社会,或者向一个权利型的社会在非常迅速的转型,这三大转型是环环紧扣的,缺一不可的。但是由于某些源头上我们没有抓准,所以很多时候出了一些偏差,所以我认为现在如果我们在源头上去削减政府的审批权利,这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

鲁韬:是,经济改革有可能没有完全到位,另外一个相关的问题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也可能有相对的滞后,我们休息一下,回头把焦点转向这么一个话题,稍候回来。

鲁韬: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开讲。最近一位内地的军方背景的学者发表了一篇文章,叫新政治观创新点与突破口,应该说还是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一个比较充分的关注,这位名叫公方彬的学者他的主要的研究方向一直是所谓的核心价值观,现在似乎在这个基础上转向了新政治观的研究。有关他的这篇文章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又阐述了主要哪些观点,我们继续的和邱震海先生来讨论。

邱先生,能不能给我们稍微简短的介绍一下,他这篇文章到底有一些怎样的观点,尤其是在政改方面。

执政党转型:中国另一个改革目标

邱震海:对,这位学者以前大家了解不多,到现在也有了解不多,但是这次比较引起我关注的一个现象就是这个文章在人民论坛,应该说这是中国一个官方的杂志,之前大家也所知不多,但是发表之后,在全国各大网站上都在首推,用比较强的力度,包括我们的凤凰网首推,人民网都在进行首推。所以自然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当然后面的背景我们也不得而知,我们也不便做很多的解读和揣摩,但至少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各大从官方到民间主流网站都在进行一个推出,所以引起大家很强烈的关注。

当然这个在里面很多的媒体,有些媒体把他的观点解析或者抽象成过去的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不愿意改,不是不敢改,而是源于我们的理论研究不足,所以很多网站是用这么一个标题。当然这个观点假如说大家没有仔细的去解读的话,可能会引起一些误解,但是他所说的意思就是由于我们在很多的党建理论上,由于在很多政治理论上,我们没有研究透,我们未来向哪个方向转,所以我们比如说经济改革你改了有点偏差可以转回来,政治改革你改了偏差就很难再转回来,那就是一个方向问题,所以在理论研究还没有到位的情况下,可能暂时先慢一步改。

所以从理论研究不足这个问题上我是同意的,因为过去我也曾经有过观点,我说今天的中国,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我说今天的中国要认认真真的研究转型的深层逻辑。就是我们转型有些深层的,就是中国的转型到底向什么地方转。比如说1979年开始改革开放,1992点开始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它是一个开弓没有回头箭,他是一条不归之路,但你往那个方向去转,市场经济过去相当程度我们以为只是市场,只是经济,但是现在我们发现市场和经济,市场经济不光是市场和经济,它有它配套的,它有它的社会层面,它有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包括它有一个法制的关系,就是我称之为四维一体的一个关系。

所有这些问题如果没有研究清楚的话,在经济领域里面,市场经济转型刚才我们说的也会出现很多偏差,比如说政府高度介入市场。刚才我说了三大转型,一个是经济转型,一个是社会转型,一个是工业形态转型,你工业形态转型跟经济形态转型自然会带来社会形态的转型。所以在社会形态转型的同时,也会带来政治很多方式的转型,在这一方面当理论研究不足的话,就会产生很多纷扰,产生十字路口的很多焦虑。

所以这个文章他提出了理论研究不足我认为是有一定道理的。

鲁韬:那他的核心观点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邱震海:他的核心观点我们来看一下,他就认为由于今天中国很多问题发生的变化,很多执政的方式,执政的环境发生了变化,所以我们就要寻找一种新的政治观,以及在新的政治观之间的,覆盖之下的很多具体的很多我们未来要转型的方向。所以我们有几个观点,我们总结了一下,我们请导播出一下。

比如说他有一个观点是这样说的,他说冷战结束之后,鲜明而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已经不再了,强化信仰的环境因素已经消除了,坚守信仰变的困难了,这就是冷战结束对我们的挑战大于西方的缘由,也是建设新政治观的重要推手和动因。

换句话说,我理解就是在新的环境之下,过去狭隘的这种政治观可能已经很难适应一方面在国际环境,复杂的国际环境,同时也在复杂的内部的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环境之下的一种转变。下面还有一张,我们请导播出一下。

他后面是说,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价值体系发生重大改变的情况来看,革命与执政的差异很大,革命他讲的是暴力,执政强调的是平衡与妥协,革命采取的是揭示乃至激化解决矛盾,而执政是消除矛盾、弥合分歧,革命时他强调的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而执政是强调的是阶层之间可以实现和谐。

如果从第一句话我来解读,其实我们记得10年之前,就是第三代领导人行将结束他的执政期的时候,当时其他三个代表,当时也提出了执政党的转型,当时提出了执政党要从过去的一个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当然没有提全民执政党,而是提了执政党,就是所谓的执政方式发生了转变。

一晃十年过去了,这个十年中国的市场经济又取得了高速的发展,在市场经济取得高速发展过程当中,刚才第一部分说,我们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也累积了很多矛盾,这些矛盾坦率的讲不是政治问题,他都是我们在转型的专业层面上,就像外科手术一样,这个手术刀下刀的时候可能有些偏差,是个转型专业的问题。到现在十年之后,当社会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重新回过来看,原来很多东西是我们的,用我的话来说,病理上可能我们没有去研究透。

当你的病理要把它研究透之后,你自然需要开出药房,需要研究他的药理,需要药房,所以这位学者后来又提出了其他的一些观点,未来如何转型,我们再请导播出一下。

他后面还有一个,说要从民众独立思考和求异思维的能力大大增强、网络为表达民意提供更加充分空间的情况看,这也需要解读政治,重新解读政治,以获得支持,这是我们现在客观环境发生变化,包括最近十年,新媒体、网络支撑民意发生了很多变化,使政治,使我们的管理,使我们的执政带来了很多新的挑战。

最后如何转型这位学者提出来五个方向,第一个,我们要重新解读政治信仰。第二是要确立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第三是要建立执政党的政治伦理。第四要设立新政治观之下的体制制度,第五要形成与政治观相一致的话语体系。我在这里我重点解读一下第一个和第三个。第一个重新解读政治信仰,他的文章里面说人呢一般社会当中有三种状态,一种是政治信仰,一种是宗教信仰,还有一种人是只求公立而没有精神追求者的。所以当我们强调政治信仰的时候,并不是对共产主义信仰的推翻,而是顺应政治变化和政治文明所做的一种重新的解读。

第三个他强调执政党的政治伦理,他就讲到政治伦理和道德它有一种特点,都属于柔性约束,依靠的是人一种内心深处的道德法则,而伦理规则一旦被公众所接受,就会变成一种评判的标准,所以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就要求执政党的政治伦理更多的应该让权力在阳光下应荀等等等等,这就是我们所提出的对领导干部的一些执政上的要求。后面我自己还有一些我个人的观点。

鲁韬:不妨您谈一谈关于执政党如何转型这方面。

邱震海:刚才我也很同意这位学者的观点,我认为确实我们今天中国内政外交遇到了很多问题,就是形势比人强,形势的发展已经远远的高于我们的认知水平,高于我们的研究程度了,关键问题现在中国有经济转型、社会转型,很多的转型,工业形态的转型,我认为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型,可能现在我们谈这个问题还有点早,就是执政党的转型。坦率的讲执政党的转型在过去十年刚才我说了,我们已经提出来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未来要继续推进这个转变,因为如果说不继续推进这个转变,我们会发现中国转型的许许多多问题,归根到最后一点,是执政党的转型,到目前为止似乎我们是强调经济形式的转型,经济改革、政治改革、社会改革,现在我们发现我们的源头在于政府高度介入市场,但是你不要忘了,市场经济它最后用我的解读来说,他除了市场跟政府的关系,除了我们要培育一个社会,最后是需要一个独立的法制,而我们一旦需要法制的时候,我们就会遇到法跟党之间的关系,党跟政府之间的关系,党政法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个如果没有执政党本身的转型是做不到的。

所以最后我比较简单的来阐明我的观点,我认为现在的执政党他的执政基础性发生变化。过去我们的人民大多数都是无产阶级,所以在我们依靠无产阶级,没有自己所有财产的无产阶级,用急风暴雨式的暴力的手法夺取政权,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我们依靠大部分都是没有私有财产的人民,无产阶级用革命的手法,用斗争的手法来维持执政党的统治,现在我们坦率的讲我们已经发现绝大部分的人民都是有产者,在城市里很难找出几个没有自己私有财产的,当绝大部分人民都是有产者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而一旦有利益他就会形成利益团体,一旦有利益他利益就需要博弈,就是多元化。

你作为一个农民工跟我公务员的利益自然是不同,我们就要博弈,博弈就需要一个平台,博弈就需要游戏规则,博弈就需要讲妥协而不是讲斗争,博弈需要透明而不是秘密,博弈需要一个游戏规则,游戏规则最终就是法制。所有的这些你的执政基础发生变化了,自然会导致许多的方式就会发生变化,所以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如果说执政党他没有一个最终的转型的话,其实最后还是会遇到一定的问题,所以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当然现在执政转型可能还言之过早,但我觉得当我们谈无论是经济转型、社会转型乃至政治转型,最后一个是党的转型。

鲁韬:所以从您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再看这篇文章,至少无论它的观点怎么样,至少发表的背景应该说是非常的及时。

邱震海:在中国改革这么一个关键的时刻,也是未来中国要走向哪里一个关键的时刻,可以引起我们大家一些共同的思索。

鲁韬:好的,谢谢您的分析,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头把焦点转向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有关深港共治,我们有哪些启示和经验,稍候回来。

鲁韬: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开讲。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了,在这30多年中,到底中国特色的改革的道路和西式的资本主义能否合作和融合呢?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部分从一条界河,也就是把深圳和香港分割开的深圳河故事来说起,我们继续和邱震海先生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您刚才提到深圳河三十年,实际上是一个深港合作同时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摸索、磨合的一个过程。

深圳河30年:深港共同治理的启示

邱震海:很有意思,我们知道在香港和深圳之间有一条河叫深圳河,我们每天跨越,每个礼拜我们要跨越的就是这条河,那么这条河在过去港英时代,它也是分隔香港和深圳之间的,但这条河它有一个特点就是经常会洪水泛滥,那么在洪水泛滥的过程当中,在1981年的时候,当时香港的总督麦理浩在1981年12月份的时候就访问深圳,我们注意,那个时候的深圳特区刚刚成立才两年不到,改革开放也才三年,1982是个什么时候呢?1982年香港基本法都没有产生,香港的过渡期也还没有产生,离香港回归还有15年的时间,当时已经是深港两地的人们就已经决定我们要共同治理这条连接我们共同的河流。这个当然是为了共同的一种命运,共同的一种生活环境要改善。

所以我们请导播出一个图,当时的洪水泛滥是什么样的,在1982年的时候,如果有洪水泛滥,我们现在的罗湖口岸,我们的福田口岸,福田大酒店全部是一片沼泽地。

鲁韬:是,明显看出水的水位。

邱震海:就像威尼斯,基本上洪水泛滥就像威尼斯,那么这个当时对于深圳这么一个刚刚开发的特区来说,这是一个很致命的事情,对于香港当然也是很不利的。我们下一张照片看看,在1981年12月份的时候,当时的麦理浩,我们知道麦理浩,香港的廉政公署就是他成立的,在党政十年很了不起的一个人,他当时在1981年12月的时候当时是访问深圳,当时深港两地确定了要搞这么一个东西。

从1982年开始到今天,整整30年了,就是深港共同治理,他经过13年的谈判,然后从1995年开始第一期,后面又有三期,现在还没有结束,从明年开始,2013年到2017年还有第四期,所以我们看看还有一张照片是现在正在治理过程当中的,在过去治理过程当中的深圳河,最后一张照片我们是看到到目前为止经过三期已经整理好的深圳河,所以我们大家出入罗湖口岸、福田口岸,如果在福田大酒店周围走的话,完全不用担心有什么沼泽地。

鲁韬:对。

邱震海:到了2017年的时候第四期也要最后治理完,2017年是个什么时候呢?就是深港共同治理深圳河35周年,是香港回归20周年的时候,这条河全部治理完毕。

鲁韬:您想通过这么一个例子,想传递出一个怎样的信息?

邱震海:核心信息的,就是它是一个首先在1982年的时候,这是香港跟中国内地官方合作的第一个项目,而且它在当时无论从语言、从文化、从这种思维和行为模式完全不同的两方面人的一种磨合,而且这个磨合里面非常艰难,但最后取得了成功,它是为了一种共同的生活环境,一种生活的目标。我想说的是,它是一个典范同时也是一个范例,他未来必将为香港跟中国内地许多其他的合作项目树立一个范例,而且如果从政治的含义上来说,它有一国两制之下,两种不同体制的人们,互相求同存异,互相进行磨合的这么一种很好的典范,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其实还是很有意思。

鲁韬:好的,谢谢您今天的分析和点评,也谢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上一篇:夏学銮:“国之四维”论的当今价值 下一篇:要做到实事求是最难
感动 同情 无聊 愤怒 搞笑 难过 高兴 路过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 联系站长 | 友情链接 | 版权申明 | 网站公告 | 网站管理 |

版权所有 :西北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 技术支持:网宣办
联系电话:029-85385739 电子信箱:shs710063@163.com xbzfxsfzx@163.com
地址:西安市长安南路300号 邮编:710063(雁塔校区研究生综合楼4层)
陕ICP备0500020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