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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如何产生的
作者:汪朝光    文章来源:东方法眼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6/12/4       ★★★

中国人自身早些时候没有这概念,因为我们自认为大中华,是天下的中心。近代以来中国人忽然意识到他们(西方人)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西方人来了之后,受到刺激产生了中国的民族主义。

中国在辛亥革命后,有没有可能模仿英国的虚君制?与同辈的政治人物相比,孙中山的杰出之处究竟在哪里?在中国近代史上,民族主义怎么发挥着作用?今年是孙中山诞辰150周年,近日,《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上下)座谈会举行,凤凰评论《高见》就上述问题对话黄克武、汪朝光、王奇生。

访谈嘉宾:

黄克武  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汪朝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副所长

王奇生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长江学者

凤凰评论《高见》访谈员:张弘(凤凰网主笔)

清末没有虚君立宪的土壤

凤凰评论《高见》:按照以往习惯的说法,中国人学西方是先从器物层面开始的,然后再进入到制度层面。但是前一段我听秦晖老师讲,中国的那些士大夫对西方的认识,最早就是从制度开始的。比如郭嵩焘,甚至包括刘锡鸿,留欧的时候,刘锡鸿自己在日记里面都说英国的制度好,当然他在朝堂说的又是另外一码事,中国驻美的副使容闳,也很推崇美国自由民主的制度。郭嵩焘等人用儒家的话语来评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认为这就是我们理想的三代之治。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黄克武:秦老师讲的的确有一定的道理。器物、制度到文化三个层面向西方学习,其实应该是在梁启超那个时候就开始提倡这个观念,它是一种特殊的历史视野。但这个特殊的历史视野,是从官方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方向来讲,因为洋务运动最早还是在第一个层面,学的重点是船坚炮利——虽然洋务运动时期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认识西方的制度。其实我的文章也特别讲到,在辛亥革命前的六七十年,知识分子已经开始介绍西方的制度。过去喜欢从从器物到制度到文化的脉络来讲,是抓住时代大的方向,如果细究的话,历史变化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汪朝光:我理解这一脉络是两个意思,也不能把它固化,一定截然两分,其实它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凤凰评论《高见》:有学者认为,辛亥革命之后,如果不是马上建立共和国,先建立一个虚君共和的制度,可能对中国来说是非常合适的。但是也有反对者认为,中国是因为君主有权力,掌握了军队,掌握了法律,也掌握了臣民的生死,大家才尊重皇权。如果辛亥革命后推一个虚君上去的话,可能大家都不大会尊重那个虚君,当然这是一个假设。那么,当时的中国,建立像英国那种虚君立宪制度的可能性,是否存在? 

黄克武:其实晚清的立宪派有一套想法,他们希望从君主专制到开明专制,经过开明专制然后再立宪共和,这基本上是走英国的路。他们觉得不要一步就走向共和,中间多几个阶段。问题就是这个假设,或者立宪派这个主张,在历史上没有实现,这当然牵涉到余英时先生讲的中国近代历史激进化,由于激进化,所以才采取了辛亥革命的路子。

王奇生:在辛亥革命二十周年和三十周年的时候,胡适做过两次纪念辛亥革命的讲话,两个讲话尽管相差十年,但是意思基本一致。他说中国的皇帝跟日本的天皇比较,日本天皇能够延续下来,而中国为什么要把皇帝推翻,把帝制颠覆?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日本天皇之前是一个虚君,一千余年中,日本天皇没有实权,也无权可以为恶,而握有实权的幕府则成为万恶所归,故日本近代忧国之士要起来尊王倒幕。

中国则不然,帝制的罪恶是历史上最显明的事实,故革命起来不能不打倒帝制。后来袁世凯和张勋复辟帝制失败也是这个趋势的旁证。另一方面,清廷到了乾隆以下,已成了强驽之末,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满族的统治权全靠汉族新兴领袖的容忍,所以辛亥革命“排满”成功的意义,只是推倒一个久已不能自存的外族统治,辛亥革命成功之迅速,更可以证明时机的真正成熟。

汪朝光:其实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中国帝制经过两千年的时间已经高度发展。假设辛亥革命建立虚君共和体制,问题在于,作为皇帝本身,他能够虚吗?帝制在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已经比较凝固了,真的很难改变了。我觉得那个假设真的是假设,第一,皇帝可能自己不一定愿意虚;第二,整个社会环境也未必愿意保留虚君。如果继续保留帝制的话,可能皇帝还是想有实质的权力。

凤凰评论《高见》:如果当时是一个汉族政权,情况又会怎样?

王奇生:清朝如果是一个汉族的朝廷,问题肯定会有不同。辛亥革命的诉求,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反满”为核心的。不过,民族主义主要是一种革命的策略,民国建立以后革命党人迅速转换策略,强调五族共和,避免了国家分裂,民族分裂。近代以来,世界的所有老大帝国几乎都分裂了,只有中华帝国,除了外蒙古独立以外,基本上延续下来。

汪朝光:即便是汉族皇帝,中国以前改朝换代有的是,两三百年、三五百年总是要改一次,帝制发展高度固化了,君主的权力很难用一种观念,或者用一种其他方法让他虚化。

总体而言,中国的族群融合比较成功,虽然有民族主义的兴起,但是,在漫长的过程中,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种族仇杀。所以,应该感谢像梁启超这样一批人的贡献,在理论上,五族共和早就奠定了基础,尽管他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清王朝,但是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孙中山马上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立即接过当年梁启超提出的中华民族,从这个角度来看,革命派和立宪派,其实都在不同层面上做出了贡献。

黄克武:我们重新看辛亥革命的话,革命党那一条线是主轴,但是革命成功,改革派、立宪派其实贡献非常大,因为梁启超、杨度这些人,早就开始在提倡大民族主义,说孙中山小民族主义不行。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种族仇恨的动员性是一个关键性的角色,他们开始谈到满清入关的时候,嘉定三屠、扬州十日这些事情,重印黄宗羲的著作,把旧仇新恨全部翻出来,作为反满精神的动员。

就动员来说,革命党利用民族主义很成功。但是辛亥革命成功以后,马上就五族共和,这也是吸收了改革派的观点。事实上,辛亥革命在各地的成功,立宪派这些资政、咨议局的议长,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各地的议长都是在辛亥革命起来之后帮助推动了改朝换代。

民族主义是帝国入侵的产物

凤凰评论《高见》:革命党利用了民族主义,那么,你们怎么看民族主义?

王奇生:简单说,只要民族国家存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这样一种意识要完全消泯几乎是不可能的。近代以来,中国的遭遇又有其独特之处,那就是我们常说的帝国主义侵略,它是无形的压力。甲午以后,稍微有一点知识的中国人,最大的焦虑是中国会亡国,亡国的焦虑一直持续到1949年,甚至持续到20世纪末。由于亡国的焦虑很急迫,所以救亡的情绪也就很急躁、很激进,容不得慢慢来,也容不得循序渐进。

以国会为例。民国建立以后,开始大家认为只要国会一建立,那中国就有救了,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对国会的想像神圣化。但第一届国会刚运作几个月,大家就对国会迅速失望,因为国会成天吵架,其实国会吵架很正常,西方也是常态,但是我们容不得,大家就开始骂国会,把国会骂得一塌糊涂。认为国会在中国行不通,要另谋新的。其实政体、国体的新旧交替,没有三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是难以完善的,这个过程中间肯定会有问题,有曲折,这很正常。

汪朝光:我个人对民族主义一向持一种比较包容的态度,我一向主张,我们不能提倡狭隘的民族主义,但是理性的、包容的民族主义一定需要,而且一定客观存在。

日本有日本的民族主义,美国有美国的民族主义,我举一个切身经历。七八年前我去日本,在京都做了半年的客座研究员,期间我去东京开一个会,主题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日本的会很多时候是开放给社会大众去听的,当说到改革开放成功的时候,下面比较安静,但说到不足的时候,下面就极其活跃,纷纷提问,你们环境污染或者……其实这是一种日式民族主义。我第一次去美国,去曼哈顿坐渡轮,船上一批中学生演奏美国国歌,全船观众立即肃然起立,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国家的热爱,这也证明人家民族主义教育成功,或者爱国主义教育成功。说起来美国还是个移民国家,但是确实发展出了一种美国的国家意识。

中国本来是东亚文明的中心,后来忽然不是了,还面临各种各样具体的问题,民族主义的反弹,是自然的结果。抗战如果没有民族主义的支撑,真的打不下来。黄埔军校毕业出来,少将以上的军官较少投降日本,说他完全靠纪律的约束也不尽然,这跟他整个氛围他有关联。包括共产党方面也一样,也强调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所以,我们还是该用一种包容、理性的心态去看民族主义,它对中国这么一个超大的、多族群的国家,一定有它正面的意义。但是,要尽量克服它在表现形式,或者一些狭隘的方面。

黄克武:现代中国民族主义跟帝国主义侵略是相关的,也就是说,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结果,没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讲的是天下共主,没有这种自卑感。在帝国主义侵略之下,就产生了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非常情绪性的东西,基本上是一种情感,而不是理智。民族主义其实是近代中国发展的动力,但是要意识到民族主义太过感性,或者情感用事可能带来的危机,不能把它当万变不离其宗的根本,而应是待反省的对象。反日游行的时候,民众把日本的丰田车扳倒,其实就值得反省。

另外一点就是李泽厚讲的,救亡跟启蒙的关系。救亡跟民族主义情绪相关,但是救亡的过程中,怎么样去看待启蒙的一面,尤其是强调群体、国家的时候,怎么样去看待对个人的保障,这一点很关键。李泽厚后来讲说双重变奏,或者说救亡压倒启蒙,是强调在救亡的过程中,启蒙会受到压力,所以如何在追求群体理想的同时,注意到个性、个体的意义和重要性,也是谈到民族主义时要思考的地方。

王奇生:李泽厚讲救亡压倒启蒙,其实,启蒙本身也是救亡,或者是救亡的体现。近代以来,中国人做什么事,都要加上“救国”的名目,如教育救国,实业救国……救国是数代中国人的第一考虑,干什么都是为了救国。

汪朝光:严格说,中国人自身早些时候没有这概念,因为我们自认为大中华,是天下的中心。近代以来中国人忽然意识到他们(西方人)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西方人来了之后,受到刺激产生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所以,中国的民族主义跟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有直接影响。

两岸要在孙中山身上找共识

凤凰评论《高见》:今年是孙中山诞辰150周年,《两岸新编的中国近代史·民国卷》中,杨天宏的一章写得非常巧妙。比如,关于孙中山跟袁世凯两个人的权力争夺,孙中山自己当总统的时候他就要搞总统制,不赞成宋教仁的内阁制;等到他要把权力移交给袁世凯的时候,他和其他几个革命党人关起门来搞了一个《临时约法》,又要搞内阁制,因人立法。如果跳出旧的革命史观,从王奇生教授提倡的新革命史观或者是其他的角度来观察,那么对孙中山的观察,也应该有一个新的眼光。那么,到底该如何评价孙中山?

王奇生:台北党史馆的档案中,有一批民国初年汪精卫、吴稚晖、蔡元培等人的来往信件,里面披露了大量民初革命党人对孙中山的不同意见和不满情绪。1914年孙中山再起革命,重建中华革命党。过去学界早已注意到黄兴跟孙中山之间分歧非常大,其实这一时期革命党人之间的岐见与派系纷争,比学界既有认知更为多元、复杂和激烈。中华革命党内部也有很多人不认同孙中山的想法与做法,也不大尊敬孙中山,更没有把孙中山当神,一些人对孙中山有很多意见,当时他们心目中的孙中山形象,完全是多样化的。

革命党人内部有很多人看不起孙中山,孙中山自己又自负,他认为中国人都是无能之辈,革命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不听他的话。但是,这无损于孙中山作为一个伟人的事实。

汪朝光:孙中山一定不是完人,人无完人,但是他政治上被塑造出来的形象,跟我们学术研究不完全是一回事,政治家有政治家的塑造,学术研究有学术研究的路数。现在《袁世凯全集》已经出了,我们看一下孙袁两人的著作会发现,孙比袁高明。为什么这么说,对当下之观察,我们平民百姓也能做到,作为一个领袖人物,关键是对未来的引领。袁世凯所有著作,你看不出他有什么对未来的引领。平心而论,袁世凯也是一个改革家,他做了刑警改革,外务改革,内政改革等等。但是你去琢磨一下孙中山的建国大纲,民权初步、民生主义、建设规划,你会觉得他对中国有一套构想,也许他的构想有理想主义的一面,但是理想永远是照亮人类前进的一个光芒。至少我看《孙中山全集》和看《袁世凯全集》,我倾向于孙中山更能引领中国走向未来,而袁世凯呢?可能更能作为一个领导人来治具体之政。

现在一说历史出新,真的也出了很多新,颠覆或者改变了许多传统的看法,但传统的看法很多时候并不是一无是处,还真不能忽略传统看法的重要性。比如,革命派和保皇派之争,以前我们的书里写了很多,一定是褒革命党贬保皇派,然后又做了很多的矫正。但是根据最新史料看,真的有两派之争,而且保皇党购枪买炮要暗杀孙中山,这出乎很多史家的意料之外,证明他们的争执有时候很尖锐。

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80年代后史学界用了不少功夫来认定《何梅协定》不存在,它不是一个有法理意义的协定。但是事实上,日本人把《何梅协定》当成有法理意义的协定。为什么卢沟桥事变之后,中日之间很快爆发战争?一个重要原因是蒋介石让中央军回防河北。中国人看来完全没问题,但是蒋又想让外国来调停,结果日本把《何梅协定》出示给英国,英国觉得都订了这协定,这个调停还真是有问题,所以蒋在日记中大骂何应钦。事实证明,虽然中日双方对《何梅协定》看法不同,但在很多外国人看来,它是有效力的,使中国的处境极为被动。所以,传统看法固然有要被抛弃、被改变的一面,否则的话也都不会有新编近代史。但是有些传统的说法,如果仔细衡诸于史实,还是能站得住的,不一定非要把它弃之如敝屣。

黄克武:我上个月底刚好去南京,上了中山陵,在中山陵的时候我就听到一个导游在讲,中山陵从下面走到上面有392阶,这392阶是有用意的,3是三民主义,9是九州混一,2是国共和谈,这个解释很有意思。孙中山在台湾被尊为国父,大陆叫革命的先行者。就孙中山的神话来说,台湾绝对比大陆强多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写入《中华民国宪法》第一条。台湾在解严之后,有很多历史的反省,孙中山的神话也逐渐地破除,这个破除可以从好几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就是从立宪派的角度来看,如果不从革命党革命史观路线观察的话,孙中山就不是神化的一部分。

另外一方面,张朋园先生最近写的一本新书叫《从民权到威权》,写1924年之后的联俄容共的事情。他把孙中山思想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民权思想,它是三民主义里民权的部分,走英美议会政治那条路。1924年之后,因为革命不成,孙中山开始重新思索,受到德国民主社会党的影响,开始联俄容共,以党领政,以党建军,所以黄埔军校得以建立,这是另一部分。

孙中山思想这两个部分,恰恰是国共能够和谈的一个接榫点。国民党强调的是民权的部分,包括三个阶段,军政、训政、宪政的建国理论,而共产党这边强调是联俄容共之后三大政策。两岸和解,孙中山是很好的象征,包括这次孙中山诞辰150周年纪念,的确可以找到两岸历史解释的一种共同点,虽然强调的是孙中山思想的不同面向,但毕竟都围绕孙中山一个人。

文章录入:舒洪水    责任编辑:舒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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